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由于一次采访失败，我被撤销了新闻记者职务，被驱逐出记者科，“戴罪”发配到读者来信科，干拆阅信件的工作。
读者来信科被人认为是整个编辑部最末流的科室，安排到这个科工作的人都是一些被照顾的病号或有孩子和家务拖累的妇女，以及那些刚从中学分配来不能担负正式工作的小青年。
干这种工作的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男性，其他同事无一例外地都是有小孩子的妈妈，又几乎都是楼上各科男编辑和领导干部的家属。只要下班铃声一响，她们就急急忙忙奔向北院的家，忙起她们的家务。我在办公室附近的公共食堂用餐，到同样距离不远的集体宿舍睡眠。在一块儿吃饭的都是没有家的印刷车间的工人，在一块儿睡觉的都是勤杂人员。我们做着不相同的事情，想的问题不一样，自然也没有共同语言。白天一上班就工作，晚上回屋就睡觉。同室住的那些没有事情做也没烦恼的单身汉们，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有的聊大天，有的讲笑话，无聊而又嘈杂。这情景常常使人烦躁得想从床上跳起来，骂他们一顿，打他们一顿，把他们一个不剩地都赶出去，只留下我一个人安静安静！
我没法读书写作，也没情绪读书写作，勉强地捧起书本，也总是走神儿，看不清字行，眼前只有黑糊糊的铅字，只有模糊的一片。我赌气地扔开书本，倒头大睡，睡不着就胡思乱想。
以前我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睡不着也想事儿。但是那时候想的都是读过的一些书籍所给我的某种思想启迪，可以深深追究的问题，或生活中看到的新鲜事件，遇到的独特和有趣的人物。现在睡不着，想的都是那些想不通的苦恼问题。越想不通越苦恼，越苦恼越想不通，最后只剩下苦恼的空虚，空虚的寂寞和无聊。寂寞无聊得特别害怕孤独，实在孤独得害怕。在这种情形下，就想家，如饥似渴地想家。如今我的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没了，然而可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完整无损的家，家里有个完全忠贞于我的贤惠勤劳的妻子，还有个伶俐健康又活泼可爱的儿子。在此时此地此种情形之下，唯有他们才是我精神的靠山和寄托，他们会给我急需的安慰和抚爱，使我逃避痛苦的风暴，有了安全港湾……
最后，我终于起了在保定、在身边安个温暖小窝的心意。于是立即出去租房，然后给妻子写信，让她先到北京，在那里换火车。
妻子既是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也是第一次来到首都，于是我特意在等乘火车的空隙陪她参观故宫博物院。我兴致勃勃地当向导，给她讲解我所知道的古迹。不料妻子对此毫无兴趣，走过一层大殿，就坐在玉石的台阶上说，你爱看你去看吧，我在这儿等着你。我说，我是专门陪你出来参观的呀！她说，这些没用处的老古董玩艺，喜欢也不能买，看一眼就行啦，腿走得太累……我听了这句话哭笑不得，只好扫兴地走出天安门，抱着儿子跟妻子一起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当天赶到保定。从此，我的妻子离开了生养她的那块黄土地，我也结束了只身漂泊的生活。除王吉素那古老的砖石房以外，我又有了自己的窝巢，自己的家。妻儿给这潮湿阴暗的房子带来了温馨、光明，使这个狭窄低矮的房子变成能够容纳我躲避羞辱、忘却孤寂、养愈精神创伤的所在，成了我独有的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
7
不久，我被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工作。我的女儿春水也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喜鹊登枝》一起，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1）
“大跃进”已然在中国大地开始了。“不为金钱而为共产主义写作”，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心声和行为。很多大作家在报纸上公开倡议降低或不要稿费。《喜鹊登枝》正在这时候出版发行，恰恰是赶上第一批降低了稿酬的新书。即使如此，我这本书还是得到每千字十元钱，没有印数稿费，得一千一百元钱。这是我平生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钱到手里以后，欢喜之余，我首先想到了那位给我“生了儿、养了女”的妻子。
