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胡适书斋看见人头涌涌，都是在谈着被逼退让代表的事件。实在这件事情，不论讲法律，讲道德，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大家签了一张不公开的建议书，大意是说：退让代表，要照发证书，照发一切公费，自签退让文件，以平公愤。他们也叫我签了一个名，而且告诉我，这些退让代表到了南京之后，绝食已有四天，报纸虽曾发表，但语焉不详，只有一部分西报略有透露。所以在开幕第一天，一定要对这些绝食代表有所表示。胡适想到国大代表之中，有中医，有西医，也有护士，应该组织一个慰问团，去访问这些代表，为他们治病。希望我再约一位京沪中医同去，我就推荐了丁济万，胡适也同意了。
到了开幕那天，到场的代表两千多人，胡适担任临时主席，他态度镇定，说得一口纯正国语，处事层次井然，全场掌声如雷，当然他的声望也能震慑全场。这天蒋主席也出席，那时他也是代表之一，坐在第一行，接着上台演讲，会场的气氛，十分庄严隆重。
休息十分钟之后，便讨论正式主席团如何产生，顿时数十人举手要发言。胡适规定每人可以发言三分钟，依次登台各抒己见。不料意见纷纭，第一人发言，第二人就驳，第二人发言，第三人又驳，一时舌剑唇枪，纷乱到极。加上全场坐着的代表，合乎己意的拼命拍手，不合乎己意的嘘声大作，会场秩序为之大乱，而且要求延时讨论的条子，雪片般地送到秘书处。胡适一看情况不好，这时已到了下午五时的散会时间，于是他急中生智，就请于斌主教登台作紧急建议，说是“大光路国大代表招待所，有数十名退让代表绝食已久，我们应该派人去慰问一下”。此言一出，纷乱气氛就缓和下来，同时于主教宣读一张慰问代表名单，都是国大代表，由西医胡定安代表等三人、中医陈存仁等二人、护士代表华淑君等，即时前往慰问，于是胡适就乘机宣布散会，时已五时十分了。
我们一行代表坐了四辆汽车，飞驰大光路，那个地方荒僻得不得了，是在明故宫后面飞机场的旁边，那边的代表都是来自遥远省县，早已吃尽当光，衣衫褴褛，洪兰友先由汽车上搬下无数面包水果以及板鸭香肚等，原来绝食代表号称有一百几十人，实际只有八人留在南京，其余早已四散回乡了。他们纷纷诉说，他们都是依法选出的代表，所得选票极多，理已当选，不料党方坚决要他们退让，不合法不合理莫此为甚。于斌主教也表示愤怒，发言庄重，声若洪钟，各代表个个都泪下如雨。洪兰友便乘机每人致送饼干一盒，其实盒中就是公费。这些绝食代表，身体衰弱已极，于是就由中西医代表替他们检查诊视，胡适和于斌早退。三个人立刻输血，一个人打葡萄糖针，四个人只愿服中药。洪兰友托我要在夜间十时之前把八个人的病况给他一个报告，据说蒋主席等着要看。这八位代表的大名是杨翘新、连退庵、李化成、颜泽滋、周游、刘彬、黄谟、张敷。我仔细诊断完毕，写了一份诊断报告，交给洪兰友。后来这八个人，七人自行离去，一人疗养了较久。
胡适在第一天当大会主席的情况，十足表示他的才干，真是了不起！
孝顺父母 爱护妻儿
现在要讲其他问题了。早年《新青年》杂志出版后畅销各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一时全国上下为之骇然。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对这几篇文章，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大家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
但是胡适方二岁时，随同他的父亲胡铁花到台湾，四岁又跟了母亲回到安徽，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在厦门逝世，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直到他六十三岁重临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胡适这种行径，实在是一个孝子。
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所以这些文章都可以见到胡适对母亲也是很孝的。
他从小由母亲的安排，与江冬秀女士订了婚。在出洋之前，他母亲主张先结婚后出洋，但是那时节经济情况很差，胡适没有答应。到了美国，虽然爱上了一个姓陈的女学士，但是他不愿意违背母亲的叮咛，眼光光地看着这位陈女士嫁给他的朋友任先生。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作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胡适还说过“中国人的旧式结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名言。
至于胡适的长子祖望，由他一手栽培在美国当上了教授，待到胡适逝世，祖望特由美国赶到台湾亲视成殓。次子思杜，是一个不肯读书的孩子，虽然也留美多年，但一无成就。而且回到上海之后，狂嫖滥赌，很不争气，一直到现在还留在大陆。
胡适对待朋友的态度，一向好到极点，我只提齐如山与梅兰芳、齐白石三个人的事：
一、齐如山有一篇文章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二、他对梅兰芳相当爱护，梅氏出国演剧，预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适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都经胡适改正过的。
三、胡适对齐白石极端钦佩，曾经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一部《齐白石年谱》，这也可以表示他对艺术界的热忱。
书生报国 鞠躬尽瘁
一九五二年，胡适先到台湾去讲学，观察情况，次年仍然返美，直到一九五四年，才由美国回台，然后正式久居。他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词极为得体，料不到在接近散会时，心脏病猝发，就倒在地下，与世长辞！消息传到香港、我有好几天觉得不舒服。他的为人处世，不脱书生本色，他一生对学术的贡献，已尽了他最后一分钟的努力，可以算得是学术界的一位真正大伟人，在台湾有三十万人自动跟着送殡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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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江湖义气
民国十六年夏季，上海大疫。中西医大忙，好多医生都病倒了！南市广益善堂首席内科医生也病了，主任丁仲英老师命我即日接替代诊，每日约诊一百人，我因初临证，看得较慢。有一天到了下午四时，别的医生都已走了，我尚未将开方存底料理完毕。忽然有一彪形大汉来找医生看病，说是：“病人垂危，即刻要去出诊。”一面说一面就拉我走。那时我年少气壮，并无畏怯，登上他的汽车直驶道前街警察厅宿舍，见到一个病人高热昏沉、手足抽搐，真是危在旦夕！我诊视之下，断定是那时候最流行的伤寒症。我在丁老师门下已经学到了一套治理伤寒的方法，就不慌不忙地处方而回。
