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说这番话的时候，也许是想到了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著名诗行：作家需要作出抉择/在美好的生活与成功的事业之间。
桑塔格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感到后悔，但是婚姻仅仅是她生活的模式之一。她发现婚姻过于束缚人了：“我十分幸运，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子。我结婚生子了，现在不用再做这些事情。”她曾对采访者讲，婚姻期间，她一直忠实于里夫。坎布里奇谣传里夫未能在性生活方面满足桑塔格。桑塔格一个机敏的同学说那是“一桩复杂的婚姻”。
一九五七年，二十四岁的苏珊·桑塔格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在保罗·蒂利克的力荐下，桑塔格获得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的奖学金，得以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学年呆在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为撰写以《伦理的形而上学推测》为题的博士论文做准备。菲利普·里夫则获得同一学年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资助。大卫将由菲利普家人照看。
两人均未提离婚的事。这甚至都算不上是试分居。里夫和桑塔格似乎不允许自己有他们的婚姻就要走到尽头的想法。如同桑塔格的短篇小说《宝贝》（“Baby”）中的夫妇一样，合，缘于强烈的情感；分，亦因为这份强烈的情感。小说中，夫妻双方同意：“人们时不时得分开一阵儿，这样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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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1）
（一九五七 —— 一九五八）
在牛津大学，桑塔格师从哲学家A·J· 艾尔 和作家艾丽斯·默多克 。桑塔格准备就价值与伦理为选题撰写博士论文，但很快，有一点变得非常清楚，即她对该课题没什么兴趣。无论是教学，还是英国的氛围，对她都没有持久的影响。当时，牛津大学最出名的是它对分析语言哲学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对于一个研究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欧陆文学的学生来讲，牛津显得是再陌生不过了。
五十年代末，女性刚刚开始攻破男性独占领域的一个个堡垒。像桑塔格和西尔维娅·普拉斯这样的美国女子到了英国学者当中，发现等着她们的是蔑视，或者居高临下的好奇。一个高智商的女性受到的忠告是：“重要的是像男人一样思考。”
在这样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男性氛围里，桑塔格是一个杰出的外来户。她在同学朱迪丝·格罗斯曼的小说《她自己的条件》（一九八八）中露过面；“一个高挑、苗条、双性同体式的人物，一袭黑衣，一头黑发，橄榄色皮肤，还有一张传统意义上俊俏的脸蛋儿。”对格罗斯曼来讲，桑塔格似乎是来自丹麦的黑女郎与黑王子两者合一的混合体。她从不穿上简简单单的黑衣服，她不符合传统的女性观。同学们清楚，他们以前可从未碰到过像她这样的女人。
一个女大学生看着桑塔格穿着笔挺的黑裤子，从身边大步走过，不禁纳闷，她是从哪里搞来这套行头还有这张脸的：“是从南美吗？是从兴都库什山脉 吗？”穿着她的美国式游击队服装，还围着厚厚的围巾，她看上去很高很黑。她是哪国人？德国人？犹太人？
男人们则在考虑：能搞定她吗？她是他们见过的最聪明伶俐的女人，她能像他们一样喝酒喝不醉。桑塔格看起来独往独来，他们马上就开始为她争风吃醋了。不过，惟一引起她注意的是位名叫哈罗德·所罗门的研究生。他似乎是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选择。所罗门喜爱孤独，落落寡合，但他和桑塔格一样，也研究哲学。
与其他人，桑塔格则保持一种让人感到难受的距离。她听得多，说得少，制造出一种“公然的怀疑主义”的气氛。每个人都试图给她留下印象，因为即使她一言不发，她在场也是那样地警觉有力。谁都不想出丑。这个沉着的美国人说话做事从不毛里毛糙、粗鲁无礼，你抓不住她的小辫子。她的自控能力超强。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岁末年初交替的那个初冬，桑塔格邀请格罗斯曼去她的住处。格罗斯曼去了，她颇感荣幸，但又有点儿迷糊，因为自己当时年方二十，是个崭露头角的诗人，不是什么哲学家。她发现她们俩很难谈得起来，因为桑塔格有的书她大多没有看过。桑塔格抱怨房子里冷，说为了暖和，她衣服里面总穿着睡衣；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撩开黑长裤的裤边。格罗斯曼看得出，桑塔格对英国已经不抱什么幻想，“英国傲慢的地方主义让人感到悲哀，严重的性别歧视更是无处不在。”
