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争给了我这个机会。
国民党的军队在东北三省连遭人民解放军重大打击，十几座大城市被解放军攻破收复，继而华北的石家庄又被解放。于是他们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对东北通向北平的咽喉要道冀东解放区进行最疯狂的扫荡。解放区的大部队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朝远处转移，区公所又一次撤到深山区隐蔽。少见的恐惧气氛再一次笼罩了乡村大地，也同样惊慌了小小的王吉素。
有一大批公粮，从解放区的边沿地带和敌占区运到山边，要在几个村子里坚壁起来，王吉素村是计划中的一个。
花了几个深更半夜的时间，粮秣助理从外地把粮食秘密地运到王吉素，秘密地交给我，我再让妻子帮着把它们一布袋一布袋地转移到十多户可靠的人家，由主人藏匿在暗井里。
秋末冬初，上级来了一道紧急通知，要马上把存放在农户的公粮迅速运送到蓟县城东马伸桥的史各庄。我挨门动员驴驮，加上区里从邻村派来的驴驮，组成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一小队一小队地出发前进。我被任命为第一小队的押运员，走在前边。
一天的急行军，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可惜军情发生了变化，上级命令我们掉头朝西，再向北，奔万里长城的古北口方向进发。在史各庄村头野外露宿一夜以后，起五更继续赶路。这路越走越艰难。头顶上有飞机盘旋，让人心惊胆战。我也挺害怕，可是我不敢退却。
路上又跑散了一些人，但是我们王吉素村的驴驮没有一个开小差，没有损失一粒公粮。到了目的地石匣镇，当找到正在等我们的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高个子同志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地扑到他身上，不顾害臊地哭了起来……
凯旋不久，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948年11月1日，在东院的一间农家小草屋里秘密地举行了我的入党仪式。我终于成了蓟县王吉素村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6
天津解放不久，我被送到干部训练班受训，组织上号召学员报名脱产，而我一心想在家过日子，做个有正气的庄稼人。同伴给我出主意，让我装病，躲过动员脱产这一关，反正北平马上就要解放了，天下从此太平了，还脱产干啥呢？
组织我们学习的是80年代初担任北京市通县县委书记的赵峰，他当时很严肃地对我说，同志，中国大着哪，在家门口见不着敌人、听不到枪声，就天下太平啦？告诉你，还有好多该解放的地方没有解放，老百姓还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挣扎，还过着咱们以前那种到处跑的日子。
我想，要是这样，倒应该再干上几年，等把西边、南边那大半个中国都解放了，再回家种地过日子，这样才对得起党，对得起良心，也算尽了忠心。想到这儿，我一咬牙说，要这样，我脱产，干几年。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7）
1949年2月6日，我被准假回家过春节，一进门我就把我已经脱产的事儿告诉了妻子。妻子一听就伤心而无声地哭了。她一边抹泪一边说，你那么积极，我早知道得有这一天。
妻子的泪水，溶化着我那颗原先就并不十分坚定的心，现在它又变得脆弱和不稳固了。春节过后，我被分配到万里长城黄崖关附近山区开展工作，一天到晚想主意，怎么既不丢面子，又不挨处分就从革命队伍中逃离出去，回家守着房子、土地和妻子过日子。
春回大地，一个对我一生道路都起着决定作用的通知到达我的手里：火速到地委报到，参加党校学习。
学完《社会发展简史》，我们又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配合这堂课，给学员放了一场很精彩的电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看完之后，整个党校都沸腾了，直到吹过熄灯号很久的深夜，宿舍里还有人们热烈的议论声：嘿，瞧人家，那才是人过的日子！
第二天清晨，跑步之前，我们照例要到弯弯的？河大堤上散步。
这个清晨特别晴朗，霞光特别鲜艳，我的心情也特别舒畅。我一边走着一边欣喜地想，用吃过饭到上课前的那段空闲时间给妻子写封信，告诉她，我不能回家种那几亩地了，我要参加搞社会主义建设，让全国农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让全国农民都不破产，让他们的后代都不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而且都成为有文化的人。我要告诉妻子，只有一心一意为这样的理想工作、奋斗，才是有正气、有志气、有出息的人。我要为自己，为我的亲人当这样的人。
