其实，古董字画市场的繁荣，跟“官员礼品”也多少有点关系，据说，某些有相当层级而且以知识分子自命的官员，送钱送物甚至送女人已经不行了，得送古董送字画。一来二去，这个市场就被炒起来了。
专门的官员礼品市场，跟其他市场一样，也有大量的假货，*烟酒掺假自不消说，一不留神，送礼人或者被送的，就被人蒙了。好在眼下送烟送酒，多半醉翁之意不在烟酒，在乎的是里面的现金或者银行卡，只有这些假烟假酒送到专门收购这些玩意的杂货店，才能露馅。所谓的金书，有的其实也是假货，仅仅一层金箔而已，但一本书却卖上万元。某些特别有办法的人，制作的古典经典类大书，甚至被高级官员当作送给外国人的礼物，其实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别的不说，错别字就一堆。至于古董和字画，即便成了官员礼品，假的也特别多，反正送礼的和收礼的都一窍不通，正好便宜了骗子，众多贪官财产被没收的时候，稍微明白一点的人，发现他们收藏的字画和古董，都是明晃晃的西贝货。
官礼、官礼市场乃至官礼的假货市场，其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巨大的公关送礼需要。中国是礼仪之邦，请客送礼，人情往来，在所难免，但给官员送礼，多半具有特殊意义。
从古至今，涉及官员的送礼收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代名词，所有人都明白。但是，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也是古来的格言。极少数清官的洁身自好，挡不住滚滚而来的贪官以及不清的官发自内心地喜欢礼物。恰好，官员手里偏就有让人不得不送礼的由头——权力。都说权钱交易，其实不对，实际上是权力效用的出卖。卖效用，不等于卖印把子一次性消费，卖了一次还能卖，只要大权在握，不愁没有“官员礼品”滚滚而来，自然，官员礼品市场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商家从来都是绝顶聪明的，只要有商机，他们就会制造市场。
据报道，南京的有关部门，已经去查这家商行了，但查了商行，管不住官员爱礼送礼，还是关不了官员礼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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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伦理的禁忌
北京首位因维权被炒的工会主席唐晓东，终审败诉。（据《新京报》2008年12月22日）
眼见得这位工会主席的一系列遭遇，根子就在于替工人出头维权，各方博弈的结果，“出头的椽子先烂”，让惩罚落到了这位打了几年官司的人身上。
终审法院的判决，按道理也没有错，因为唐晓东的被开除，直接原因不是此前的维权，而是维权后复职的“严重失职”，但是为什么偏偏唐晓东在复职后不久就“严重失职”，企业有无涉嫌报复，说不清道不白。
对唐晓东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鉴于先前维权的经历，很可能不会有公司接纳他，收拾行李准备找工作的他，前程大为不妙。
公民维权之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单位层面上存在一种不成文的禁忌，那就是但凡“内部人”出头，照例会遭遇严酷的对待。假如有人自己遭遇不公平待遇，自己为自己维权，哪怕一哭二闹三上吊，单位的领导都可以理解，虽然多数情况也无法解决，但只要不闹得太大，多半不会遭到严重的打击报复，有时候，如果恰好成本不高，时机适当，加上领导心情不错，还可能真的给你解决了。
如果有外面的人插手维权，记者、律师、NGO组织什么的，领导也很头痛，但外面的人遏制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尽管头痛，也往往无可奈何。
一般来讲，单位领导最讨厌也最痛恨的是内部不相干的人出头说话，就像唐晓东这样，当年有些工人未签劳动合同，没给加班费，在企业领导看来，干卿底事，要你这个工会主席出头？而且还把事情闹到外面都知道，不仅让企业损失了钱，而且损失了面子。这种事，无论哪个单位、企业事业，领导都烦，烦透了。
单位有单位的伦理，这是一个研究企业文化的人都知道但却不能点破的事实。在所谓单位伦理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容忍害群之马。
所谓害群之马，不是指那些在业务上给单位造成巨大损害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贪污受贿、损公肥私之辈，一般专指那种替人出头、跟领导为难的人。在古代，作为亲民之官的县令，最痛恨的人就是替人打官司的“讼棍”，还有那些替民众说话的民间精英，或早或晚，都要找茬给收拾了，收拾不了，在他们看来，就是隐患。
一个工会主席，为自己的会员维权，看起来理所应当。但是，这种事情，在中国一向都行不大通，替工人维权，就等于站在了企业的对立面，企业自然不能容忍。这种事，如果私下里暗中交涉，也许企业还可以容许，但是像唐晓东这样公开发文，在企业看来，等于内部人反叛，因为尽管唐是工会主席，在企业看来，也是自己的员工。
虽然说，在理论上工会是为工人说话的组织，但落实在具体的单位里，每个工会都是单位领导的一个辅助组织，做点福利和娱乐活动还可以，帮助领导解决困难更好，但如果替内部员工维权，就大逆不道了。
说白了，单位是不大能够允许自己内部出现员工自己的组织的，那岂不等于出现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只要有人犯了此禁忌，那就等于是所有单位的领导的公敌，走遍天下，也别想有人会接纳他。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单位的“安定团结”，将任何来自下面的挑战，都消灭在萌芽里。单位里的个人维权，成不了气候，而别人帮忙又被严惩，因此，天下太平。
