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与几位教授的闲谈中，我向他们说了的帮派是怎么策划一次驾车枪击的——他们通常派出一位年轻女性去曲意逢迎对头帮派的成员，以获得足够的信息来筹划一次突然袭击——我的教授们适时地向我建议，我需要去咨询律师。显然，我所做的研究大大超出了典型学术研究的界限。
威尔森告诉我，在获得法律建议之前，不要再去访问那个计划区。我试着说服威尔森，至少让我可以待在男孩&女孩俱乐部，但是他瞪了我一眼，表明了他那不可动摇的立场。
我的确约见了一位律师，并且学到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如果我发现某个袭击他人的计划，我就有义务要告知警方。这意味着对于帮派策划的驾车袭击，我再也不能袖手旁观，尽管我可以跟他们泛泛地聊一下驾车袭击的事情。
其次，不存在“研究者—受访者机密”这一类的东西，也就是此类赋予律师、医生或者牧师们的特权。这意味着，如果我被传唤出庭来为指控帮派作证，我就必须依法出席。如果我隐瞒信息，那就会因为藐视法庭而被传唤。尽管某些州具有所谓的新闻保障法，允许新闻从业者们保护他们的机密消息来源，但是却没有针对学术研究者的此类保障。
我当然绝不想加入某次真正的帮派驾车枪击（他们也从来没有邀请我）。但是，我可以仅仅因为在他们谈论枪击某人的时候，坐在他们的车上，而惹上麻烦。所以我不得不反思一下自己的方法了。我尤其必须要跟讲清楚。我们曾经聊过几次我的进入，比如，当我做一天的老大时，我们都知晓彼此的界限。但是现在我有必要告诉他，或许还要告诉其他几个人：我在被传唤出庭时，必须依法要交出我的笔记。
这一法律建议让我最终严肃考虑了一下我的研究。当时我正开始考虑下一个阶段：把我的笔记整理成毕业论文。我已经过分沉迷于我那跟随着和贝利女士的日常戏剧，以至于几乎放弃了对更宽泛的地下经济的研究，而这正是我的教授们期望我研究的主题。
所以我带着两个目标回到了罗伯特？泰勒：告知人们我的法律问题，搜集更多的租户们非法经济活动的细节。
我本以为绝大多数人会对透露找钱的经济有所顾忌，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贝利女士和其他几个人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同意合作。绝大多数的非法商贩都愿意被严肃地当作商人——而且，应该说，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自己是否比竞争对手赚得更多。我强调说，我不会去公开任何其他人的生意，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对我的说明耸耸肩，认为那不过是个技术问题，不难应付。
所以带着和贝利女士的祝福，我开始花时间访谈当地的非法商贩：糖果销售者、皮条客和*、裁缝、通灵者和擦车仔们。
我还跟和贝利女士说了我的第二个问题，依法我必须向警方公开我的笔记。
“你是说你一直都不知道所有这些？”贝利女士说，“连我都知道，你必须要告诉警方你正在做什么——除非做他们的线人。”
“哦，不！”我抗议说，“我不会做一个告密者的。”
“甜心儿，我们在这里都是告密者，这没什么可耻的。只是要确保你得到了你需要的，我总是这么说，还有不要让他们揍你。” 。。
第六章 混混与混迹（2）
“我不会跟他们共享我的资料的——我是这个意思。”
“你是说你要进监狱？”
“这个，不完全是。我只是说我不会和他们共享资料。”
“你知道受人唾弃是什么滋味吗？”
我还没有回答，贝利女士就厌恶地摇摇头。我以前见过这一表情：她在疑惑，我如此缺少社会经验，怎么会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
“这里随便哪个黑鬼都能告诉你，你有两种选择，”她说，“告诉他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去库克郡（Cook County）监狱坐牢。”
我沉默不语，试图找出第三种选择。
“我再问你一次，”她说，“你是要交出你的信息呢，还是心甘情愿进监狱？”
“你要知道吗？那对你重要吗？”
“素德，让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你以为我们昨天才在这里出生？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上百次了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把你所有的笔记都保存在梅女士的公寓里？”
我打了一个寒战。梅女士让我在她的公寓里感到极为自在，以致我从未考虑过像贝利女士这些人会想到——或许甚至是翻阅——我的笔记本。
