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四日付二千元（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帐可以查对）稿一二月分两次刊出。
二月十二日付一千元（现钞在社面致）稿三月号一次刊出。
三月四日付一千元（现钞在社面致）稿四月号一次刊出。
四月二日付一千元（现钞送公寓回单为凭）稿五月号一次刊出。
四月十七日付一千元（五源支票送公寓回单为凭）稿六月号一次刊出。
五月九日付一千元（现钞，五月八日黄昏本人敲门面取，入九日帐）（有亲笔预支收据为凭）稿未到。
七月四日付二千元（五源支票，当日原票退还本社注销）。12
秋翁给出的账面显然要比张爱玲模糊的记忆更清楚，所付稿费也一目了然。从这上面看，十一月份秋翁确是付给张爱玲两千元，在账上的显示则是付给张爱玲正月、二月两期的稿费。张爱玲确是没有多拿钱。问题出在“五月八日深晚，张小姐本人敲门向店伙手预支一千元”，并且“自动书一收据交由店伙为凭”这件事上，平襟亚说有张爱玲的亲笔预支收据为证，而张爱玲对此说法则不置可否，再不予辩解，事情就此纠缠不清。
对此二人的纷争，上海小报界的文人纷纷撰文予以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众人的着眼点均不在到底是谁拿了这一千元钱。如秋水的文章《关于张爱玲》，从爱护青年作家的立场，认为“对一个并无多大罪过的女作家，或者因为用了一千元灰钿，而要大张挞伐，深觉多此一举，而且把事情看的太严重一些。”13柳絮《灰钿案平议》则直指问题的核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爱玲与《万象》矛盾的历史考察（4）
此事究系何方之失，局外人殊不必问此“闲帐”。。。。。。。但文章不卖钱则已，既为卖钱之作，则稿费涨落，当随市面之升沉为调整。“言明按月千元”，第一次给稿费时，犹为仨二年之十一月廿四日，至今九个月中，米价涨若干，《万象》之售价又涨若干？而秋翁先生惠付张小姐之稿费，九月如一日，似非事理之平？张小姐之灰心稿事，延不交卷者，正是人情之恒耳。14
另有一篇署名《灰钿》的文章则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针对秋翁“《万象》杂志预付张爱玲一千元稿费，而数月以还初无一字寄来”，他说，“惟据柯灵兄言，此款张拟退回”，15似乎是说张爱玲曾拿过这一千元钱。但笔者认为此说尚不确实。因为据平襟亚言，张爱玲与《万象》的交稿及索费之事，均由他本人亲自接洽，作为雇员的柯灵并无插手此事的权力。所以柯灵之言是否属实还不确知。
不过张爱玲对钱的看重倒是真的。她自己的文章中就曾说过，她姑姑说她是财迷。她的爱人胡兰成在《张爱玲与左派》一文中也说张爱玲在稿费上不吃亏：
她认真的工作，从不沾人便宜。人也休想沾她的，要使她在稿费上头吃亏，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16
“灰钿案”发生后，一个叫啼红的小报作者讽刺张爱玲“生意眼”，文中写道：
据出版业中人谈：该贵族血统女作家，素最重视稿费，斤斤计较，不稍放松。各刊物向之征稿，必先论报酬之多寡：且早晚市价不同，物价涨，稿费亦随之而涨，要求加价之瑶笺，几每月一至；时亦亲移玉趾，面议一切，态度之认真，甚于阎闾之论买卖。17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断，这一千元钱是张爱玲所拿而忘了归还了呢？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当事人也都不在人世，这些都只能是我们事后的猜测。问题也许不会这么表面化。真正的原因，似乎应该追溯到小说集《传奇》的出版经过。
三、 小说集《传奇》出版经过
据张爱玲弟弟张子静言，张爱玲出版小说集的初衷是由于迅雨的批评文章结语的刺激。迅雨那篇《论张爱玲的小说》结语只有短短的两行：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18
张爱玲立即决定要出第一本小说集，书名就叫《传奇》。并在前言中交代说：“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面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19
小说集的出版是件大事。自然要找一家有实力有影响的出版商出版。张爱玲的决断是慎重的。鉴于之前同《万象》的交情和《万象》杂志在上海文坛的影响，她想把书交给平襟亚做老板的中央书店出版。并得到秋翁的应允。这一点，秋翁在一篇文章中有所披露：“她写信给我的本旨，似乎要我替她出版一册单行本短篇小说集。我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她”。20但不知是出于对秋翁的不信任还是对柯灵的好感，她又给柯灵写了一封信征询他的意见。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回忆说：“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21