有人示威请愿，社会才正常
北京市指定奥运期间的*示威区域，规定想要*示威表达意见的人，可以申请在几个特定地点*示威。这些区域中，像日坛公园和紫竹院公园，都处于市区中心地带，有关部门表示，只要通过合法手续批准的**示威活动，都可以在这些地点进行。不像**示威法刚通过那阵，偶然有个*，还被安排到大老远的郊区去。
在任何社会，政府做得再好，公众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怨气，必须有个合法的发泄渠道，否则就会在地下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再爆发出来，所造成的破坏，是所有人都不乐意见到的。这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几乎每个事件，都照例有防堵压服的过程。更何况，现在已经是21世纪，*已经是世界的潮流，一味地防堵，不仅无效，而且后果严重。
事实上，即使在古代，那种完全协调一致的秩序，也只能出现在一定的时间段或者小范围内，而且往往是靠高压强力维持的。人有嘴，除了吃饭，就是要说话的，众口难调不只是讲烹调，而且也是说治国，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者即使做得再好，也一样有人说不好，因为不合他的口味。
人有话要讲，就得让他讲出来，靠高压，靠防堵，可以得逞于一时，时间一长，就有大麻烦。人是有理性的，只要允许人们自由讨论，那些不合情理的意见，不会有很多人去迎合。换言之，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要有杂音，没有任何杂音的地方，只有坟场。
但愿，北京这样的安排，在奥运开完之后，还能继续下去，成为一种常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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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王生病小鬼吃药
“两高”出台司法意见，说是对医生教师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回扣者，以商业贿赂罪论处。的确，是有不少的医生和教师，借职务之便，比如开特别药方，或者购买特别的教学用品，比如影响学生定购教辅材料，吃回扣，影响很坏，该整。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这两个行业吃回扣的人，大头绝非一般的教师和医生，而是若辈中有权有势者。医生至少是科主任，教师至少得是教研室主任或者年级组长，大学里至少得是院长、副院长，直接负责单位采购的单位首长才是某些商家主攻的对象。
说到底，无论拿大头的医官学官，吃小头揩油的医生和教师，能够这样肆无忌惮地吃贿赂，占学生和患者的便宜，最大的根源是结构性的。无庸讳言，我们现在的医院和学校，还是垄断性的，公立医院和学校占据了最大的医疗和教学资源，少量开放的民营成分，还仅仅限于拾遗补阙的位置，只能靠低端的特殊病治疗（很多都是蒙人的）和职业教育来维持。老百姓生了病，别无选择，只能去公立医院，由于医患之间信息的完全不对称，也只能听任医院摆布。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痼疾，固然有政府投入不够的原因，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政府加大了投入，医院也未必就会停止“以药养医”行为，因为毕竟这里面的利益足够大，而医院的垄断地位，就是可以方便地让药厂通过勾结院方乃至医生，结成联盟欺诈患者。同理，学生和家长，在学校里也处于不得不接受侵害的弱势地位，无论教师和学官怎么做，他们多数人的理性选择，都会让他们选择接受而非反抗，因为别无选择。尤其那些重点中学以及有点名气的公立大学，店大欺客，你不来有人来，你不来，只好选择出国，但出国受教育，绝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承担得了的。
中国教育和医疗界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事情出在产业化和市场化上，其实未必。现在这两个行业所谓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仅仅体现在收费上，关键的部分，根本没有放开，如果这也算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话，仅仅是一种官家垄断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谁都知道，这是一种最糟糕的状态，兼有市场和计划经济之恶，却没有两者的好处。
这样两个公益性很强的行业，我也不主张全行业市场化。在开放行业的同时，国家或者特定的慈善机构，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非营利性的医院和学校，维持一个平衡。就像民国时期的大学一样，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这样才能办好。
像这种揩油性的普遍犯罪，要想监管起来，难度很大，俗话说“法不责众”，因为责众则司法成本太高。作为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而非显露出来的表皮病状；作为司法机关，最应该着意治理的是这些行业违法犯罪的大头，这样才能杀一儆百。阎王生病，小鬼也病，但仅仅给小鬼吃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