“那么你为什么让我待着呢？”我问。
“你为什么想要待着？”
“我觉得我正在学习。那就是我所做的，研究贫困。”
“好吧，那么，你想要做个圣人，那就去做吧，”贝利女士笑着说，“当然你是在学习！但你也在谋生计。我们都是出来混的，所以当我们见到同类时，我们会向他们致意。因为我们需要其他谋生计的人活命。”
“你是说人们觉得，要是他们跟我聊天，我就能为他们做点事情？”
“他们知道你可以为他们做事情！”她尖叫道，身体靠过桌子，实际上是愤怒地喊出了她的话。“而且他们知道你会的，因为你需要得到你的信息。你是个出来混的，我看得出来。你会做任何事情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只是别害臊。”
我试图要把谈话扳回到狭义的法律问题上，但是贝利女士继续教训我。
“我跟你实话实说，”她说着，坐回到了她的椅子上，“如果你确实告诉警察了，这里的每个人都会找到你，把你揍个半死。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你不会跟任何人说。”她微笑着，仿佛赢得了这场战斗。
所以我应该担心谁？我想。警方，还是贝利女士和租户们？
当我告诉我的法律顾虑时，他有点吃惊地看着我。“我本可以告诉你的！”他说，“听着，我永远不会告诉你任何将会把我送进监狱——或者让我丧命——的东西。所以你写了什么，我并不介意，因为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但那真的不是你应该担心的事情。”
我等着。
“你应该扪心自问的是这个：‘我要站在黑人们一边呢，还是条子们一边？’一旦你决定了，你就会为此担当一切了。你明白了？”
我不明白。
“这么说吧。你或者跟着我们——你选择在这里跟着我们，你也尊重这个选择，或者只是来这里四处看看。到目前为止，黑鬼们可以判断你一直都在跟着我们。你每天都回来，没有变化，没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至少不是在这里。”
的建议似乎含混而且有点太过玄妙。贝利女士的警告——要是我泄露了秘密，我就会挨揍——更有道理一些。但是或许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说着同样的事情。
我决定把对地下经济的研究集中到构成领地核心的那三栋高楼之中。我知道的已经不少了——擅居者在小巷里修理汽车，人们在自己家里出售饭食，*们带着顾客到空闲公寓里——但是我从来没有询问人们他们赚多少钱，他们要面对何种开销，等等。
第六章 混混与混迹（3）
对于我的计划，的热心程度要远远超过我的想像，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个很棒的主意，”他有一天告诉我，“我认为你应该跟所有的皮条客们聊聊。然后你可以去找所有那些*们。然后我会让你跟所有那些偷车的人谈谈，哦，耶！你还有那些销赃的家伙们。我是说你可以跟大把的人聊一下贩卖鞋子和衬衣！而且我会确保他们都跟你合作。别担心，他们不会说不的。”
“好吧，我们不要强迫任何人和我说话，”我说，尽管很兴奋可以见到所有这些人，“我可不能让谁都和我谈话。”
“我知道，”说，咧嘴笑了，“但是我可以。”
我笑了，“不，你不能那么做。那就是我所说的，那对我的研究没有好处。”
“行，行，”他说，“我会做的，但是我不会告诉你。”
安排我开始访谈皮条客。他向我解释说，他向所有在他楼里或者附近工作的皮条客抽税：有的人付房间费，有的人付收入的提成，所有支付的形式都是向的帮派成员提供免费的女人。当然，如果皮条客们使用空闲公寓作为欢场，那他们就要支付额外的费用；他们甚至要为使用楼梯间或者停车场而支付费用。
当我开始访谈皮条客的时候，我还结识了某些住在楼里，或者在楼里工作的自由接客的*，比如克莱瑞莎。“哦，我的那些女士们可喜欢被关注了。”当我要她帮忙，来与这些女性谈话的时候，她这样说。在两个周之内，我访谈了她们中的二十多个人。
在这些谈话和我与皮条客的访谈之间，开始出现某种差异。那些由皮条客管理的*们（那些所谓的“附属者”）比起那些自己单干的“独立者”，有着明显的优势。典型的附属者挨揍的频率要少得多——大约是每年一次，而那些独立者大概是每年四次。即使皮条客要抽取大约百分之三十三，附属者每周大约还是会比独立者要多赚二十块（考虑到罗伯特？泰勒的*平均每周大约只能赚一百块，二十块钱并非少数）。而且我从未听说附属者在工作的时候被杀掉，而在最近两年里，有三名单干的被杀害了。
