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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的高大井架，矸石山，构成了煤矿特有的景观。我站在窗前，望着耸立的烟囱冒出的浓浓烟雾出神：浓烟像是黑龙直冲天空，把一方天空搅得浑噩沌沌。南方北方连天空都不同，江南有东边太阳西边雨，而在北疆，朗朗天空，一边黑来一边蓝。这座烟囱不正是工业化的像征嘛。我想像着自己当一个工人的荣光。二哥从小就是个心细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我的心思。小时候，我是个心高气傲的小少爷，受父母溺爱。家里人都让着我，二哥是个例外。他常背着父母教训我，有时还敢打我屁股。但他对我很好，常把从不示人的邮票、小画片、小儿书送给我。我对二哥言听计从。那年他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我还哭着拉住他不让走。我的到来一定给他添了心病，犯了难。我想；还不如回家种田，伴母亲渡过风烛残年。
我喜欢到宿舍边的小河畔漫步。听说这条叫“安邦河”的小河，是薛仁贵征东时命名的。河畔新修一个没有围墙的公园，常听到有人吟唱苏联歌曲“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那天，我躺在白桦林下的草地中，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怀乡思亲的情绪，使我心烦意乱。
二哥老远就喊我：“昊弟，昊弟！”一向沉稳的二哥一反常态，高兴的喊：“昊弟考上了，你考上了。”我一时没回过神来，“考上什么？”“合江医学院”。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兴冲冲跑来的二哥手里接过录取通知单，心想一定是搞错了，我参加的是中考，怎么会考上大学？！我粗略的看了一遍录取通知书，一点没错，写着我的名字。我揉揉眼睛，仔细看看，真的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没有过上大学的奢望，连做梦也没有，一定是张冠李戴，或许是同名，弄混了。我从惊喜中平静下来，问二哥：“你给我报过医学院中专部吗？”“报过。可这明明是大专呀。”我指着录取通知书说“医疗系学制四年。”二哥也有些疑惑。“还是问问你那位教育局的战友吧。”我们到了矿办公大楼，二哥打电话查询。回答是肯定的。我在电话机旁听得十分清楚、真切。“你弟弟方昊是合江考区第一名。”“那怎么会是大专呢？”二哥追问。“那就不太清楚了，可以跟医学院直接联系。”二哥把电话打到了合江医学院，回答更令人兴奋：“我校录取中专新生中，成绩好的上四年制大专，方昊是其中一个。”
幸运真的降临到我身上，我一扫阴郁的心情，心花怒放，欣喜若狂，难怪“范进中举”会乐极生悲，痰迷心窍；难怪人生三大快事之首就是“金榜题名”。
二哥深为我高兴，带我到煤城饭店，举杯庆贺，喝的是一种叫‘葛瓦斯’带泡沫的啤酒。我喝了两瓶也没醉。这里没有家乡的黄酒，有的是浓烈的白酒和爽口的啤酒。听说这啤酒是苏联传入的酿造技术。餐后，我们又到邮电局给母亲拍了一封报喜的电报。我想像着母亲接到电报后高兴的情景，久久都难以入睡。这一宵做的净是美梦。我梦见自己两翼长出了翅膀，向天上飞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初涉医道6一10
（6）
开学第一天，我就乘车去学校报到。下意识的生怕去迟了，会发生变故似的。
医学院位于东郊的小山岗上，称为“东岗”。伪满时，是日本军营。抗战胜利后成了东北野战军的一所后方医院。为战争急需，还附设有“军医学校”。建国后，移交地方，改称为“合江医士学校”及附属医院。这就是医学院的前身了。
医学院是大跃进的产物，“戴帽升级”还不到两年。千余名在校学生中，60％是医士、护士、助产士专业的中专生。大专只有“医疗系”。当时这种大跃进的模式在东北十分普遍。
这些多是从门卫“安道姆”口中获知的。“道姆”朝鲜语为“同志”。这个“安道姆”就是朝鲜族中国人。矮矮的个，胖胖的，瘸腿，走路像鸭子似的左右摇摆。我报到那天，嗑垃巴叽的普通话，他误以为遇到了同族同宗，对我热情有加。还问我老家是北朝鲜还是南韩，我说是“江南”。他说：“不，是三八线以南。”我被他弄得一头雾水。
到一个新环境，心中总有些不踏实。南北的反差使我一时难以适应。我被编进医疗系59（1）班，住进了三○一宿舍八个人的房间。安顿好后，我在校园转悠了一圈：校园的范围挺大，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为附属医院，主要建筑是两层的门诊大楼和三层的病房大楼；后半部分为学校。院校之间有“板障”隔开，但有“门”相通。在一片高大的白杨树林下，掩映着十几栋参差不齐的房子，除了办公楼、教学楼，宿舍、食堂都是平房。校园范围中，有许多断墙残壁，听说是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轰炸机留下的残迹。校园的东南角有个广阔的操场，未经修茸，长满荒草。除了跑道、篮球架，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体育设施。再远处是一片乱坟岗，没有墓碑，不知是何时埋的冤魂。校园给人的感觉有些苍凉，我不由的想起母校——婺州二中。那座在青山绿水中幽静而美丽的校园。但我还是十分欣慰的，能幸运的进入医学院学习，是天大的造化，上天的恩赐。况且，进了洞天佛地门，修心养性靠自身。鸡窝里不也能飞出金凤凰嘛。