柯灵和平襟亚对张爱玲的态度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平襟亚是本着杂志赚钱的目的，拉文名正盛的张爱玲做自己的赚钱机器。柯灵则与张爱玲有惺惺相惜之意，本着扶植青年作家的负责任之心，诚心提出自己的忠告和意见。所以平襟亚看到的更多是张爱玲的“生意眼”：“她接连来见过我好多次，所谈论的无非是‘生意眼’，怎样可以有把握风行一时，怎样可以多抽版税，结果是她竟要我包销一万册或八千册，版税最好先抽，一次预付她。”对于张爱玲抽稿它印，秋翁并没有显示出惋惜，而是“凭我三十年的出版经验，在这一时代——饭都没有吃的时代。除凭籍特殊势力按户压买外，简直没有包销多少的本领。因此只好自认才疏力薄，把原稿退还给她。”22柯灵则是认真的为张爱玲着想，为了让张爱玲看清《万象》的真实情况，他给张爱玲寄了一份中央书店的书目，给她参阅，并说明对于中央书店这种专门印行古籍和通俗小说，并且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的出版社，如果是他自己的话，宁愿婉谢垂青。张爱玲是何等聪明的人，一看柯灵的书目便知中央书店的底色，自己的书是决不能在这样的出版社出版的。她是一个极为决绝的人，看清《万象》的真面目后，不仅立即抽回自己的文稿，而且由于之前稿费上的一些纠葛，她连带也中断了为《万象》的供稿。这是自以为掌握了主动权的平襟亚所始料不及而又难以接受的。他本来想从张爱玲的文集出版中再赚一笔，没成想张爱玲这么快就扭转了方向，离开《万象》转投《杂志》社，且《传奇》出版后大受欢迎，一笔到手的生意泡了汤，他自然迁怒于张爱玲，借口就是那一千元灰钿。
张爱玲与《万象》矛盾的历史考察（5）
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小报，平襟亚第一次撰文声讨张爱玲的《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是在1944年8月18、19分两期连载于《海报》，在此之前4天张爱玲《传奇》由《杂志》社出版发行，在上海文坛一纸风行，一时洛阳纸贵，秋翁写作此文，正是看到张爱玲的小说集大卖又再版，心生愤懑。一方面，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达到了顶峰，成为上海最红的女作家。当时就有小报文人称张爱玲是“当世女作家中之祭酒”？？。《杂志》社也因张爱玲的加盟声威大振，而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辛辛苦苦捧红张爱玲的《万象》则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仅小说集被张爱玲抽走，原来说好的给《万象》写的连载《连环套》也被“腰斩”，平襟亚实在是咽不下这一口气。稿费事件是5月份发生的，平襟亚却直到8月份张爱玲的小说集再版才提出这一千元灰钿之事，应该不是出于偶然。对他来说，一千元稿费实在是小事。因为他可以从张爱玲给《万象》带来的影响和《万象》的销售中加倍的赚取。而今财源一下子中断了，他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更不可能想到是自己聘请的《万象》主编柯灵断了他的生意。
但张爱玲也没有接受柯灵“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的劝告。这本集子的出版本来就是憋着一口气，要还击迅雨的批评的，所以“趁热打铁”只是借口。她马上转到袁殊的《杂志》社，由于《杂志》社有日本领事馆做靠山，财大气粗，加上也想借重张爱玲的文名，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传奇》顺利出版，立刻畅销，仅过了四天便再版，一时有洛阳纸贵之势。平襟亚此时才发觉自己错失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面对张爱玲的风光，他有一种被捉弄的感觉：一个文坛老前辈被后生小辈耍弄，待要发火，却又找不到根据，于是只有借助一千元灰钿事件来做文章，不仅在小报上大骂张爱玲“生意眼”、“市侩”，还把张给她的私人信件公之于众，讥讽张爱玲所谓的“贵族身份”，实在有失风范！
四、一说便俗？
平襟亚并非寻常报人，他曾是鸳鸯蝴蝶派的文坛健将。在二十年代便以长篇巨著《人海潮》风靡一时，在鸳蝴派中掀起一阵“长篇创作风潮”，但是能胜过平襟亚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在上海小报界，更是标准之老派，以“秋翁”笔名所写的短文大都以风趣和讽刺为胜，很是为读者喜欢。战后文坛消沉，而平襟亚独具慧眼，与陈蝶衣创办《万象》月刊，成为沦陷区上海文坛出版界的开路先锋。
按说这样的一位文坛前辈自不屑和张爱玲这样的小辈争执什么，且也有失自身身份。尤其是稿费钱财方面。但是这次的“灰钿”之争，却闹得文坛沸沸扬扬，平襟亚一个人在小报上摇旗呐喊，连续发表多篇“清算”？？文章。刚说了是“最后的义务宣传”，“下不为例”，转回头却又在小说中借题发挥，以“狐”意指张爱玲。可见他心中的愤恨久久难平。相对于平襟亚的耿耿于怀，张爱玲则采取一概缄默的态度。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到张爱玲见到小报上的评论文章，不管好与坏，都一一剪下，收集起来。要是这样的话，秋翁的谩骂她当是见过了。