次日清晨，病人神志已清醒，热度亦减退，这样经过十余天，病人才告痊愈。原来这个彪形大汉，就是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韦钟秀，他给我一张名片，还说：“以后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每日下午六时到七时，总在四马路言茂源酒店，有一张固定的桌子，风雨无阻必到的。”
此后，我从未找过韦钟秀一次，倒是韦钟秀常来找我。因他常有需要动笔墨的事，就到对门我住的地方，那时我住西中和里丁仲英师家，即在言茂源对面弄内，找我去代他看信札、写便条之类，写得最多的，就是许多人向杜月笙先生拜师的门生帖。这类门生帖，有一定的款式，用的都是红纸，纸质极粗，毛笔写上去是不吸墨的；我就自作主张改用梅红笺，既柔软又好写，折叠三层，面上再加上一个红封套，前后共写过四十多份。有一天韦钟秀对我说：“你写的门生帖，杜先生很赞美，要不要几时陪你去见见他？”我说：“也好。”
晚间，我将此事禀告国学老师姚公鹤先生，并问杜氏是怎样的人物。姚师告我杜氏大约是一个粗鲁大汉，但对世故人情极为通达；我们读书人坏就坏在自认为清高，结果却成“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班人不要小看他没有学问，但可以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他对我说：“去也不妨，常常去见识见识，或有领悟世情之处。”
姚师是前清举人，国学深湛，当时文人，多数有烟霞癖，以“烟”会友，孟森（心史）、陈训慈（布雷）、潘公弼诸先生，都是姚宅常客。孟心史先生还从旁说：“应该去，看看看，杜先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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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见惯 亦觉平常
韦钟秀陪同我去见杜氏那天，恰好是端午节，我只拿了一本硬面贴报簿，簿上剪贴了三段有关杜氏的新闻，因为那时只有大家口头相传他的豪迈故事，报纸上却比较少提到他的大名。有之，只是这短小的三段新闻而已。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是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一无特异之处。
他见到我之后，先寒暄几句，都用浦东话，叫我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同时也叫我横卧下来，说：“困下来谈谈。”他最初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我说：“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当时接了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杜先生民间的名声很大，但报纸上尚少见到新闻，我搜集到三段新闻，特地剪下来送给你。”他听了面露笑容，急促地说：“读给我听，读给我听。”我说第一段新闻是：“杭州西泠桥畔，新建‘武松墓’，墓碑上刻着‘义士武松之墓’，下款具名的是黄某、张某和杜月笙三人。”他听了这段新闻，哈哈一笑，显得非常高兴。
接着他很急促地问我：“第二段讲啥？”我就告诉他，记的是“浦东中学部分校舍坍塌，由杜月笙捐资重建”。他听了又是“噢！噢！噢！”微笑不已。
等他笑过了，我又读第三段，记的是静安寺寺僧争尝产，由杜月笙调解平息。他听后又笑了一阵，说：“今天端午，收到的礼物很多，但我最喜欢的倒是你的这本簿子，以后有任何新闻，你都替我留心剪下来，补贴在这本簿子上。”
接着就闲聊了许多上海掌故，他听了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你以后多来来，以这个时间为最空闲……”话未说完，来访的人已经络绎不绝，于是我和韦钟秀就告辞了。归途中，我感到有一种印象，杜氏并不是理想中的伟男子，完全是一个文弱书生的品型，真所谓“英雄见惯亦平常”。韦钟秀对我说：“普通客人去探访杜先生，他只是用手一挥，指着旁边的红木椅子，说‘请坐，请坐’四字为限，坐到烟榻上的人便是上客，要横卧下来陪他的便是上宾，到他那里去的文人极少，他特别看重你，你该常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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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不多 而明事理
照我的记忆，杜先生最初不是叫月笙，他只识得自己的姓名“杜月生”三字。因为浦东人的习惯，取名都叫金生、根生、贵生之类。后来不知道是哪位风雅人士在他的“生”字上，加上一个“竹”字头，成为“笙”字，才改作“杜月笙”的。
其时他认识的字，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一至十这十个数目字，这是我最初见到的情况。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约三十分钟。此外还给他认两个方块字。就这样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
他对熟人并不讳言，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由浦东高桥渡海，到对面杨树浦一间小学校，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其时无幼稚园，初读方字），学费是小洋五毫。到了第五个月，因五毫子筹不到，就此辍学。
他飞黄腾达之后，大达轮船公司新船下水，请他去主持下水礼，车经杨树浦，他远指一间毁损不堪的小学校，告诉那位船东说：“我曾经在这间学校读过五个月书，后来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他常常提起少时在一家生果铺当学徒。有一次，四川有位师长范绍曾在国际饭店宴客，吃到终了，侍者端上了一碟生梨，大家在谈笑之间，都怪洋刀太钝，削皮不易。唯有杜氏在片刻之间，把生梨的皮削去，晶莹光滑，范师长见到他这般削梨技术大加称道，杜氏却坦白地告诉范说：“我本是这一行出身。”范听后不敢赞一词。
杜氏出身寒微，对穷苦人的生活很了解，所以他后来处理一切大小事宜，都是偏袒穷人方面，劳苦阶级的人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他常说：“不识字可以做人，不懂事理不能做人。”他对任何事情的处置，另有一套。凡是办一件事，先决定上策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