但是这两种*还有更多的相同之处。两种人吸食海洛因和快克的比例都很高，而且她们都依附于计划区。在计划区，对性的需求大部分都来自于低收入的消费者。位于丹？雷恩高速公路另外一侧的货车站——距离罗伯特？泰勒不过一英里之遥，但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另外一种皮条客会带来白人卡车司机。他们付的钱要比住在计划区的典型黑人消费者更多。在罗伯特？泰勒计划区，通常一个**一次，会赚十到二十块，有时候*的价格会低到二十五块，而*至少是五十块。但是如果她急需毒品，就会大大降低价格，或者同意用几袋毒品来代替任何现金。
在开始研究*之后，我问贝利女士能否帮助我结识一些出售其他物品，而非卖淫的女性。我对任何种类的地下经济都所知有限：在自家公寓里出售食品或者为派对供餐的妇女；缝制衣服，提供婚姻咨询或者婴儿看护的妇女；那些占星算命、做头发、备制税表、开黑出租车，以及出售从糖果到二手货和赃物的妇女们。但是由于她们绝大部分活动都秘密进行，我需要贝利女士为我打通关系。
她小心翼翼。第一周，她有选择地把我介绍给一些妇女，但是拒绝让我接触其他的人。我会建议一个人，然后她会反复考虑。“嗯，”她说，“让我考虑一下我是否想让你和她见面。”或者，更为常见的是，“不，她不好，但是我给你找了另外一个人。”有一次，在贝利女士为我介绍了一位通灵者之后，我问在这栋楼里是否有许多其他的通灵者在工作。“可能，可能吧。”她说，然后换了个话题，并离开了。
第六章 混混与混迹（4）
我最终明白了她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了解地下经济。结果表明，像贝利女士一样的租户领袖们总是要从此类活动里提成。如果你在你家的厨房里出售食品，或者做别人孩子的婴儿看护，你就最好给贝利女士几块钱，不然住宅局的管理员就可能来敲你家的门。要是你偶尔会在自家给人剪头发，那么偶尔给贝利女士免费做一次头发就是个不错的主意。在这些部分里，贝利女士像个地方的国税局——而且在抽取她那份提成方面，更为成功。
所以那些她让我谈话的人可能是她最放心的，不会乱说话的人。但是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没有贝利女士的话，没有人会跟我聊任何非法的活动。
说实话，几乎每一位贝利女士介绍给我的人都有着迷人的故事。我所遇到的一位最有趣的妇女是科德拉？莱维（Cordella Levy），贝利女士的密友。她六十三岁，在公共住宅区过了一辈子，其中过去的三十年都是在罗伯特？泰勒度过的（她说她有一个犹太人的姓是因为她的祖母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不过，她家里的其他人却告诉我他们的祖先是希伯来以色列黑人）。科德拉有七个孩子，其中六个都搬出了罗伯特？泰勒。尽管要借助拐杖才能四处行走，但科德拉的身体里却有着斗牛犬一般的斗志。
她现在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小糖果店。她整日里都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等着孩子们进来。她的客厅里只有糖果：成箱成箱的棒棒糖、口香糖，以及诱人的堆在几张桌子上的块糖。要是在拐角处瞥上一眼，你还会看到卧室里去。在那里面，科德拉有电视和沙发等东西。但是她不喜欢在糖果室里放东西，她跟我说，因为要是顾客看到了她的家当，他们可能会决定回来抢劫她。
“你知道，”她告诉我说，“我不是一直都卖糖果的。”
“你是说你在学校里学的不是这个？”我开玩笑道。
“甜心儿，我连四年级都没有上过。在南部，黑人是不会被真正允许上学的。我是说，我曾经是个不同的人。贝利女士没有告诉你？”我摇了摇头。“她告诉我说你想要知道我曾经是如何做事的。”
“我很爱听。”我说。科德拉似乎很渴望讲她的故事。
“甜心儿，为了赚钱，我在这里什么都做过。你知道，我开始是为贝利女士的母亲埃拉？贝利做事情。埃拉曾是个鸨母，曾经在这栋楼里举办派对。哦，主啊！她能举办派对！”
“贝利女士曾经是个鸨母？”我笑着说，“那很多事情就可以理解了！”
“是的，先生，在她去世后，我就接手了。在十四楼的三间公寓，人们曾经叫它科德拉之家。进来喝杯酒，玩玩牌，交个朋友，愉快一下。”
“交朋友？你们以前是这么叫的？”
“友谊是没有什么错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衣服，然后我就卖一些吃的，驾车带附近的人去商店。我的母亲教给我如何缝制婚礼衣服，所以我做了很多——”
“等一下！”我说，“麻烦慢一点。让我们回到帮助人们交朋友上。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再举办派对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这个是因为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