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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文章说据刘庆棠透露，1975、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我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江青确实有把我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予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
1976年9月，我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我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由于大会堂空调较冷，我因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我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我正在上海出差，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我的，说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赶快回京。我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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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我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1978年开会时，却被取消了代表资格。我明白风向变了，大家不欣赏我了。苦闷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有一天老朋友梁秉到月坛北街来看我。我去书店没在家，回来时看到他，我竟握着他的手流下了眼泪，很久没有人来看我了。老梁劝慰我说，你没有害人，你可以度过这一关的。
我的确想不通，我从没整过人，大家整我干什么呢？所以那时我不去文联了，工资都让孩子们替我领。
老朋友、文学界的老战友在这时一个个地来看我。林斤澜抱着一只老母鸡，带上多年没见面的刘绍棠来给我鼓励。见到刘绍棠，我很惭愧，回想起当年批判他时自己的发言，觉得应当请求他原谅。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作为群众发言说什么都无足轻重，但毕竟参与了打击他的势力。
刘绍棠非常宽容，说对于过去的时代只能让它过去。我顿时如释重负。后来林斤澜、从维熙在家请文学界的朋友们吃饭，我也去了，觉得虽然在创作上不是一个路数，共同语言不多，但面子上都过得去。
后来看到文章说，有些老作家对我有看法，不让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大概因为有些受过我的指导，为我说话。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骨干，写过效忠信，后来组织上做了调查，知道我写的七八封信只是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
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对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我赶上了那个时代，并有幸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我对当时的创作不后悔。时代在发展，人们在变化，但是发展和变化到何种样子、何等程度，真善美、假恶丑总会有其客观标准。他们的斗争与较量，无论其胜负，人们一定会给予正义与非正义客观公正的评判。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派系之争依然存在。但作家是靠作品，我认准了这一点。我才五十出头，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在这个年岁许多作家都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我坚信自己也行！
我立志要爬起来，要在跌倒处爬起来。作家的生命是他的作品，新的作品显示他的真实品德和新生。我相信这观点，我遵照这个观点咬牙、奋力地实践。遭难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拿出长篇小说《山水情》。作品发表后，一些同志高兴地说，看到了浩然，看到一个新姿态的浩然。
就在我自欣自慰，并准备使足劲头再往前追赶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长春电影制片厂按照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山水情》（原题《男婚女嫁》）改编的电影剧本已经开拍，书稿如果不做急件处理，就要出版在电影的后边。这是极为糟糕的一个结果！当时的形势下，哪家出版社肯把我这样一个起码属于不走红的、倒了霉的作者的稿子当“急件”发排呢？我一连在几个出版社碰了钉子，书可出，但电影必须等书发行后再公演。这苛刻的条件，我是无力办到的。