节俭，是妻子一直保持不变的习惯，也成了她性格的组成部分。她的这种作风，不仅给儿子有榜样的作用，就是对我也同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用电，不论是安装上分户电表，还是按灯头数量收费，天色不黑到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谁也不准许开灯；事情办完，人走开一小会儿，也得把灯关掉。比如使水，不管公家花水费还是自家花水费，洗筷子洗碗，都得把水打到盆子里，用盆子里的水一遍一遍地清洗，决不允许把水龙头一拧开，哗哗地放着水，拿着碗筷一件件冲涮。吃剩下的菜与饭，从来不肯轻易倒掉，即使已经有点馊味儿，也要放些碱面，重新煮一煮、热一热，全部要吃进肚子里去。衣服更是坏了补，补了穿，一条棉裤的里子起码得由十块各种颜色的旧布片拼凑而成。身边的鞋子只有两双：一双棉鞋，一双夹鞋；破到再不能穿的程度，才肯买新的……
在《河北日报》所在地保定居住的时候，我曾经催她多次，并亲自陪她到商场里转悠了好几趟，她才买了一双廉价的黑皮鞋，扯了一块最普通的花洋布，亲自缝制一件旗袍穿在身上。我为了显着气派一点儿，拍照的时候，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给她戴在腕子上，把她别扭得胳膊都不知道怎么放。调到北京以后，住进了大楼，楼上还有外国人，妻子仍然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惯，不论吃的用的，特别是穿的戴的，依旧十分土气。
为这个，我很不满地对她说，你应该讲究点儿打扮啦！
妻子很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身上不光着不露着就行了，整天做活计，穿不出好来。常言说，“笑破不笑补”，破了不补才说明女人手懒。
我郑重地对她说，你如今是首都北京的人！你是中央一级报纸新闻记者和青年作家的妻子！别再土里土气的一副寒酸相，让人家瞧不起！
妻子不再吭声。可是以后她的穿着打扮依旧没有一点点变化。
这一回出版了书，得了这么一大笔稿费，我就盘算着，等到星期天去王府井百货大楼逛逛，让妻子好好地装备一下。
星期天，临出门的时候，我嘱咐妻子多带上点钱，告诉她，到那儿先给她做一身体面的衣服穿。
妻子听了我的话，低头想了想，好似下了狠心般地说，行，反正该换季了。
我们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坐公共汽车到王府井大街，一直登上百货大楼卖呢绒毛料的三楼。
妻子那天格外兴奋，一上楼就围着柜台转，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看，什么都想瞧上一眼。到了立着的一卷卷一捆捆五光十色的毛料子跟前，她的眼睛更不够用似的，睁得大大的，细细观看。
我陪在旁边鼓励她，自己挑吧，你喜欢什么样的，咱们就买什么样的。
她向前跨近一步，指点着说，就这两种。那边那种做上衣，这边的这种做一条裤子。我觉得挺好的。
我顺着她的手指一看，见那料子一种是蓝色的毛哔叽，一种是古铜色的华达呢。我觉得这两种颜色都老气了点儿，她应该做一身鲜亮的衣服穿。我搬着料子捆对她说，这种绿色的做上衣，那边那种花呢的做下衣，不好吗？
她一听，连忙摆手摇脑袋，太艳了，太艳了，做这么一身衣服，我上哪儿穿去？要是穿着回老家住几天，不让人家见了笑掉牙呀！
量尺寸的售货员把妻子选中的料子搬到案子上，计算了价钱之后告诉我，请您先交款，一共七十二块五。没容我开口，站在旁边的妻子惊叫了一声，七十多！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2）
我看她一眼，见她像被什么可怕的事情吓住似的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怕售货员弄明妻子的怪样的原因，使我丢面子，就立即岔开问什么时候可以取衣服呢？
没等售货员回答，一转身，不见了妻子。
妻子不辞而别。我很不好意思地对售货员说，对不起，钱包由我爱人带着，她可能去买别的东西了……
原来妻子站立在大门口，背靠着门框，两手紧紧地抱着那个装着钱的布兜子，气呼呼地对我说，一身衣裳七八十块，要是买布得做多少件，够穿多少年？
我说，现在不是有钱了嘛！
她说，有钱就乱花，没钱的时候咋办？穿一身高级衣裳就高了？不穿就矮了？唉，再说你那些钱来得不容易，那是拼命挣来的，我可不敢随便糟践它！
妻子的脾气倔强，她认定不能做的事儿，谁也不能强迫她去做，再争论下去，我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好多人都听到我们这边吵吵，已经好奇地朝我们张望了，要是围上一群人来看热闹，那该有多丢人！没办法，我只得无精打采地跟着妻子离开了王府井。
有一次，北京一家名牌大学的中文系负责人打来电话，约我给应届毕业生做一场创作经验的报告。学校执意让我去一趟，还专门派学生会的一名女学生到编辑部来找我当面商量。
这位姓薛的女大学生模样端庄秀美，性格热情大方，看上去很有点泼辣，类似在电影故事片里见过的那种女兵。
