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口述自传- 第1部分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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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卦的瞎子给我批过八字儿，说我生来命硬，克父母。如果父母比我还要命硬，那我就活不长；反过来，父母没我命硬，他们就得一个个地让我活活妨死！这是一项多么残酷无情、恐怖可怕的判决呀！
　　父亲性情豪放而豁达，对这种玄奥的占卜和奇特的预言，既没说过相信，也没说过不相信，似乎并不怎么往心里放。
　　母亲却对瞎子的说法信以为真，当成是老天爷和阎王老子早就给注定的，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心里边结了个解不开的疙瘩。她常常忧心忡忡地在父亲耳边唠叨，看咱这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是一个样儿吗？这么小的人儿，后脑勺这么平，头顶上的旋儿这么正，眉毛这么粗又这么黑，眼睛这么黑又这么亮，槽牙长得这么快、这么齐！……他准不是个平民百姓鬼魂儿托生到咱家来的！
　　对此，母亲特别固执己见。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给我拜认了好几个光棍汉和“绝户头”的干佬儿。在她看来，因我“命硬”将给他们带来的灾祸，就好似是一件沉重的东西，让别人分担分担，自己身上的负载就小了些，轻了些。分担的人多了之后，或许就可以免除。
　　她甚至让我给街头的野狗作揖，给临往屠宰场送的肥猪下跪。说那狗到处挨打，为我减轻苦难折磨；说那猪吃一刀子，就代替我，或者替我的父母经受了死亡。
　　　　2
　　母亲的娘家很穷，除了耕种坟茔周围的一点点梯田薄地外，外祖父依然得到附近的山村做月工或打短工，外祖母给旱店子或洪水庄的地主当老妈子。他们早出晚归，我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小弟弟看家，也看坟，守护住薄地上长着的豆荚、倭瓜和别的作物果实不被人偷走。
　　母亲终生念念不忘的是一位在北京念“大书”的“洋学生”。那学生家里是个大财主，家里人不让他干活儿，不让他管事儿，吃饱饭呆着不出门惹事就行了。为了拴住他，给他娶了个也是财主家的特别俊的媳妇，媳妇还给他生了个胖小子。可他总是不高兴，不肯在家里睡暖床热被、吃鸡鸭鱼肉、守着娇妻爱子，连绫罗绸缎的衣裳都不爱穿。他经常到山沟里的乡村串门儿，身上是布衣布裤，脚上是布鞋布袜，只有手上总提着一条亮晶晶的“文明棍儿”。他常到坟地找我的外祖父来聊天，对我的外祖父特客气，笑模笑样地说话，称“您”，还把我外祖父说的那些“颠三倒四”不成句不成文的话，用铅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很喜欢我母亲，管我母亲叫“小妹妹”。我外祖父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跟我母亲聊天。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跟小孩子，跟一个穷看坟的小孩子也有说不完的话。他求我母亲教他用高粱秫秸皮儿编蝈蝈笼子，用兰草编蛤蟆、编花篮儿。他答应我母亲等到冬闲的时节，带我母亲到村里去，跟一群穷人家的闺女学认字儿、写字儿。
　　过往行人，特别是那位好心肠的“洋学生”，在坟地茅屋前的瓜棚豆架下所留下的言谈话语，对于我的母亲——在当时只是一个长在偏僻的山沟里、穷看坟的闺女来说，不仅抵消了不少生活的孤寂，填补了头脑中的许多空虚之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的母亲受到非同一般的思想熏染和风习影响。她再不肯用长长的布条子裹脚了。外祖母给她缠上，她就偷偷地抖落开。为着这种不遵守传统规矩的行为，她的脑袋经常被笤帚疙瘩打得小包刚下去，大包又跟着起来；身上也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总不见彻底消退。结果呢，她人长大了，脚也跟着长大了。那个时代，大脚女人是很难找到好婆家的，何况又是个最贫穷、最低下的看坟人的女儿。外祖父为这件事发愁，急得没办法。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只好委曲求全地给她找了一个傻子做丈夫。她决不屈从，决不肯不舒心地活一辈子。就在要成亲的头天，一个月黑天的三更里，她逃出坟地的茅草屋，逃出山沟。
　　母亲只身一人，逃到将近百里以外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方，本指望能找到那位姓秦的“洋学生”帮助，不想从看门人那里得知他被诬为俄国人的同党，杀了头！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2）