我仰躺在上铺的床上，双手枕在头下，望着天花板出神。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新奇，真是一方土养一方人。忽然有人敲门，我一骨碌爬起来下了床。进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瘦高个，冲门就喊：“方吴，方吴！”一只大手伸过来。我忙纠正说：“我叫方昊！”“不明明是口天吴吗！”“是日天昊。”他哦了一声，自我介绍说：“我叫包德禄。”特别提高了声调，“包公的包。”后进门的中等个，梳着大背头，戴着细腿眼镜，穿着米色风衣，风度翩翩的。他和我拉拉手，字正腔圆的说：“敝人贾岱正。”“走，咱们去接站”。包德禄说。“接谁？”我问。“当然是接同学了。先戚接后戚。这是我们这旯旮的规矩。”我跟着他们上了校门口的接站车，直奔火车站。
车站广场，有好几个“接待站”，都是各校接新生的，摆着桌椅，打着横幅大旗。医学院接待站，架式最大。马上有一趟火车进站。大家都忙活起来，有几个同学举着校牌到出站口迎候。不一会儿，三三两两地有人来查询报到。我们帮着搬行李，拿东西，好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气氛十分融恰。
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嘿，小鬼，你怎么在这呀？”我转身一看，惊喜的认出 ，这不是那位在火车上认识的文同志嘛，我有几分不好意思的解释：'我是刚考上的。'“太好了”；文同志从身后拉出一个标致的小姑娘；“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也是新生。叫文鹃，杜鹃的鹃。”文鹃大大方方地伸出手，用她那妩媚的丹凤眼瞟了我一眼，我顿时触电了似的局促不安起来。
忽然一阵骚动，一群人簇拥着一个背着姑娘的小伙子来到接待站。他气咻咻的问：“你们是大夫吧，快救救她！”“咋回事？”“她一下车就晕倒了。”“让她躺在长椅子上。”有位老师托住那姑娘的手腕，摸摸了脉，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扁盒来，挑出几只又细又长的针，酒精消毒后，在她虎口上扎下去，又拧转了几下，她的眼睛慢慢睁开。苍白的脸上露出迷茫的表情。大家都松了口气，小伙子擦了擦脸上的汗。“真神了，扎针这么管事。”一问，都是医学院新生，小伙叫高煤海，姑娘叫杨婕。都来自鹤岭市，他们是火车上认识的。包德禄一拍腿“嘿，巧了，我也是鹤岭的。”
回校的途中，我指了指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位会针灸的老师，小声问：“包老师，那位老师姓什么？”包德禄一甩手，“我哪知道。”坐在旁边的贾岱正扑哧笑了：“包老师也刚来，和我们彼此彼此。”我莫名其妙的望着贾岱正，“彼此彼此？”“我们彼此都是同学啊”，我更困惑了，怎么会有这么大岁数的同学？！
（7）
合江的称谓，源于这里是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地。这三江平原的广袤土地，就是所谓的“北大荒”了。合江市正是衢通迩遐的的北疆重镇。因为毗邻苏联，当年又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
东北划分'九省'时，张闻天曾任合江省第一任省长，是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这里不但有汉、满、蒙、回、朝鲜族，而且是鄂伦春和达斡尔、赫哲族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不但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安徽、辽吉的移民。还能见到因历史原因留下的老毛子（俄国人）、小鬼子（日本人）、和高丽棒子（朝鲜人），是个民族杂居，藏龙卧虎之地。这些都是安道姆告诉我的，他是个“万事通”。虽然只是个'门卫'，知道和懂得的事情很多。他是我结识到的第一个东北朝鲜族人。从他那了解到关于这个城市的许多陈年往事。他对我这个“南蛮子”（这里对南方人的通称）比“臭糜子”（土著人）更有好感。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了忘年交。