有学者注意到，张爱玲似乎只写过有数的几篇答辩文字。最早的一篇就是回应秋翁的《不得不说的废话》。被误解之下，不得不申辩几句，也还称之为“废话”，可见张爱玲的态度；最晚的一篇是1978年11月回应别人对《*》的评论：《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应该也是不得不说的话，所以她在文末特意注上“下不为例”四字作结；再有一次便是在1946年针对有些人称自己“文化汉奸”的辩解《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这是涉及到民族大义，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清白。除此之外，便再无其他的类似文字。尤其是在“灰钿”事件上，事情的原委清浊到底怎样，好像一概与自己无关。
周作人曾经特别欣赏倪元镇的那句“一说便俗”：“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倪元镇所谓“俗”是什么意思呢，周作人解释得很清楚：“此所谓俗，本来虽是与雅对立，在这里的意思当稍有不同，略如吾乡里的方言里的‘魇’字吧，或者近于江浙通行的‘寿头’，勉强用普通话来解说，恐怕只能说不懂事，不漂亮。”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暴力侮辱之下，辩解不仅无益，反而会让辩解者自取其辱。有些事不说还好，一说出来便成了令人生厌生憎的俗事。然而，不说出来，就一定能于此事有所补益吗？也许我等俗人不理解其中的深沉。那么，张爱玲的不辩解是否可以引申为“一说便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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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弃到回归？（1）
——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接受史
作为一个在特定时期成名的作家，张爱玲的文学命运和她的个人命运一样的耐人寻味。她成名之后不久，中国于四十年代末进入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新面貌。这对于本来就与外在的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张爱玲来说，新中国越发使她感到陌生和难以接近。而她与胡兰成的结合又成为一些人所攻击的对象。因此，她不得不在在五十年代初远走国外。从此在大陆文坛上销声匿迹，也在中国50——70年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上被打入另册，湮没不闻。
六十年代，海外学者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次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并给予高度的评价，由此在海外掀起张爱玲热。到八十年代，大陆开始有学者研究张爱玲的作品，相关论著不断出现。九十年代张爱玲的去世在海内外引起了一股最大浪潮的张爱玲热。对张爱玲进入文学史的呼声也不断提高。1984年，黄修己的文学史第一次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随后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也大都给予张爱玲一定的文学史位置。本文在纵览诸多文学史写作的基础上，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文学史中的张爱玲接受史做一梳理，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探讨其中的原因与问题。
一、“国家文学史”提出的背景和界限
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民族国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有论者称：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也有论者指出：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这样的“文学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它的发展又与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同步。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学的发展往往和政治卷在一起。1949年以后，这种关系发展的更为严重，文学也越来越转离艺术的轨道，被迫、也是主动走向国家意识形态。当代学者吴俊先生在研究当代文学时，把这种由国家权力全面支配的文学称之为“国家文学”。他指出，国家文学是国家权利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方式，或者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它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同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