坐在长沙发上，格罗斯曼此时此刻似乎察觉出一丝温馨浪漫的味道，这时桑塔格把远在美国的小大卫的一张照片拿出来给她看，这种感觉才嘎然而止。格罗斯曼回忆说，“震惊让我思绪翻滚。当时，我想我是搞错了，原以为她是同性恋。但是，以我当时的理解，不管怎么说，一个母亲不可能是同性恋——更别提我看见照片上这么小的孩子时心中的不安了。”格罗斯曼猜想，桑塔格对大卫喜爱极了，很想他。至于丈夫，她只字未提。照片里没他。
探索（2）
对认识她的英国人来说，桑塔格非常美国化，也非常迷人，个中部分原因是她看上去那么独立。离开丈夫，去做自己的事情，这似乎是美国女人精华之所在，而在英国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对格罗斯曼来说，桑塔格从衬衫到裙子一身黑装，行军般大踏步前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方向明确，脚步坚定，仿佛她对自己需要什么早已心知肚明，然后便得到她之所需。”
不久，格罗斯曼便听说桑塔格过了圣诞节就前往巴黎学习去了。她留下了一个真空。她的那帮英国朋友觉得受了奚落，当然，她这样做并不表示轻蔑，她只是消失了。这一年春天，哈罗德·所罗门自杀。格罗斯曼认为，这件事似乎就如桑塔格离开后引起的震荡一样——是其力量的最终证明。
格罗斯曼的朋友伊莱恩·斯卡里（《痛苦中的身体》的作者）问桑塔格是否介意自己被写进格罗斯曼的小说。她对斯卡里讲，不介意，相反，那让她很开心。对记者佐薇·海勒，桑塔格将她在英国的短期逗留描述为有趣的插曲；在那里，她“身穿宽松的外衣，脚踏自行车，四处闲逛”，遇到“有趣的年轻人”。她称之为“使自己年轻的一种途径”，“以前我从未允许自己这样做——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合适的学生生活，尽管我当时已结婚，而且还是个母亲。事实上，在牛津的那一年＇实际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意味着我婚姻的结束。”
到了巴黎，当然就意味着栖身《夜林》，这是“拙劣的嘉年华、一种人类动物园的巴黎。那些城里的徘徊者希望成为他们急欲成为之人，却不能如愿”。桑塔格做着人们或许能猜中的事情：恶补法语，凝望城中辉煌的建筑，追求感官刺激，逛书店。她在离巴黎大学不远的雅各布街拉丁区找到一个房间住下；在这里，她要继续做她的伦理研究博士论文。都市化的巴黎大学比起平静的、几乎是乡村的牛津大学来要适合她得多。严肃的巴黎学生吸引了她。这些学生住在破旅馆里，日常开支依靠家里拮据的资助（当时还几乎没有国家奖学金）。他们不打工——“当招待、洗盘子有失尊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在咖啡馆争辩，在最简单的事情上找到复杂性。那时候的思考路子是：“你说得对，但它要比这个复杂得多，” 因此，这一思路被誉为“矛盾的精神”。
记者欧夫·贾菲一九四九年起一直长驻巴黎，他在一九五八年除夕晚会上认识了桑塔格。他推测，因为性格不合，她已经与丈夫分手，她有个五岁的男孩和里夫及家人住，她似乎还与他们保持不错的关系，但已发现里夫对她来讲太学究气了，而且落伍、太过传统。贾菲知道，他们俩曾合作过一本书——事实上，他现在还记得桑塔格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取《弗洛伊德：道德家之心灵》一书校样时的情景。
桑塔格和贾菲下馆子，这不算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还一起看过许多场电影。他记得她爱看西部片，会催他：“去吧，会很好玩的！”看电影是她主要的放松途径。她看好莱坞旧片的时候是她最最好玩的时候。是的，谁陪她看电影，谁就会讲那是个非常随和、非常贪玩的苏珊。
多年后，贾菲才意识到，桑塔格观看那些电影的快乐源自其对坎普感受力的兴趣——这个概念日后让她一举成名。他喜欢苏珊，因为她是如此轻松愉快、思维敏捷、长于观察。她法语讲得还算过得去，除了有点儿美国口音。他们一起去听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巴黎大学所作的讲座。他们印象很深，但对波伏瓦的观点，他们也有不敢苟同之处。她在巴黎呆的那一年结束的时候，与贾菲友好地分了手。
探索（3）
一九五八年，桑塔格联系上了她在伯克利最要好的伙伴、现供职于巴黎《先驱论坛报》的哈丽雅特·索姆斯。她们又成了一对，并结伴周游欧洲列国。
哈丽雅特记得，桑塔格人见人爱，无论是男是女。在德国，一名男子认为桑塔格像只外国猫。男人们尾随她。两个女人一起旅游比较省钱，有时搭便车，有时乘火车。她们投宿廉价旅馆；希腊那家似乎特别便宜，她们住了几天之后才发现那是一家妓院。从希腊返回巴黎，她们坐的是三等车厢，（她们挠头的时候）发现把小虱子带了回来，只好用毛巾把头发给包起来睡觉。