开学好几天了，一直没有上课。书发下来了，课程表也贴上了墙。却通知进行为期一周的学前教育。除了学习国内外大好形势，还结合学校具体情况讨论。几天下来，我终于弄清自己是怎么个处境。我所在的医疗59（1）班，有53名学生。从年龄看最大32岁，最小的16岁，大小差一倍。从性别比，男27，女26，基本持平。从学历分析，参差不齐，良莠不等，多数是高中或同等学历，个别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生源成份挺复杂，一半是高考入围的，还有一部分是合江地区卫生系统保送入学的“调干生”，其他6位是中考成绩成绩佼佼者，破格跳级的。究其原因，是大跃进的后遗症。学校升级后，生源不足而采取的对策。我却成了这个特殊背景下的幸运儿。五十三位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经历，抱着不同目的，年龄又相差很大的同学，济济一堂，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马拉松长跑。
意想不到的是，宣布班干部名单时，我被指定为学习委员。真是乱弹琴，可又难以推辞。我揣着忐忑的心情参加第一次班委会。由政治辅导员、校团委书记刁泽甫主持。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文化教员，高高的个，瘦的麻干似的，不时咳嗽，瘦削的脸上，一双小眼睛却炯炯有神。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印象。他讲话声不大，但挺有条理。从国内外大好形势，一直讲到班干部如何发挥好骨干作用。给班干部注了一针兴奋剂。
班长包德禄，当即抢先表态：“我是党员，一个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文体委员贾岱正、生活委员文鹃、劳动委员高煤海也都发了言。我正寻思着该如何表态时，刁书记点了我的名，“方昊，你的入学成绩不错，但更要突出政治啊。”我一时语塞，喘嗫地说：“我怕不称职，做不好”。“组织上是信任你的嘛，在坐的除了你，都是党团员，多向他们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嘛。”这几句话使我如芒刺背，心头有如罩上了一层阴云，我意识到：自己是个打入另册的人，告诫自己不要晕了头脑。
（8）
“妈妈，秋风又起了，近来身体还好吗？…”一铺开信纸，我的心就难以平静，有如奔涌的钱江潮，想把无尽的思念溶入字里行间。“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飞的再远再高的雄鹰，也会回到母亲的身边。人却身不由已。
义乌车站离别的一幕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一股“高堂在，不远游”的负疚心情袭上心来。母亲已经是奔60的人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守在老屋里，苦渡风烛残年。
我的“脑回”似乎成了屏幕，不断闪动着母亲的音容笑貌。我好像见到了慈母倚窗傍门，思念远方儿子的身影；听到了慈母思儿心切的呼唤。千山万水，关山迢遥，相见何期？写不尽的缠绵思念，只能到梦中寻求。
我幸运的走上了学医的道路，母亲一定十分欣慰。她相信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恩赐的。来信中叮嘱我“努力再努力”。希望我学业有成，做一名济世救人的白衣天使，匡世悬壶的杏林高手。
从浙江到黑龙江，八千里路云和月；从南到北，横跨八省两市。一方土养一方人，乡情、习俗、语言、气候，包括吃喝拉撒睡的一切都不尽然相同。随遇而安，适应环境，成了我的当务之急。
礼拜天，我在门卫室和安道姆闲聊。本地人称聊天为唠嗑。唠着唠着就唠到了地域风情。老安问我：“都说江南好，你跑到北大荒来干啥？”这'个中'的情由还真不好回答。我反诘：“那你从青山绿水的朝鲜跑到中国来干什么？”安道姆一时语塞，随即大笑起来，掩饰他的尴尬。他笑时额、颊、眼角都堆起了深深的皱纹，像刀割似的。我不禁好奇的问；“安道姆，你几岁了？”“啥？几岁！？你看我胡子拉楂的，才几岁？”安道姆勃然大怒：“你这小南蛮子，变着法骂人。”我不知他因何生这么大气，一时不知所措。正好见文鹃从里间打开水出来，她大约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放大声问：“你俩叽哩呱拉说什么呢？”“我问安道姆几岁，不知因为什么，他生气了。”文鹃笑着向老安解释说；“中国地方大，南北不一样。在我们南方，不菅多大，问年龄都是问几岁的。不信，你可问问诸葛老师。”老安半信半疑地望着我，“那我倒真要问问看。”
文鹃走出门时用眼睛勾了我一眼，又偷偷一笑。我随即跟出了门。文鹃回头跟我说：“问年龄要问多大，不能问几岁。”我一脸迷茫“为什么？”“语言习惯不同，这里对十岁以下小孩才问几岁，懂吗？以后学着点，不要挨人骂”。原来如此，我不禁红了脸。文鹃看出我的窘相，“刚来东北时，我也常闹这种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