就在这种“绝难”的情况下，百花文艺出版社那位刚刚从冤假错案中解脱出来的克明同志，从我的老朋友、作家刘怀章那里听说我遇到的困难，马上请示当时的总编辑林呐同志，得到赞成的答复，他立刻派刘国玺同志专程到北京取书稿。刘国玺向我转达编辑部的决定，把《山水情》作为急件发，一定出在电影的前边。听到这个声音，我喜出望外，感激的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因为我清楚我当时的处境，更没忘记，我的《百花川》曾经让他们背了“黑锅”、受了株连呀！他们说，我们过去都走了弯路，我们重回正路上，共同多出好作品。你是我们的老作者，互相都了解，要合作下去。当时我回答了句很“土”的话说，百花文艺出版社真够朋友。这个朋友，不仅给我解了忧患，重要的是使我增加了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文学事业的成功，没有比自信心更具有神奇力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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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2）
还是在这种心境下，我来到三河县段甲岭，又看到了我喜爱的黄色，听到了乡亲们朴实亲切的问候，心情更加舒畅！乡土的温馨使我融化在对未来的向往中。我在这里挂职段甲镇的副镇长，有更多机会，从不同角度了解8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农村。夜晚和老乡们睡在一条炕上，聊到深夜，那些动人的做事，像一股股热流激发起久已尘封的创作欲望。我又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根。
那几年文学界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不断有好的文学作品推出，不断有新的、有希望的、人们为之振奋的新人出现；另一方面，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作品、作者、文艺思想充斥于市，色情的、打斗的、乱编乱造的可以罗列一大堆。这些东西到处都是，有才能而且会有成就的作家出不了书。老老实实地、本分地爱护自己的作品，也爱护自己的人品的作家出不来书。有些人可以出书，是因为被利用，出版社总得要装个门面，出的是名家的书啊，装点装点。文化、文学、文艺部门被称作“文化乞丐”。我们文学界也混进了一些不要脸的。他们能钻，又不要脸，挤得这些正派的、想走正路的作家没办法。把这完全归罪于改革开放也不公平。这种现象造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中华民族的子孙，吃了四十多年社会主义饭的、爱国的、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大地有感情的人，无不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担心、忧虑。我在这种情况下写了《苍生》这本书。
这书写得不是十全十美，不是很好，我也不满意，艺术都是遗憾的吧。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战战兢兢的，而是小心翼翼的。同志们可以想到当时的情景，那时农村形势一片大好，许多作品写到农民富得有钱都不知怎么花了，坐飞机旅行，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一跳，农村富得简直就不知怎么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写《苍生》，同志们可以想象我这种小心翼翼。我不是说富的没有，坐飞机旅行的没有，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的没有，但是更多的农民没到这个程度。农民都讲，不用说坐飞机，连看都没看过，高级宾馆连门也进不了。我不能否定某些作品写的那些存在，但我说的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它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我辩证法学得不好，但我总知道，服从大多数，这个思想我是比较深的，烙印也比较深，要看大多数，所以写这样一本东西，得到了肯定。
1988年，六百页的长篇小说《苍生》悄然地摆到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随后又在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里播出。媒体说这是《艳阳天》的作者沉寂十年后的崛起。第二年国庆，又获了建国四十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
《苍生》的出版的确把我从无人理睬的境地一下子又推到热闹的文坛，也给我引来了新客人。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和我同是宝坻老乡。她找到我，说，你的《苍生》把我的戏瘾勾上来了，我一定要演你笔下的田大妈，我要为河北老乡塑造好这个形象。你一定要把《苍生》搬上电视呀！
赵丽蓉的话使我为之一振。《苍生》只印了一万多册，能有几个农民看到？如今虽不能说在农村家家有电视机，但一村怎么也有几台，人人都有机会看上电视了。把《苍生》改编成电视剧，农民们在炕头上就能看到！我当时感激地握着赵丽蓉的手，谢谢她给我出了这个好主意。
谁知就在我回忆这段时，这位受人欢迎的好演员辞世而去了。想到我们的友谊，想到她的音容笑貌，我真的非常难过。我的好多朋友都走了，这对步入晚年的我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对死，我想过，作为唯物主义者应当正视自然规律，勇敢地面对它。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个勇敢的人，能正确对待一切挫折。但谁能没有死的恐惧呢？想到它让我和好友们永远无法再见面，泪水抑制不住要流出来。
听到我要把《苍生》改编成剧本的消息，有四五家电视台找上门来。我觉得自己是河北人，写的又是这里的事，所以最后和河北省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签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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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3）
