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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的判断力极强，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的。
杜氏所受的教育，照我的观察，是得益于听书。所谓“听书”，是江南人喜爱的一种消闲娱乐，由弹词家或评话家连续弹唱讲述的，如《岳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他自身的出发点，也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的。足见小说不但感人极深，实在也是一种社会教育。
尊敬文人 礼贤下士
我初识杜氏时，他并无秘书或书记之类，只有一个账房先生。这时来往的人，绝无一个文人，所以我去之后，他表示很欢迎，总是和我谈谈社会新闻，问我：“报纸上是哪能讲法？”我非但把报上的新闻讲给他听，还对若干事情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他听了很是高兴，因为当时他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工商界人士。不久后有一位刘春圃常去，刘是在警察厅当司法科长的，能说，能写，杜先生奉为上宾，好些文书往来，就由刘春圃代为执笔。其后，有一位任职绍兴安昌镇警局长的翁佐青，卸职后赋闲在上海，由张某介绍当了杜氏的秘书。从这时起，杜宅才有文房四宝和写字台的设备。
翁佐青做了很多年后，又陆续延揽了好几位精通文墨的秘书，都是写作俱佳的。外间传言“六君子”之一杨度，是他的秘书，其实杨不过是杜宅中一名清客，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欢他的；至于章士钊，也不是他的秘书，其地位近于谋臣策士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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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纠纷 闲话一句（1）
此后出入杜家的人，越来越兴旺，我因医务稍有成就，比较少去。一天，因有一家第一流的药材铺叫做“童涵春堂药号”发生劳资纠纷，杜氏来电话，要我到他家去。我到了他的烟榻上，他给我两封信：一封是资方俞佐廷的信，一封是劳方职工的信。他只说这件事你去办一办，办到双方协议时，由我出面解决。
正在这时，突然有三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杜氏烟榻边，三人年龄都很大，未曾开口先跪了下来。杜氏看见这般情形，为之骇然，连忙说：“起来起来。”这三个人原来是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那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他一见郑正秋，竟高声叫：“四爷叔，啥事体？介紧张？有闲话尽管讲。”接着周剑云就说：“我们明星公司，千辛万苦花了最大的资本到北平去拍了一部《啼笑因缘》，谁知道顾无为不声不响地向法院递了一张十万元提供担保状，说是他拍《啼笑因缘》在先，要禁止我们的《啼笑因缘》，今天刚在南京大戏院上映，忽由执达吏到来加以扣押。这件事，只能请杜先生出来解决，否则我们公司要宣告破产了！”杜氏很轻松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一面拉着郑正秋说：“先吸两筒烟，平平气。”接着张石川说：“如果我们拿出二十万元，本来就可以提供担保放映的，可是要是对方也跟着再加倍，那么事情就永无了结啦！”杜氏明知顾无为是没钱的，就问张石川说：“背景是不是×人？”张石川频频点头。杜氏当即提起电话打给这人说：“郑洽记四小开亲自来磕头，侬阿好让一步路拨伊走走？”对方听到电话之后，也只说了三五句话，事情便解决了，由顾无为自动到法院取消控案，影片扣押的事也就撤销了。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
其实，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已闹了几个月，双方延请律师登报互相责难，闹得满城风雨，可是最后只经杜氏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据说顾无为后来拿到一笔钱，但是付了律师费、广告费之外，恰好一无所余。
