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一家到延安以后，开始住在安塞。那时，这里还很荒凉，常有野兽出没。他们全家住在一个黑乎乎的窑洞里。生活条件是很差的，他们家最高级的“奢侈品”，大概就是从上海带来的那只柳条箱子了。周扬的女儿周密回忆说，她那时大约三四岁吧，柳条箱的盖子成了她的床，靠在大人们的床边。“每次我爬过大床躺到自己的‘窝’里去，都感到这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周密：《一个延安孩子的回忆》，《忆周扬》第100页）那时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苏灵扬在抗大、党校学习，很少回家。周扬在教育厅工作繁忙，回来又要照顾幼女，做家务活，确实也够他受的。周密回忆说：“那是冬天，爸爸在屋里生火，或因柴火湿或因灶难烧，也可能是技术不行，总之，搞得满屋是烟，满地是草木片。他自己头发上沾着几根草，眼睛熏得通红，几次叫我到院里去，可我赖着不走。后来，大概是屋里的火没有生着，他的肝火上升，一把把我抱出门外，我又坚决地跑进去，于是他把我提到院中间一条长凳上按住狠狠揍了几下屁股才算了事。我自小顽皮，脾气又倔，挨妈妈打是家常便饭。可爸爸这辈子只打过我这一次，我倒记得清清楚楚，成了我最早的回忆。”（同上）
就是在这样黑黑的窑洞里，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在夜深人静时常常可以听到远处传来阵阵的狼嗥声中，周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闪光的文字。
周扬思想敏锐，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思考，善于向他人的长处学习，善于从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进行总结，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党对他的信任，使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
周扬仍然坚定地主张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文学必须成为在抗战中教育群众的武器。他说：“文学的最大使命就是在各方面来反映和鼓吹这个抗战，影响并教育群众来参加这个神圣的战争，要达到这目的就需要把文学和民族自卫战争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文学和民族革命的实践的关系愈密切，文学在大众教育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上就愈有用，它的价值也就愈高，以前有人嘲笑我们，说我们主张文学为革命，为国防，是新载道派，我们应当回答他们说：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主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秀的传统，我们今天主张文学应成为抗战中教育和推动群众的武器，就正是把这个传统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发扬。”（《抗战时期的文学》，《周扬文集》第1卷第239页）为此，他特别强调要鼓励和帮助文艺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到战地生活中去锻炼。他说：“今天的问题不是向作家要求作品，而是向作家要求生活。生活是第一义，没有生活的深切的实践，不会有伟大的艺术产生，……”（《我所希望于〈战地〉的》，《周扬文集》第1卷第232页）周扬在这里讲的文艺要为抗战服务，文学要成为教育群众的武器，传达的肯定是党中央的精神。值得重视的是，他又提出“生活是第一义”这一现实主义的重要命题，这一点同政治第一又是相矛盾的。这个矛盾，是他个人解决不了也无法解决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周扬对于民主作风的提倡，对宗派主义的批判，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迈出了新的一步。1939年2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机关刊物之一《文艺战线》创刊，周扬担任主编。他在为创刊号写的发刊词《我们的态度》一文中强调说，《文艺战线》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战线，“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首先要培植民主主义的风气。”周扬认为，“思想独立的尊严是最值得重视的，真理比什么都更为可贵。”“传统的‘文人相轻’，文坛上的捧与骂，文艺上的独断、宗派，这些都是曾妨碍了文艺之正当的发展。以后作家间需要建立完全新的关系，彼此养成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的精神。”“对于不同的意见和思想，我们要非常耐烦地，细心地去了解，去分析，不要以专挑对方理论上的罅隙为能事，而应以从别人大堆不正确的意见中发现出极小部分的正确，当作自己的喜悦。以摩拳擦掌来对付不同的意见，是极愚劣的办法。”他说，过去文坛上有过许多论战，论战的双方往往并非绝对不相容的两极，论争的意义不应抹杀，但“我们今天所急需反省与改正的是在论战中所表现的那种仿佛不容人商讨的非民主的态度，与唯有自己正确的那种高慢的宗派观点。这些曾在一部分作家的心目中造成了横暴的幻影，这个幻影的最后一丝都必须消除。”“杜绝一切宗派思想复萌，促进作家间的更进一步的团结，以增厚文艺在抗战中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首先需要努力的方向。”
9 窑洞灯火（2）
（《周扬文集》第1卷第259、260页）周扬在这里显然是把自己也放了进去的。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1938年12月，周扬写信给朱光潜，诚邀他到延安来任教，1939年5月，又委托由延安返重庆的董必武登门专访，邀请在那里工作的胡风来延安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朱先生接到周扬的来信非常兴奋，可惜此时朱先生已应武大之约赴嘉定执教，他除了致信周扬表示感谢“招邀的厚意”之外，终未能成行。胡风由于过去对周扬心存芥蒂，不愿前去，失去了一次去延安工作的机会。事情尽管未能如周扬所愿，但从中不难看出他克服宗派主义、广纳贤才的诚挚努力。他清楚地知道，为政治民主斗争，为文艺界的民主斗争，“这是两位一体的任务。没有民主政治的环境，民主的风气是不能单独的在文艺的国度里养成的。”他欣喜地看到，在延安这块民主政治的天地里，文艺家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和创作思想上的自由是有保证的。他满怀信心要在延安这块政治民主的土地上，努力实践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理想。 评鲁迅、郭沫若 还有一点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是，周扬改变自己过去对鲁迅研究不够、尊重不够的缺点和错误，开始认真学习鲁迅，高度评价鲁迅，积极宣传鲁迅。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周扬是该院“院务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并在全院教授《文艺运动史》和《艺术论》两门大课。周扬结合教学和工作，对五四前后几十年中的文###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鲁迅作出了崇高的科学的评价。他写于这个时期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以及《新文###动史讲义提纲》，在扎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他指出，鲁迅的一生是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者，“鲁迅先生的最大的战绩是他在中国第一个站在最坚决的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人吃人，主张人的权利的。”（《周扬文集》第1卷第285页）“他的著作是‘五四’以来中国民主主义的最战斗的传统。”鲁迅“是对中国旧有文化修养最为深广的一人，他吸收了中国过去文明中一切优良的东西，再加上取自西欧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传统，和现代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这就使他的著作成了中华民族所有一切遗产中的最优秀的遗产。”（同上，第291页）他认为，鲁迅初期思想中的个性主义，虽然从尼采等人那里吸取了营养，但却完全不是那种病态的萎缩的狭隘的个人中心思想，而是立脚在被压迫民族的苦难历史现实上面，和被重重剥削的农民大众又保有血肉联系，因此，“他的为人类之尊严的辩护就决不只是带着个人的主观的性质，而正是为自己的每个同胞，自己的整个民族的人类之尊严的辩护。这是真正的人权主义，深广的人道主义，民族自尊心的高尚的表现。这就是鲁迅初期思想的真实的内容，它的真髓。”