第二天，我去看过一位朋友，该下车的时候，一个人不管不顾地从车下往上挤，差一点儿把我撞倒。
那人看我一眼，惊喜地叫出声：你回来了！
听到这声音，我仔细打量一下，原来挤车撞我的人是昨天到编辑部跟我“谈判”的那位女大学生小薛同学。
女大学生说着话，也就跟随我下了车。站定之后，她告诉我，刚才到我家去了，把大家的要求归纳成几条送来。我家的保姆说我很晚才能回来，就没等……
我奇怪地对她说，我家没有保姆呀！走错了门儿吧？
小薛说，没错，没错。把材料留给她了，她说你回来就交给你。
我仍然有点疑惑地叮问她，是三楼四号吗？那保姆有多大年纪？
她说，是三楼四号。那保姆三十多岁，胖乎乎的，中等个儿，一身农村打扮，一口京东土语，正在洗着一盆子脏衣服……
我听她说到这儿，释然地笑了，告诉她，那不是保姆，是我爱人……
她听了我的话，很显然地大吃一惊。接着，她开怀大笑起来，笑完之后，用手绢擦擦眼角，抱歉似的自我解嘲，不知者不怪罪，让我不要介意。
那次报告会结束，小薛又郑重地对我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说有几位爱好写作、也学着写作的同学，对我发出再会一面的邀请，希望我不要推辞。
于是那个星期日，我准时来到北海公园。进了南门朝里走，离着那座桥很远，我就瞧见了她，那位热情的小薛同学。
她一改以前那身朴素的衣着，一件在当时来说很华丽、很招眼的花条条连衣裙，代替了原来那身咔叽布的蓝色制服；腕子上那只男式的不锈钢松紧带儿的手表，变成了金闪闪的小坤表，表链上边还垂挂着镶嵌绿宝石的小玩艺儿。她的头发也精心地整理过，不搽油不会那般光亮；脸上如果没涂胭脂的话，起码也抹了浅浅的一层扑粉。她手里提着的再不是军队用的那种帆布兜子，而是一只漂亮的手提小皮包；另一只手撑着一把红色小旱伞。
她迎上来，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问她其他人在哪？她嫣然一笑，说，他们一个都没来，由她代表了。
我对她的这一身打扮，已经觉得很刺眼，从她说话的神情里更感到事情的蹊跷。顷刻之间，几乎本能地提高了警惕，不由自主地板起面孔，暗自思忖：她的举动肯定有问题。可是一个女学生，又能跟我搞什么阴谋呢？只要自己心中有数，拿定主意对付就是了，没必要太使人家难堪。随意走了一段，她忽然问我对老婆是否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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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3）
我故意大声回答她，很满意！
她听了我的这句回答，不以为然地瞥我一眼，深深地叹了口气，随后说，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很不幸的，而且这样维持着，还想继续维持下去，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敢于面对面对我的婚姻与家庭做出如此恶劣的评价。我实实地有点恼怒了，责问她怎么这样说话！怎么这样武断！
她不急，也不恼，不慌不忙地说，过去只知道你的作品。那一天到了你家，才知道写出那么多精彩作品的作家，竟然有那样一个老婆……听了你的报告，了解了你的理想和抱负，越发相信你可以成为大手笔，可以写出传世之作。如果有一个好助手的话，一定能成功。你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写出更多的好作品，那将是社会的财富，而这财富不是别人能够代替创造出来的……
这些恭维的话，我听了入耳，很爱听。但是听到后来，仍然忍不住打断她的话，说，我这个家庭，并没有影响我写作。假如没有我爱人的帮助，现在这样的成绩也做不出来……
她截住我的话说，恰恰相反，如果有个得力的助手，可以写得更快、更多、更好！中国的作家本来就辛苦，方块汉字，一笔一画，写一本书得耗费多少时间？要是有一个人替你抄写抄写稿子，会省下你多少时间？用节省的时间能写出多少作品？
我没有算过这样的账，但我深知抄写稿子的艰辛和麻烦。
她接着说，这些都是浅显的理由。她之所以为我担心和惋惜，还有更深的内容。比如，我在构思、起草作品的时候，假若身边有个懂文学又是你知音的人，共同切磋切磋，推敲推敲，艺术水平会有怎样的提高？那样的生活起码是一个作家应该过的正常生活，而不是一个苦行僧熬日子……
这些话很尖刻、很刺耳，却在不知不觉中引起我的共鸣，我心里也不由自主地生发了几缕感慨。
接着，她突然刹住脚步，说，这些看法只供你参考，不一定都对。如果不讨厌的话，以后可以约时间再谈。
我对她的这番留有回旋余地的话，未加可否，就慌张地跟她握手告别了。过几天，又收到她的约请信，要我再去北海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