在巴黎，哈丽雅特把苏珊介绍给她所有的朋友，苏珊妩媚极了。她也害羞。她思念大卫，但也很享受假期。哈丽雅特认为，她在尽情地享受这种远离母亲责任的时光，她年纪轻轻就生了孩子。她也帮哈丽雅特做好新工作——为一家技术杂志做翻译。她很喜欢翻译。在哈丽雅特眼里，苏珊似乎还是非常年轻、非常脆弱，情感上与她九年前就认识的苏珊没什么两样。哈丽雅特记得听见苏珊说：“我得学会更愤世嫉俗。”
对苏珊·桑塔格来说，欧洲大学的课程设置不当。她已经有了像伯克和陶布斯这样的文学和思想导师，但她尚未结识能帮助她沉浸到当代文化领域之中去的同龄作家。于是，哈丽雅特向她介绍了三十岁的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于是，桑塔格拜倒在他脚下。
切斯特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龙在这里》（一九五五）、一部长篇《杰米是我的心上人》（一九五七），此外，还有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的、以笔名马尔科姆·内斯比特写的*。用辛西娅·奥齐克那生动的话语来说，他正腾飞到“文学名流的空中花园”里。自一九五一年起，他就在巴黎，所以，可以把桑塔格介绍给在《评论杂志》、《党派评论》以及《巴黎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一些作家。他还真认识《巴黎评论》和《纽约书评》的创办人乔治·普林顿和罗伯特·西尔维斯两位编辑。后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又一奇才，曾支持切斯特的处女作在法国出版。
切斯特长着一张娃娃脸，秃顶，红扑扑的脸蛋，像个布娃娃。小时候，他生了一场病，结果全身体毛掉光，所以，看上去胖乎乎的。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秃顶，便戴上被说成是有点黄的橙色和姜黄色的假发。他似乎养成了一种肆无忌惮的同性恋…犹太人的炫耀习惯，以与他奇怪的样子协调起来——抑或是要对立起来？他雄心勃勃，这是出众的。
他是布鲁克林人，讲起话来像一挺加特林机枪 ，“第二句句子的脚趾头绊在第一句的脚后跟上。”他是个波西民，生活就围绕着当作家来安排。除了写作，他什么都不做。他想出了聪明的法子，让他母亲在经济上资助他（编了个自己结婚的谎话，通知她，这样她就会送他一件结婚礼物），躲避房东（保住一套不易得到的要交租金的公寓房，办法是穿上晚礼服，装扮成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准备翻修那房子的建筑师一起出现）。只要是切斯特觉得为躲开非文学的工作而有必要做的事情，他都会去做；他做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情多年来为作家和编辑们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桑塔格向来认为，没有教席，或者不与某些大学确立某种关系，要想好好写作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对桑塔格来说，切斯特的例子倒让她大开眼界。
探索（4）
许多人都看好切斯特，认为他似乎注定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可他从来都不会成为文学泰斗。相反，他喜欢在纽约有一种耀眼的沉浮。他追求的声名让他感到厌恶。看到桑塔格成名、变得显赫而她本人对此又非常珍视的时候，他便越发感到厌恶。
诗人爱德华·菲尔德写过一篇关于切斯特的未刊稿，标题是《要娶苏珊·桑塔格的人》，为恢复切斯特的名誉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约过桑塔格，向她征集切斯特写给她的信札，并请她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她一直保持沉默，只有一次回答说她不能合作。桑塔格没有提供证明，好在我们读到了辛西娅·奥齐克出色的*《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假发》。一九四六年，奥齐克和切斯特在纽约大学同听一门写作课。他才十八岁，却已经满怀“文学激情”。她是以一个大胆的说法开始回忆的，即切斯特——实际上是切斯特的思想——是不朽的。他“坚定地站在”好象是她心灵的“无法渗透的一个纯精神岛屿上”。换言之，他代表了纯粹的文学写作理念：“他劲头十足地撰写唐突无礼的评论，妄自尊大，吓唬人——五六十年代许多年轻男性（以及极少数女性）都写，目的是为了成名。”以下是摘自切斯特发表在《纽约书评》上诋毁约翰·雷奇《夜之城》的一篇评论：“段落写得是如此粗俗、笨拙，艺术上是如此的板滞、凝重；雷奇是存心要靠*烧干诗的最后一滴诗意，结果，他什么都拿不出来，除了一锅黑莓散文。”看完这篇评论，戈尔·维达尔称切斯特是魔鬼——但也是大师，是“黑色艺术”的实践者。正如奥齐克意识到的，“每隔五年，一批文学新人就会茁壮成长，同样地浸泡在勃勃雄心的欲望之中，同样地因嫉妒而令人厌恶（或者受到激励）。
切斯特与桑塔格关系恶化后，在给一个朋友写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