（同上，第348页）这一切，与共产主义是“相通的”。“后来他在思想和艺术上更成熟，他的现实主义便发展到了最高度，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奠下了坚牢而不可动摇的基石。”（同上，第349页）
周扬对鲁迅的研究和评价，主要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的。
这种文艺批评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十分流行，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年轻的他，对这种批评方法的应用竟是那样的纯熟和老练。
这一点，在《新文###动史讲义提纲》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是一份在“鲁艺”的讲课提纲，已完成的部分有“引言”、第一章“新文###动之历史的准备（1894－1919）”、第二章“新文###动的形成（1919－1921）”，以及第三章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在编辑《周扬文集》５卷本时尚未发现，后发表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1、2期。文章指出：“新文###动史是一部三十年来中国民族斗争社会斗争之反映的历史，是文学服务于民族的大众的解放事业的历史，是文学为更接近现实接近大众而奋斗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为一面继承自己民族优良遗产，一面吸收外来有益营养，一面更加民族化，一面更融合于世界文学而奋斗的历史。”周扬在这里应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把以五四为轴心的前后几十年间的文学现象，放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系统和动态系统中来加以考察，以极其简洁的笔墨勾勒出这段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轮廓，表现了周扬这位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驾驭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洞察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科学态度和宏观气魄，其明快畅达、汪洋恣肆的风格和卓而不凡的深刻见地跃然纸上。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在很长时期中曾是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周扬的这篇史论结合的论文，可以说反映了当时我国文艺界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
9 窑洞灯火（3）
周扬此时还应用这样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写下了《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38年夏，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1941年11月16日，延安文化界###庆祝郭沫若50寿辰，在《解放日报》“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特刊里刊出了周扬撰写的这篇文章。
周扬在文章中说，鲁迅是为新文学“奠下了坚牢而不可动摇的基石”
的独一无二的人，而郭沫若则是在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周扬认为，在五四诗人中，“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厉之气’来概说的‘五四’战斗的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就是当时所要求于新诗的。……在诗的魄力和独创性上讲，他简直是卓然独步的。”（同上，第350页）周扬对郭沫若一向十分崇敬，周扬几次说过，他同郭沫若在气质上比较接近。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郭沫若作出如此崇高的科学的评价，在学术界，他是走在前面的。 开始了与毛泽东的文字之交 在周扬到达延安之后不久，同毛泽东在文字方面的交往就开始了。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请他帮助阅看，而周扬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主席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之外没有第二人。
根据档案记载，最早的一件事是毛泽东委托周扬修改一部书稿《陕甘宁边区实录》。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写给周扬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
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此致 布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毛泽东书信集》第138页） 信中所说的“此书”，即《陕甘宁边区实录》。李六如当时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和培元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这是一本向全国人民全面介绍边区的书，毛泽东在“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的字句下面特意加了着重号，并亲自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并题字：“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足见其对该书的重视。毛泽东把这样的任务交给周扬，可见他对周扬是多么看重。
1940年2月，边区文协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创刊。这个刊物的文化方面由周扬负责编辑。他约请毛主席为该刊创刊号写稿，并送上自己写的《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请毛主席批评指正。
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扬的上述文章后给周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周扬同志： 文章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