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论争，周扬后来曾在许多场合多次作自我批评，说自己那时年轻幼稚，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够，许多事情处理得不好，当时时局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应在党外充分酝酿，特别应当尊重鲁迅的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鲁迅商量不够，又有宗派主义情绪，作为“文委”的负责人，对两个口号的争论是有责任的。1961年3月，他在同电影《鲁迅传》编创人员的谈话中说，左翼文艺运动功劳很大，但有缺点，一个缺点是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占领导地位，左翼文艺运动也受到影响；再一个缺点是领导骨干作风问题，“领导作风大概有‘五风’，有时候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鲁迅是与我们这些人不同的。他懂得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对中国整个社会有深刻的观察。他走到革命队伍中来，不是单凭一股热情，而是经过自己深沉的思考和探索。鲁迅对我们的幼稚、有些‘共产风’、‘浮夸风’，把革命看得太容易，还有些‘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风’是没有的。要天天搬家，生活很苦，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特殊’）是不满的。鲁迅不喜欢‘革命空谈’，他讲究实际，赞成实干，实事求是。”（《关于电影〈鲁迅传〉的谈话》，《周扬文集》第3卷第280页）1962年11月，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时说，“应该首先肯定两个口号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国防文学’提得很早，影响很多人，各方面人士都接受，连最落后的都接受。‘国防文学’就是要保卫祖国的文学、救亡文学，很通俗，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发生了很大影响。缺点是不能表现阶级立场，各阶级都可以有它的‘国防文学’。作为进步作家的口号是不够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它有‘革命’，有‘大众’，也蛮好，有阶级规定，但一般人就不容易接受了。这两个口号应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不应互相反对，互相攻击。被攻击的首先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双方都有宗派情绪，如果现在，你再挑动我也不争了。
那时是火烈性子，辛辛苦苦搞得东西，那么多人赞成，你来反对，不行。这些内部情况书中可以少讲些。文学史不是运动史，这些我最不愿讲。文学史还是多讲作家作品。要肯定‘两个口号’都是对的。提出‘国防文学’本来是要克服宗派主义，团结更多的人，可是结果连周围的人都不能团结，团结了周瘦鹃，却没有团结鲁迅，这自然是不好的。在争论过程中又暴露出宗派主义。”（《周扬文集》第4卷第238页）“文革”十年###结束之后，1978年4月29日，他在接受美籍华人赵浩生的访谈时又说：“主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解释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有右的东西，……同时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东西，‘左’的倾向并没有被克服。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他说：这个论争展开的时候我也在内，错误在我，不应该同他（指胡风——引者注）争论。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错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跟他争论。”（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扬的这些看法和分析，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与鲁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8 初到延安（1）
到延安去 受到鲁迅公开指名批评，周扬感到压力很大，很受压抑。这是周扬一生中第一次受到的最为严重的打击和挫折，“文委”书记的工作自然做不下去了，原来十分繁忙的他，现在很少外出活动，在家里过了一段冷冷清清的生活。苏灵扬这样回忆说：“一切明白了，胡风的文章、口号，是鲁迅先生请他写的。既然如此，两个口号之争从此停止。”“这时，整天在外奔波的周扬突然在家的时间多了。在家时间多，就可以多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可以到生活书店向张仲实同志处多领一点儿稿费。我们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孩，生活反倒较前宽裕些。这段时间约有半年左右，当时我不太懂，后来知道当时周扬不担任‘文委’书记了。”“我们从此就过了一段虽然冷冷清清，但比较安定的生活。生活虽然安定些，却一点也不觉得轻松愉快。在火热的斗争中生活惯了的人，字典里查不到‘安适’两个字，何况外界的生活是如此沸腾。‘西安事变’，我们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度过的。”（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
盟员的回忆》，《忆周扬》60－61页） 在这段时间，周扬除了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外，还写了一些文章，主要有《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论〈雷雨〉和〈日出〉》、《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从这几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扬在两个口号论争之后和到延安之前，他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和在文艺思想上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文艺的特殊性的强调，对于创作上的自由竞赛的提倡，对于文艺批评中的粗暴倾向的严肃的批评。周扬对于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形象是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本书在前面已经作过介绍。这时的周扬仍然认定：“我们要用文学的力量来帮助民族的解放，国防文学的提倡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但与往日不同的是，善于从挫折和失败中学习的他，从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接受了有益的批评意见，对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点作了纠正。他说：“在作家的相互关系上，尤需要有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不容许文坛上的命令主义，独断主义，我们要养成一种自由竞赛的风气。
用思想的卓越性和作品的质来取得在读者中的威信，这是最公平的办法。以政治思想的前进来弥补艺术技巧的缺陷，对于其他一切作家的一切严肃真挚的努力采取着一种轻视的态度，这是要不得的。因为前进的思想决不是宗派的东西。”“我们主张文学上的自由，正是为了要扩大于民族有益的文学的活动的地盘。”（《周扬文集》第1卷第228、229页）人们看到，周扬这个一心为革命、一心为民族的年轻人，从错误和挫折中奋起了。这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是会受到人们的欢迎的。