就这样，1989年3月，一支四五十人的摄制组来到了段甲岭及周边几个乡镇。除了赵丽蓉，还有老演员梁音，年轻的我就一个也不认识了。他们是来拍《苍生》的，消息一传出，三河从领导到普通百姓都非常关心。只要剧组一提要求，大家立即想办法满足。我呢，也撂下笔，跟着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我们都住在段甲岭镇政府院内，一块吃机关食堂的饭，一块谈剧本，谈人物创作。赵丽蓉精益求精的演技，开朗乐观的情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言行，一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直到在电视台播出后，两年时间，我什么也没写，但这部电视剧里融入了我的心血，我感到欣慰。《苍生》虽然拍了电视剧，看的人很多，但肯定没有我以前的作品影响大。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也并不感到失落。时代变了，我已过了虚荣的年纪，只要乡亲们喜欢，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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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已住到了“泥土巢”。这是三河县委县政府给我在县招待所盖的小院，在这个“巢”里我要接着写带着泥土香味的作品。不仅自己要写，还要让有兴趣、有才华的年轻人和我一起写。三河没出过作家，但我知道，这里有苗子，缺的是引导和机会。回想我自己初学写作时，也是闷头乱撞找不到门路。《北京文艺》、作家出版社、巴人、萧也牧的指导和帮助使我认识了文学的规律和自己努力的方向。这些我也要提供给三河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以“播撒文学田苗，呼唤农村文学，扶植农村文学青年”为宗旨，我创办了《苍生文学》，到1998年底有三十四期了，它给了普通创作者一块园地。这正是目前商品大潮中，许多文学刊物办不到的。
我是个专职的文学工作者，放下自己的写作，立志在农村这块土地上搞文学绿化工程，才办起《苍生文学》这本刊物。假如没有作者们热心积极地给我主办的刊物供应稿子，不实实在在地支持我主办的刊物，刊物就会自生自灭，使当初我在三河县文联成立大会上所宣告的誓言和诺言变成空话。如这样，岂不等于把我扔在前不见村落、后不见人烟的荒漠里了！
当然，我还有造反的自由，可以知难而退地“逃跑”，可以停办这个刊物。可是，我左思右想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法则。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爱这个事业，爱得发昏，爱得成癖，爱了足足一生。这样的深爱，将会跟我的生命并存亡。
我知道，有一天我死了，文学事业还会活着，这是一定的。我所担忧的是，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农村里，在我们三河县，文学事业有可能出现那种不死也不活的局面，这也许是杞人之忧。不幸的是，我老这样地胡思乱想。
要使文学事业在农村生根开花、不老不死、青春永驻，就须有新的、年轻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地降生、长起。这才是我们这代人所思虑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一个叫陈绍谦的农村青年，患先天性心脏病，给我写信诉说苦闷和绝望。看了信，我第二天便赶到他家，希望能帮助他鼓起勇气，积极地生活。我鼓励他拿起笔，把自己的哀怨倾诉出来。果然，这个勤奋而灵秀的青年写出了不少好作品，有的还获了奖。他在《苍生文学》上发表了八篇小小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二十五篇之后，我觉得该为他出个集子。和我一样，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家里没钱，没门路，要想出书谈何容易。这种时候，只有拉下我这张老脸，替他拉赞助，找评论家了。有一个广西某饮料厂，让我做广告，说一句“喝了××饮料，我还可以重新写部《艳阳天》”，可以给我一百万人民币。我拒绝了。有的人可能不理解我的决定，现今是商品社会了，这有什么呢？但在我的观念中，这种做法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新加坡一个财团要出二百万元买下我作品的所有版权，我不干。我是中国人，作品当然属于中国，将来有人要改编我的作品还要到国外买版权，这叫什么事呢！但为了陈绍谦，我别无选择，只能去找企业，而且一点不觉得不好意思。令人痛惜的是，陈绍谦，我年轻的朋友，没有见到集子出版便去世了。有人问我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一定要给他出书，人都死了，为什么不为活人去忙。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帮他完成心愿。不仅告慰死者，也为了鼓励后来人。果然《陈绍谦小说集》出版后，文学青年纷纷写信给我，希望能像他那样写作不息，将生命在创作中升华。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4）
有一年回昌乐，我忽然想到一个叫李祥才的业余作者。当时，他和我推着一个破自行车，沿江河崖采访。后来我回北京，他还背着一撂稿子来找我。记得他眼睛大大的，挺活泼。听我问起这个人，陪同我下乡的县、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