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的东西，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毛泽东还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
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转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66－367页）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鲁艺的整风学习，问题更集中到审查鲁艺的教育方针及实施情况上来。人人都在思考：路怎么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游离于实际斗争生活？以往的平静打破了，各个系都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辩论，也有的在作检讨。
8月，鲁艺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周扬作了总结报告，9月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题为《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文章说：“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这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贯串于从教育方针到每一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这是根本方针上的错误。‘关门提高’四个字出色地概括了方针错误的全部内容。”“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鲁艺的教育从方针到实施，贯串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在这里主要表现在提高与普及、艺术性与革命性的分离上。鲁艺是一个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要提高是对的，但我们却把提高和普及机械地分裂开来，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论，造出了关门提高的错误。鲁艺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注重技术学习也是对的，但鲁艺是一个革命的艺术专门党校，艺术性与革命性必须紧紧结合。艺术性与革命性的结合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标榜现实主义是对的，但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却多少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片面的、因而不正确的理解，由此招致了技术学习上的偏向。这些便是方针错误的理论根源，我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周扬文集》第407、411－412页）周扬在文章中还说，在提高和普及的问题上，自己的错误是，一、没有认识到就整个文化工作来看，普及是第一位的工作；二、没有认识到就提高工作本身来看，提高必须有普及做基础。 txt小说上传分享
10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6）
他沉痛地说：“对于我们，除了为工农的艺术，除了向工农大众去普及这种艺术与根据这种普及的基础而加以提高，还有什么第二个方向、第二个任务没有呢？再也没有了。”（同上，第413页）
周扬发表于1944年1月16日《新华日报》的《论艺术教育的方针》一文，再次谈了自己通过整风对艺术教育方针问题的认识。
他说，艺术教育方针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从客观实际出发。过去艺术教育从方针到实施贯穿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主要表现提高与普及、艺术性与革命性的分离上。
总而言之，周扬在整风中检查了鲁艺教育中严重存在强调专门化、正规化、脱离实际的现象，说鲁艺必须进行改造，其中心就是与客观实际直接而密切的结合。鲁艺在延安和整个解放区文艺界影响很大，整风运动开始较早，搞得又比较好，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一时成为风气，文艺工作者纷纷到前线去，到农村去，决心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创作出为工农兵所欢迎的好作品。
40年过后，经过了“文革”，周扬在总结我们党办学经验的时候说，我们有过两种经验。一种“关门提高”，毛主席在延安讲话时批评过的。“文化大革命”后，又有另外一种相反的倾向，就是“开门办学”。他认为，“关门提高”不对，不对不在提高，而在不该关门；“开门办学”，开门是对的，而不办学，连以学为主都不敢提了，那就不对了。开门要办学，提高不关门，这样就可以了。过去鲁艺的经验不都是错的，不提高就不行，不提高就落后。（周扬：1979年２月９日在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省市自治区文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鲁艺的物质生活情况，也值得一说。毛泽东多次谈到延安整风和生产是革命的两个中心环节，他说：“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从前有一段时间《解放日报》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进医院，周扬同志也告诉我，鲁艺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刚抬头就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东西吃。如果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339页）鲁艺师生响应党央的号召，开荒种地，放羊喂猪，纺纱织布，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终于过上了比较丰足的生活。程远是当年鲁艺的一个学员，他这样回忆说：“毛主席1942年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周扬院长贯彻这一指示，在鲁艺办了自己的农场、牧场，羊成群地在山上放牧，猪满圈，蔬菜一大车一大车向学校院灶房拉，生活相当好。每日三餐，香甜的两干一稀的小米饭（早点小米粥，午饭和晚饭都是小米干饭）。讲师、教授们吃小灶，天天有肉吃；我们学员每隔一天一顿肉。
每个星期天会餐，吃肉吃馒头。有一位陕北米脂县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同学马尊说她们家里生活也没有学校好，没有天天吃干饭，也吃不到那么多肉。何其芳老师陪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去重庆谈判途经西安，有朋友问他：‘你们延安生活怎么样？’他谦虚而自豪地回答：‘我们延安的生活不怎么样，但是天天有肉吃。”（程远：《我们的好院长》，《忆周扬》第89－90页）
这一年的春节，延安在一片喜庆气氛中度过。鲁艺举办了一个联欢会，周扬担心礼堂冷，特意让筹办的同志一个隔间摆入了一盆烧红的炭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参加鲁艺的联欢会。炭火通红，人们的革命热情比炭火还热。
大家淋漓酣畅地跳舞唱歌，直到凌晨两点方休。延河两岸数十里平川鞭炮响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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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1）
整风开始了 鲁艺是延安文艺界一个重要方面，鲁艺整风是延安文艺界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鲁艺看延安，可以得知整风运动的过程、成就和问题。
当时，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三次###高潮，使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由于党内历次错误路线特别是“左”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尚未从思想理论上得到认真的清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十分严重，党风、学风、文风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正如毛泽东所反复指出的那样，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研究上，”