看门的老头儿见我母亲可怜，诚心诚意地劝她跟他回家。
　　这老头儿姓梁，自称是个“命大”之人。就在我母亲到了看门老头儿家不久，刚刚上炕端起饭碗，偏巧来了一位好几年没有登过门的侄子。
　　等到串门儿的侄子一走，老两口就咬起耳朵根子，然后老头儿对我母亲说，刚才来串门儿的我那侄子，你看咋样？我估摸着准可你的心。
　　母亲也觉得“巧”。因为她第一眼见着那个串门儿的人，就觉得顺眼，面貌作派极像那位善良心肠、好性子、有学问的秦先生，听他一阵子热烈的谈论，越发觉得相似。她认为，这非同一般的事里，俩人肯定有缘分，应该成为夫妻。
　　三天之后，母亲被看门人和他的老伴儿简单地打扮一番，借一辆牛车，送她跟我的父亲拜了天地。
　　母亲常常无限哀怨地说，我这一辈子，就过了两年的舒心日子，前边和以后，没有舒心过一天！她所说的两年，是指跟父亲新婚后的两年。
　　那会儿，父亲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显然跟母亲是一致的。否则，凭他那一个大院两间房屋和二十亩土地的庄稼主儿，又是个模样不丑、身体不孬、性格爽直活泼的汉子，找个门当户对、符合规矩的闺女续为“填房”，绝不会有多大难处。他并不识几个字，却几乎自发地跟京里卫里的一些新派思想遥相呼应，特别好追“时兴”。他对受难的人极富有同情心，尤其对受难的女人。同时，他也渴求一种感情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自由。他的脾气有时候很暴躁，暴躁一阵儿，就像干柴猛烈烧过，立刻声止烟消，剩下的只有给予人的温暖。他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要不然，他不会在那种时代和那种环境里做出一件震动全村的事儿：每当母亲做饭，只要赶上回家，他就要帮着烧火。当母亲生了我的姐姐以后，不仅劳累，而且行动不方便的时候，父亲总是主动早起，替母亲抱柴、舀水，把早饭做熟。母亲吃饭，他就帮助带孩子。这件奇闻在村子里传开，“让人笑掉了大牙”。我的爷爷听到之后不相信，掐着做饭的时辰，悄悄溜进路南西头的小院子里一看，果真瞧见我父亲正“像老娘儿们那样撅着屁股”烧火。
　　爷爷被气得浑身发抖，抢过火棍子要打父亲：不要脸的东西，你还像个男子汉吗？
　　父亲抓住烧火棍子的另一端，抢白我爷爷：男子汉咋的？男子汉不吃饭行吗？要吃饭，不烧火，能生着吃吗？
　　爷爷说，烧火做饭，是老娘儿们的事儿呀！
　　父亲说，您看看，咱家的老娘儿们啥也不干，躺在炕上呆着了吗？
　　爷爷扭头看一眼，瞧见我妈正跨坐在炕沿上，一边奶着我姐姐，一边忙着做针线活儿。他没话可说，只好一跺脚，松开手，自己给自己下台阶式地骂了几句，故意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父亲接茬儿做饭，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3
　　可恨的水灾和兵灾，破坏了乡村的宁静日子，扰乱了人们自得其乐的心绪，改变了、甚至扭曲了不少正经庄稼人的人生道路。
　　这一切，都极为明显地影响着父亲。他渐渐变了，不安于守着妻子和孩子苦熬岁月。在一场大水过后竟然丢下妻儿老小，偷偷地离家外出了！　　对父亲的行动，母亲很恼火，也很伤心。尽管父亲到赵各庄煤矿落下脚之后，就立刻往家里写来信，没过几个月又托顺路的同乡人捎来钱，母亲仍然不肯原谅他。
　　大水过后，压在土地上的积水渐渐消退，较高的地方露出了地皮。
　　面对一切灾祸都逆来顺受的庄稼人，见此光景，立刻活跃起来，纷纷踏进或锳进又脏又臭的泥水中间，奔到属于自己家的地界里，打捞泡倒、沤烂的秫秸秆和粮食穗子。于是，村子里立刻浮动起一种类似丰收年收割打轧的忙碌气氛。
　　母亲受到这种气氛的牵动，想到自己家的土地、地里的庄稼，她不声不响地磨快了镰刀，找齐了绳子和扁担，掩上门，拉着姐姐到村子当中、路北大槐树下的我大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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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3）
见母亲手里拿着家伙，大妈大惊失色地喊道，你到咱单家庄挨门地串串、瞧瞧，哪有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下地去的？
　　母亲说，不下地，庄稼能回到家吗？
　　大妈喊叫起来，你知道不知道，在这泥里水里干活计的男人，全都光着屁股……
　　母亲不以为然地说，他们光他们的，碍着我什么了？
　　就这样，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一路上和左右两边邻家地里都有赤身裸体的男子汉的泥水中，折腾了三四天，终于把没有腐烂的庄稼穗子都剪下来，用背筐一筐一筐地运到家，晒晾起来。她把秫秸打成捆，拽到水浅的地方攒在一起，准备等道儿不大泥泞的时候，再往家里鼓捣。
　　她总算是用她推崇的、经常挂在嘴上的志气和正气闯过一道难关。她动手准备过冬的糠菜，以便带着孩子，熬过一个漫长的寒夜，迎接新的春天和新的希望的来临。