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形成很复杂吗？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吗？也许是。然而，对我来说却是极为简单而迅速的——仿佛就在？河河边那个明净的早晨，就那么一闪念，便冒出了芽儿、扎下了根子，一直到年逾古稀，都在长，都在长。这期间，尽管有过动荡与波折，我也不敢说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是，要想把它连根拔掉，那就绝对办不到。
7
常言说，“久别如新婚”。我与妻子成亲两个年头，还从来没有分开过这样久。一别四个月，从地委党校毕业回家了，我积攒了好多话要跟妻子述说，她也有好多话要跟我倾吐，但是当着人，特别是当着长辈的面，只能憋在心里，控制着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的热情。
我在前边走，妻子在后跟，我们心里充溢着幸福感。我盯着她，忍不住地低声问她，离开这么多日子，想我没有？妻子被问得红了脸，羞臊地瞥我一眼，低下头回答：净说傻话，不想你想谁呢？快走路吧，小心让人家看见。
我拢住激动的心，继续往前走。我早就估计到，我要去干社会主义的新主意会使她不高兴。因我临去党校学习那会儿向她保证过，学习回来就收住在外边跑野了的性情，一心一意跟她奔日子。但这一走恐怕又会分别很长时间。解释了半天，妻子终于无可奈何地扭过头去，低声说，你看准了好，你就做吧，我由着你……
我在家里陪着妻子住了一个星期。我帮她把猪圈的粪起出来，帮她把贮存在大缸里的玉米和麦子晾晒一遍。我还怀着某种歉疚和讨好的心理，尽力地做些零碎活计。当时的脱产干部没有薪金，也就是说搞革命工作的人除了每月发给定量的粮票之外，不挣分文，所以这种地里的活计，也像军人家属那样由村民们轮流给做，即所谓“代耕”。那些准备当追肥用的粪，借驴驮有困难，我就没有往地里运送，只堆放在猪圈外边了。
告别了妻子，我起大早动身到蓟县县委组织部报到。当天下午被编到县团委会的青年工作组。金秋时节，我们到蓟县东边的马伸桥蹲点。区委书记王金龙，举起手指头捏着的一沓子散发出油墨气味的纸，一边抖着一边提高声音对我们说，伙计们，你们应该高兴应该乐呀！赶上个好时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明天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咱们得庆贺庆贺。知道什么叫开国大典吗？就是明天早上，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主持一个会议，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梁浩然，你平时不是爱写爱画吗？趁这机会卖把子力气、显显身手，也编上一出小戏，在明天庆祝大会上表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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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8）
听到王书记这一声令下，我吓了一跳，愣住了，疑疑惑惑地盯着他问，王书记，你派我干啥差事？
他回答说，编个庆祝建国的小戏，在大会上给老乡们演一演，做做宣传鼓动工作。编写演唱节目是一件特殊的重要任务，当着这么多伙伴的面，区委书记挑兵选将地把这任务交给了我，这本身就显出我“与众不同”，比别人强，是一件很露脸的事儿。我那年轻人特有的、很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心里暗暗得意，脸上却尽力不露出笑模样，自然也没有再说什么推辞的话。
我先按着标语口号编一段祝贺的词儿，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伟大胜利，是当了国家主人翁的工人农民的大喜事。然后想到在地委党校学习的时候，看过地委文工团演过一出小歌剧《兄妹开荒》，还有以前参加演出过的《王宝山参军》、《夫妻识字》。仿照着它们的形式，掺和着它们的曲调，再把要宣传的内容改成唱词往上套，不就串成一个小剧本了吗？按照这个思路没过半个钟点，我便弄出来了。由于一股好大喜功的心气促使，加上胜利在望激发起的兴奋情绪，忍不住提起钢笔，在洁白的纸张上端端正正写了一行美术字的标题：小两口唱国庆。
由于我没有保留那个剧本的底稿，又因为经过的年代久远，我已经不能全部背诵下来，但有些唱段还牢牢地记着，虽然很难保证一字不差，却敢说###不离十。把稿子交上去以后，我正在伙房外边跟同志们蹲着喝高粱米粥，就见王书记乐呵呵地从他住的房间里走了过来。他冲着大伙儿喊道，嗨，梁浩然把节目编出来了，编得还蛮不错哪！
这个剧本是一男一女两个演员，男角色好挑选，女角色不好确定。我们这帮青年干部里边只有两名女性，一个五音不全，根本不能上台；另一个倒挺合适，长相不难看，嗓子也蛮好，可惜偏偏脸薄害羞，不愿意在演戏的时候跟别人配对儿充当夫妻两口子。她提出改剧本，把《小两口唱国庆》改成《兄妹唱国庆》，不改她就不演。我没有听完她的意见就坚决反对。王书记支持我，可上哪找女主角呢。正为难的时候，他忽然眼光一亮，对我说，你扮演那个小媳妇的角儿，打扮打扮，准比小媳妇还要俊俏。
没等我回答，他从挂在墙壁钉子上的背兜上解下一条花格子的毛巾，转过身来递给我说，给你，盖住和尚脑袋，像老娘儿们那样在脑勺后边一系，我再看看行不行。旁边坐着的几个伙伴对这件事出乎意外的解决办法，既没谁表示赞同，也没有谁表示反对，甚至没有人说句逗趣儿的笑话。他们闭口不言，不是默许，也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怀疑。好几个人都偷偷地看我，眼神里画着问号。