事情解决之后，明星公司虽然挽回了破产的危机，实际上杜氏暗中贴了一笔钱，但绝不让郑正秋等三人知道，这是杜氏的一贯作风。事后，郑正秋预备好一笔礼，亲自到杜府拜谢，恰巧此日，我又在杜家。杜氏一看面色就料到他们的来意，先开口说：“你们阿是来送礼的？”三个人讷讷不敢出声，杜先生说：“倘然你们要送礼的话，以后明星公司任何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正秋知道杜氏脾气，默不出声，在烟榻上谈了半天上海时事；一方面对石川、剑云两人，伸出一个大拇指，屈了三屈，暗示拜杜氏为师。周剑云早已预备了三张门生帖，就在谈笑之间，三人突然向杜氏三鞠躬为礼，高呼“老夫子”，杜氏坚决不肯答应，说：“正秋四爷叔，年龄比我高，辈分比我大，哪里担当得起？”三个人又说：“如果杜先生不答应，我们决不离开。”杜氏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连说几个“好，好，好”，就算了却这一件轰动全上海的大新闻。
杜氏要我经手办理的童涵春堂药号的事件，我一经调查，资方俞佐廷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花了五十五万元，接盘童涵春国药号。店是老店，但是药铺中人，上下舞弊，积习成风，俞氏派了一个老年可靠的亲信宋辅臣担任总经理，到任之后，宋氏暗中调查职工舞弊的事。一天，有一位张姓的伙计，送出一料“膏滋药”，宋一查账上，并无这一笔交易，即刻通知保人，决意要开除这个职员，哪知道这个职员片刻间带了一个人来，这人自称是郁良心堂药号的职工，说这料药是郁良心堂煎制的，他因没有时间，所以托张君代送，根本与童涵春无关。此人的话刚说完，张姓职工即伸出巨灵之掌，重重地掴了宋辅臣四下耳光，宋氏当堂气得话都说不出一句。全体职工骚动起来，一致支持张姓职工，几十人立刻把宋辅臣抬出店外，放在街边地上，声称“如果你明天再来，全体要打你”。宋氏懊丧之余，只好哭诉于俞佐庭，于是俞佐庭就恳求杜氏，代为荐派经理，解决此事。
天大纠纷 闲话一句（2）
我和童涵春堂的旧人都很熟，我就说明我是代表杜先生来解决这件事的。起初劳方提出许多条件，都是不近人情的，最后要宋辅臣焚香点烛叩头道歉。我说：“这也是不公平的，要是杜先生出面派一个经理来，大刀阔斧，秉公彻查，你们大家未必个个都是清白的。至于张姓职工也一定会被开除的。”全体职工听我这话，当堂缓和下来，他们只要求全体去见一见杜先生，当着杜先生面前和宋辅臣握手言和，因为许多职工只闻杜先生之名，从未见过他一面，所以他们认为能与杜先生见一面，是无上光荣的事。我就答应他们的要求，然后把情况回复了杜氏，杜氏当场就打电话给俞佐廷，俞佐廷回说：“这样解决再好也没有了，我明天送上四桌酒席，借杜府大厅，宴请全体职工和宋辅臣，双方面就握手言和。”杜先生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次日晚上，童涵春全体职工，个个都理了发，换上新衣出席，还带了松石轩照相馆的一位摄影师，同来摄影留念。杜先生只从内室走到大厅，话都没说一句，大家已欢声雷动，请杜先生坐在正中拍一张照片。留影之后，杜氏即因另有酬酢，匆匆外出，这一晚大家尽欢而散。宋辅臣事后对我说，他那天受了四记耳光，当晚就想自杀，哪里想得到有这般的圆满解决。从此宋氏在该店任职了十二年。
上海的大小纠纷，都是类此方式，由杜氏出面，事情都化险为夷，得到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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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两语 平息工潮
当年上海的法租界，法国人认为是殖民地，不承认是租界，所以隶属法国殖民部之下，所有官员执行着上一世纪的殖民地政策，对法租界居民处处用高压手段，对待公务员也极苛刻。法租界的水和电，是由“法商水电公司”专利经营，职工的薪水极低，每月薪金只有银元八元至十元。
民国十八年，法租界水电厂的职工突然罢工，一时全法租界无水无电，僵持十多日，垃圾工人也响应罢工，法租界当局毫无应付办法，但是不肯低头。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由法工董局派人请杜氏出来调解。杜先生说：“我资格不够，你们还是去请比我声望高的人来办吧！”其实杜氏早已料到，越早插手，事情越难办，要拖到法国人支持不住的时候，他才能轻易地解决这件纠纷。
恰巧这时，有一艘法国大邮船抵达法租界外滩，全体搬运工人也袖手旁观地罢工。这艘大邮船上载来一位外交大员，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能利用救生艇上岸。
这位外交大员上岸之后，见到街灯全无，汽车过处，一阵阵垃圾臭味迎风吹来，在车中法工董局首长黯然无语，这位外交大员便大肆申斥，次晨拜会吴铁城市长，挽请出面调解，吴市长欣然接受。
吴市长认为万一由他出面调解不成，有失身份，想来想去只有杜氏可以了结这件事情，于是就派一位陈景仪拿了市长的名刺去见杜氏，说明这件事由中国人来料理，可以给法租界当局一个教训。
陈景仪不但与杜氏交谊很深，而且杜氏也认为时机已到了成熟阶段，于是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首长，约集法商水电公司经理先行商讨。杜氏提出：“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水电厂经理期期以为不可，讲到最后加薪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法商方面坚持罢工期间薪金不发，否则，日后他们随时罢工，会无法遏止的。杜氏说：“好！就这样办吧！”