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周扬写下了对曹禺的剧作《雷雨》和《日出》的评论。文章批评了当时有的论者对《雷雨》的不正确看法，从思想和艺术的统一上对曹禺剧作，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周扬可谓第一人。他说：“批评的目的与其说是揭露作品中的缺点，更毋宁说是阐发作品之积极的意义。”他认为《雷雨》最成功的是人物的创造，作者对自己的人物非常熟悉，对人物的描写非常忠实，“他仅仅把他们安放在一个阴森森的家庭环境里，那环境好像铁箍一样箍住他们，使他们在里面盲目地行动着，煎熬着，挣扎着，一直到死亡”，从而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他盛赞说：“《雷雨》和《日出》无论是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用一脚踢开的态度对待这样的作品，无疑地是一个错误。”（《周扬文集》第1卷第198－199页）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很好的国防文学作品，当然是革命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作家，他和实际斗争保持着距离，却有他的巨大的才能，卓拔的技巧，对于现实也并没有逃避，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了它，把握了它，在他对现实的描写中，达到了有利于革命的结论。这样的作家，我们难道不应当拍手欢迎吗？”（同上，第200页） 周扬是个职业革命家，由于两个口号之争，在上海不大好工作了，在“西安事变”之后不久，冯雪峰提议让他去日本，并说经费由组织上供给。周扬表示同意。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发展很快，留日的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先后回国，周扬最崇敬的郭沫若也逃离了日本回到国内。在这种情况下，周扬觉得已经没必要再去日本了，冯雪峰也表示赞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8 初到延安（2）
周扬最后去了延安。这也是党组织的决定，同他谈话的是潘汉年。关于周扬为什么要离开蒋管区去延安，1978年9月，他在同香港人士赵浩生的谈话中曾这样说：“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再一个原因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线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好。
因此，我在那里的工作很难做。当时是我负责的嘛。我做负责人是在党遭到破坏以后，没有人，我才来做头。我的缺点很多，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相当积极，肯干。要不然也有几位老的人，像夏衍都是老的嘛，为什么要我来做头呢？所以现在人家批评我也是对的，因为你做了头嘛。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革命热情是有的，但工作就很难做了，特别是鲁迅公开指名批评我以后。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我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费，党并没有给我钱。恰好延安有需要，因为那时候国共合作已经基本上定下来，至少内战可以停止了，延安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批搞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1937年9月，周扬夫妇、李初梨、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等一行12人从上海出发，到延安去。
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周立波同史沫特莱去了前方，为美国卡尔逊将军当翻译；林基路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后被新疆当局盛世才杀害，成为著名烈士之一。
周扬等人到达延安的时间大约在11月初。最初与毛泽东的相见，令周扬终生难忘。那还是他刚到延安不几天的一个夜晚，毛主席提着一把酒壶，来到了他住的交际处，来探望他这位新来的湖南小同乡。他们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从生活习惯到社会风情，无所不谈，唯独没有提的是上海文艺界的纠葛，两个口号的论争。随后，周扬还在毛泽东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两人彻夜长谈，毛泽东也没有提到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周扬很想向毛泽东反映一下上海文艺界的情况，特别是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讲讲自己的错误，诉诉自己的委屈。有一次，他与毛泽东谈话，刚刚提及此事，就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似乎对事情早已了如指掌，无须听他再说。毛泽东只是就如何正确对待个人委屈的问题讲了一番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道理。“他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该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么真理在你这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周扬文集》第５卷第４页）
周扬不能不为毛泽东所折服，这些极富哲理的话，分析透辟，开人心窍，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心中，给了他无穷的力量。毛泽东的这段话，周扬一生中不知讲过多少遍，经常用来勉励别人，包括同事和亲友，也勉励他自己。他说：“毛主席的这些话，包含了多么深刻的真理！多少年我都铭记在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话，时时地鼓励了我，支持了我。”（同上，第４页）
肩负着民族的希望的延安迫切需要人才，毛泽东慧眼识珠，周扬这个才学出众、热情肯干的年轻人，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器重。
周扬到达延安之前，就和艾思奇、李初梨等人被陕北公学聘请为教授。他到达延安之后不久，便与成仿吾、柯仲平等组织“特区文化协会”。1937年11月14日，“文协”成立大会举行，周扬被推为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边区“文协”筹备经过和意义的报告。这个协会先后设立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文艺战线》社、抗战文艺工作团等。1938年９月，他又与艾思奇一道组建了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以后又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周扬作为一个文化人物，活跃在边区“文协”各项工作中，活跃在陕北公学的理论研究和国防教育活动中，为开展边区广泛的文化活动，组织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开辟理论和创作阵地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工作。 就任教育厅长、鲁艺副院长 周扬先在中央宣传部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作，很快就担任了边区教育厅厅长。时间约在1938年春。
8 初到延安（3）
为什么让周扬到教育厅工作？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党中央很重视边区教育事业，想尽快提高边区农民和干部的文化水平；二是边区政府没有设文化厅，文化方面的一切工作都放在教育厅之内。所以教育厅，实际上就是文化教育厅，周扬所管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边区文化教育方面的所有工作。周扬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行家里手，在大学又学过教育，可谓人尽其才，应当说，组织上对周扬的工作安排是适当的，对他这个文化名人是相当重视的，是寄希望于他在边区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
1938年2月13日，刚刚成立的国防科学社举行边区文化界反侵略大会，洛甫、凯丰、罗曼·罗兰等中外人士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周扬、何干之、艾思奇、陈伯达等为大会主席团，艾作报告，周、何、陈等作讲演。周扬在讲话中提出了“没有自由，文化就会灭亡”，“文化上的反侵略运动就是保卫文化的运动”的重要论点。他说：“文化上的反侵略运动就是保卫文化的运动，因为全世界受到侵略的威胁，文化界的任务，那是反侵略。……文化和侵略是根本不相容的。首先以侵略的国家来言，文化被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