这种怀疑无疑是对我严重的不信任，是对我最瞧不起的一种表现。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我，比站出来当面反对，比漠不关心，更加刺激我的自尊心，更能触发我的虚荣心。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答应了王书记的安排。
等到舞台上奏起剧本上写的那个过门，我便一手拿着鞋底子，一手拿着复写的剧本稿子，轻松自如地在戏台上扭起来。台下一片喝彩叫好声给我鼓了劲儿，助了威，等到该唱的时候，我也不像我的搭档小张那样唱一句看一眼手里的稿子，而是差不多能够连唱几句才看一眼下边的词儿。尤其出乎意料的是，我越扭越觉得手脚灵活自如，越唱越感到嗓子顺畅好使。台下的观众越鼓巴掌叫好，我扭唱得越起劲儿。
就这样，我过了五天非常快乐的日子。赶上两个集日，又登台演出两场，晚上四周村子的群众###，又在小学校的教室里演过三次。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露脸，显示出小小的才华，也使我益发相信，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成为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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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我的三十而立（1）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在昌乐生活了八个月后，我们被提前叫回北京。我所在的《俄文友好报》停刊了。恰巧，《红旗》正在改版，增加了文艺副刊。我便要求调到那里。
第一项任务是找名家约稿。我当时认识的人不多，只有一些熟悉的：茅盾、丁西林、周而复、叶圣陶等。茅盾是我在《俄文友好报》时认识的，当时和其他人一起去采访他。茅盾的作品我喜欢，比如《春蚕》是写农村的，我觉得写得好。我对他本人印象也不错，但他的事总是很多，所以没有机会深谈。他应我的约写了一篇中苏关系方面的稿子，手稿我现在还留着。
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喜鹊登枝》出版后，叶圣陶看了觉得好，就写了篇评论。巴人告诉我，老作家不容易被打动的，他主动写文章夸你是感动了。后来叶圣陶挨整，批他“人性论”什么的，被清除出文艺界，我去看过他。他的家在东四十条，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正好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珍珠》集，我想送给他。有意思的是，“文革”后我又去看他，他只字不提自己的经历，还是跟我谈创作。
为了约稿，我还去了北京作协在北戴河的疗养所，认识了不少人，包括贺敬之。后来他在“文革”中挨整，我骑车带着李学鳌去看他，怕他想不开。他住在煤渣胡同。我们深夜才从他家出来。他们这些老革命，成就高，我很尊重他们。他们对我也不错，知道是后起来的。虽然当时和他们有工作关系，但我很少想到从他们那里学习写作经验，当时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有实力，进入文坛不需要任何人拉一把。而且我的写作路子和大多数人也不同。后来想法有些改变，想去求教了，这批人又都被打倒了。
很快，我奔了三十岁，还没写出长篇的东西，心里着急。在我看来，短篇是小东西，要想立住，必须有大部头的。当时看过一些苏联的长篇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女作家的《拖拉机站站长与女农艺师》、《收获》等，加上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我觉得自己能把握长篇了。而且昌乐的所见所闻总在我脑中萦绕，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写出来，于是我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主玉调到《红旗》替我，自己请创作假准备动笔写长篇。由于生活紧张，多数作家都放下笔杆，不写东西了。可我按捺不住，每天都写，写到很晚，饿极了就吃几块高价点心。那时是十块钱一斤，为了写东西，再贵也得豁着花钱买。
我的上司邓力群是支持我的。但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中方正在写《###中苏关系》。我是文艺组的，这是重要文章，我要当校对。所以邓力群不得不做些姿态，批评我。
但我还是很快如愿到了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那是风景区，大殿都改成了住所。和我一起的有刘知侠，其他尽是些老作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