接着杜氏召集罢工领袖，有水电工人领袖、垃圾工人领袖、码头工人领袖，由他具柬在“三和楼”大摆筵席。先叫陈景仪和工人开会，任由工人提出条件，有些只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有些要加百分之四十，有些要加百分之五十，罢工期间工资照给。陈景仪就用电话通知杜氏，事情已可迎刃而解，请他亲自出马。杜氏收了电话，立刻赶到，含笑到场向代表们打了一个招呼，全场掌声雷动。杜氏一开口，全场又寂静无声。
第一句话：“你们要求的工钿太少，我已替你们讲好加百分之七十五，你们满意吗？”全场高呼“满意”。第二句话：“罢工期间的工钿不给，你们服从吗？”大家高声说：“算了，算了。”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振振有词地说：“这一点不能同意。”杜氏说：“我已经答应资方了，不能变更，那么罢工期间工资，由我来贴。”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掌声。岂知那位工人立刻说：“我要公司拿出来才接受，杜先生个人拿出来，誓不接受。”杜氏极迅速接着就说：“大家的损失由我贴，你的一份我负责叫公司会计处照付给你。”说罢之后，就倒了一杯酒，举起杯子向大家说：“我祝贺你们胜利，也是中国人胜利，希望大家明日一清早就上工。”大家鼓掌如雷，高呼“照办”。杜先生干了一杯酒就走。一场连续几个月的大工潮就此结束。从此杜先生的威望，震惊全沪。
一片丹心 协助国税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宋子文当财政部部长，发行二五库券，到上海宴请工商界领袖，由秘书唐腴庐开名单。宋子文看了之后，删除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杜氏。唐腴庐力争不可，宋子文勉强答应下来，结果全上海工商界所认的数目，杜氏居第一名，认销总数达四分之一。宋子文见到这般成绩，大为吃惊，亲自到杜宅道谢。杜氏只能说浦东国语，而宋氏只会说英文和广东话，两人谈话，往往答非所问。唐腴庐从中传话，说出财政部的税收，不及租界，而以香烟税一项数字最大，要杜先生设法协助。杜氏说：“我是中国人，应该出力。”宋子文还认为他是敷衍性质，随便说说，称谢而别。
过了三个月，有一家最大的外商烟草公司，在上海黄浦江对面浦东设厂，地属华界，这家烟厂有工人八千名，高高的红墙，四周围起来，好像一座城堡一般，自办警卫，自设水电，不纳地税。不缴差饷，厂址沿据黄浦江，所产烟支，自己用船只运出，所以当地的中国政府机构，对这家工厂，一些办法都没有。
忽然有一天，这家外商烟草公司八千工人宣布罢工，烟厂当局态度强硬，关起厂门，一概置之不理。照烟厂当局的估计，只要罢工两个月，工人生活无着，全浦东有八千家户口不能生活，到时便会复工，所以态度硬得很。
浦东是杜先生出生之地，罢工到一个月之后，工人经济上已顶不住了，浦东绅商纷纷请杜氏出面调解，杜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对工人除了加薪之外，还要工会打电报呈请财政部，要求“洋商香烟输出租界一步，一定要纳税”。当然，工人各为自己，也不明白杜氏的用意。杜氏另面告唐腴庐，要财政部下令火车、轮船、长江线各码头，立刻停止装运不完税的香烟。宋子文得到了这个请求，才明白杜先生的用意，一一如命照办。
外商烟厂初时只估计到工人生活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一牵入政治，他们就急起来了，公司董事会推出一个华人董事、广告画家胡伯翔来想办法。胡伯翔想到非杜氏一言不能解决，又请陈景仪陪同前往会面。杜氏说：“工潮的事，容易解决，如果纳税一项，外国人不答应，那么工潮就永远弄不好。”外商烟厂内忧于工人罢工，外患于全国禁销。陷在窘境中，大约又僵持了一个月，不得不完全答应两项条件，工潮就此解决。国民政府的驻厂税收人员，也就从全体工人复工之日起，进驻该厂办公。
杜先生的行为，爱大众，爱国家，处处是这般方式，气概豪迈，行侠仗义，风头之劲，当然为世人所折服，于是声名鹊起，名震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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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孤怜贫 雨露遍施（1）
某次，杜氏得政府当局授予“少将衔”。杜氏很高兴地接受，特地在军装店定做一套军服，到贾尔业路去晋谒政府某显要，领取证明书及证章，回来时在国际饭店附近光艺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这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