他们“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希腊”和“外国”，是指当时的苏联，而“钦差大臣”，自然就是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了，因为只有他们才称得上是在党内指手画脚的“钦差大臣”。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留苏回来的学生，对中国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对自己的指示不重视，“理论与实际相分离”，“只知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方针，在1941年基本上解决了在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上统一之后，便于1942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的目的，是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习气，把全党的思想，主要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富有战斗力的党。毛泽东反复指出，“这一次整顿三风的斗争，他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因为过去的思想方法、教育方法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结果弄到现在党内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看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思想相当浓厚，有许多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搞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走，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不仅将来不会有光明的前途，搞不好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讲话》1942年4月20日）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目标是针对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而来，而采用的办法，又是他一贯喜欢的办法，即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暴露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延安整风对于夺取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42年6月２日，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康生为副”，毛泽东对康生说：“实际工作由你做”。“总学委”下设4个分区学习委员会，中央文委系统由周扬负责。
康生在动员报告中强调发扬民主，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批评领导，对错误观点不要立刻反驳，也不要加以压制。
党的号召，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引出了几个不免冷嘲热讽的墙报，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办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年轻干部办的《矢与的》。
接着，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在3月份一个月之内接连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还在3月15日《谷雨》第１卷第4期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杂文，反映他们对于延安生活中的某些缺陷的不满和意见，对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等级制度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立即在延安政治生活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王实味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中，提出了用科学、民主意识改造旧意识的很有远见的看法，但却忽视了艺术家自身的改造；他强调艺术家在改造人的灵魂中的重要作用，但又过分夸大了文艺家和政治家的分歧，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描绘成“肮脏和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主张文艺家“首先针对着自己和我们的营垒进行工作”。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以及其他同志的有关文章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某些类似的问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1 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2）
这些同志所提出的批评，不能说完全有违毛泽东的初衷，但却在一些领导人中，包括一些军队领导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很快就有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就连对王实味，开始也并没有把他看做是敌人。4月初，由他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便是批评王实味和丁玲的这两篇文章。会上先后有8位同志发言，第一个发言的便是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她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讲得很有条理。但因为她不是搞文化工作的，丁玲听了不以为然。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丁玲听了觉得他是善意的，只是误会太大了。文艺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丁玲之外，只有周扬一个。
周扬坐在会场的后面，没有发言。（参看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周扬为什么没有发言？
不知是因为他早已有言在先，现在无须多说，还是因为会上有些发言言过其实，他觉得与自己的认识有点距离，难以表态？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这个重要会议上，按照一般常情，处在他这样的地位，想来是可以大讲一番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不仅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发言批评丁玲，而且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发现周扬当时批评丁玲的记载，除了后来写的那篇批判王实味的长文之外，周扬没有留下任何批判其他几个人的片言只语。周扬此时对待丁玲、王实味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与此时的毛泽东的态度相当接近，同样没有把他们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直到5月底，毛泽东亲自去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了墙报之后，仍劝导高级干部们说，现在“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城市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做革命工作。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即使对他认为“个别比较严重”的王实味，尽管在他看来“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也还是称他为“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