　　谁能料到，刚一入冬，又发生了一场新的不安宁——兵灾接踵而至。　　大妈气喘吁吁地跑进我家，进门便嚷，大兵见男的就杀，见女的就糟蹋！你还愣着干啥，快带着孩子跑吧！
　　母亲听罢，转身回到屋里，立刻为难了：自己独自一人，怀着孕的身子行动不方便，又背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哪还有力气携带沉重的东西呢？最后，她只好慌慌张张地把磨好的一小布袋高粱面，还有吃剩下的几个夹馅饼子，一齐装进篮子里，用一只胳膊挎起来，另一只胳膊揽住背上的孩子，重又迈出门槛儿。
　　……
　　枪炮声停息了一天一夜，证明大兵已经过去后，母亲带着姐姐回到家中。家里的情景非常凄惨！锅被砸了，碗被摔了，鸡被抓走了，粮食、被子全都没了踪影。
　　母亲不仅没有像邻家人那样大哭大嚎或大骂大吵，甚至没吭一声，便关上门板儿，一边用糠秕煮些粥吃，一边照管我那在奔波中得了病的姐姐。她一连几天不出门，怕听那些可怜的人们乞求可怜的话。
　　终于在1931年年尾，1932年就要来临的时刻，母亲怀着我，背着我两岁的姐姐，冒着刺骨的西北风，绕过可能驻有大兵的村落，以太阳计时间，不停地赶路。一路上，遇上车就搭车，没有车就步行，天一黑，就寻找安全可靠的小店投宿。经过三天半的辛苦奔波，她跨越了玉田、丰润的县界，终于到达开滦赵各庄煤矿。
　　她从包裹里掏出父亲寄到家的那封信的信封，举着让过路人给查看，打听父亲的地址。
　　经人指认，母亲找到了父亲的小屋。一进门，便撞上一个人影。他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真叫可怕呀！蓬乱的头发是长长的，瘦瘦的脸庞是苍白的，细细的脖颈是漆黑的，眼眶子显得特别深，嘴巴显得特别大。他上身穿着一件连乡村叫花子都不会要的破棉袄，又大又臃肿。那上面补丁摞着补丁，好些地方绽开了线，大窟窿小眼的，露出一嘟噜一嘟噜的黑棉花套子，垂吊着一条条一缕缕的布片子。而下身是一条夏天穿着才凉快的“灯笼裤”，裸着膝盖，也遮不住脚腕子。
　　分离的几个月里，母亲憋了一肚子怨气。奔波的一路之上，她准备了一大篇发泄的、能把人心刺痛的话语。然而，这一切一切，都被父亲的这身穿着，尤其是这一副衰落潦倒的凄惨相给赶跑了，跑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腹的怜悯和疼爱。
　　镇子外边的东南角上，有几个大粪场子，其中一个不知何故停工了。干活的撤走了，东西也搬走了，只是掏粪和晒粪人住的窝棚还没有拆掉，那里可以对付着住些日子。
　　于是，1932年3月25日，那个黑咕隆咚的半夜间，我在那个大粪场子的低矮而又破旧的窝棚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这以后，在摊晒着大粪汤、堆积着大粪干儿垛的包围中，在带着酸、辣的臭烘烘的空气里，我长到会说话，会走路，开始了我那充满着各种滋味儿的童年。
　　我记事儿晚，记性差，四五岁以前的事情，没有留下什么完整的印象，在脑海里几乎成了一片空白。即使保存下某些没有忘掉的东西，也只不过是一些碎片片。而每一碎片，都如同经过人工筛选和雕琢，舍弃了多余的部分，保留下最美好、最令我珍惜的极少极少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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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4）
睡觉、起床是最普通的事儿，每一天都要睡觉、起床，在那四五年里，有过一千多次的睡觉和起床。可是，我再也想不起，每一夜是怎么睡着觉的，却记着好多次从睡梦中醒来的情景。因为那情景在我说来最为美好，最值得珍惜和怀念。也因为老天爷吝啬，恩赐给一个人的那种美好情景，实实在在的太少太短暂了。
　　我愿意父亲带着我睡，父亲却极少能带着我睡。每逢天一擦黑，父亲就换上又黑又烂的窑衣，一手提着干粮袋，一手攥着搭在肩上的镐柄，要去上工。我不让他走，他就哄我，说等下班回来给我买糖梨。我又想吃糖梨，又不想让爸爸走，仍然抓着他的衣裳襟，或是攥住他的手指头不松开。
　　好像不小会儿的工夫，我被说话的声音惊醒。我已经变成“肉光蛋儿”，睡在暖暖的被窝里。说话的人就在身边，能够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儿，能感到他的热气扑脸，却觉得那声音是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仿佛在东边那烟尘滚滚的大道上，驶过一辆大马车，车轮“轰隆、轰隆”地在车沟里转动，隐隐约约的，远了又近了，近了又远了……
　　我想睁开眼睛，眼皮特别沉重，要用很大的劲儿才能抬起来。眼睛终于睁开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是一块煤，悬挂在我的额头的上端！太可怕啦，煤块儿掉下来，会把我的脑瓜子砸开瓢的呀！
　　呀，不是煤块儿，原来是一张乌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