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他认为“个别比较严重”的王实味，尽管在他看来“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也还是称他为“同志”，仍然是一个需要小心引导加以争取的对象，至于其他写了一些有问题的文章的同志，就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了。
（《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的报告》，1942年5月28日）只要回头看看周扬写于半年多之前的那篇《文学与生活漫谈》，就可以发现，周扬与毛泽东对这类问题的看法是何其相似，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时，从国际上来讲，苏联在德军的进攻下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从国内来讲，蒋介石正准备采取军事进攻和内部破坏两手搞垮中共，边区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为此两度发出准备应付第三次###高潮的通知，同时全力部署破获“国特”，以绝内患。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方面对王实味、《轻骑队》等表示响应和赞赏。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政治局同志的普遍关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本来对这帮文人的作为就早已不满，在对敌情的估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抓住其中的代表人物王实味，狠批狠斗一番，就成为一种当然的选择了。
毛泽东决定把王实味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印发各单位讨论，不仅要组织反驳，而且要联系检查坏分子，把考察思想问题与组织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复杂和严重起来了。 同仇敌忾批判王实味 从5月底开始到6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大会。在这期间，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待过的过去曾与“托派”
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做新问题揭发出来，于是王实味立即变成了最凶恶的阶级敌人。王实味被定了三项罪名：反党分子、托匪和国民党探子（特务），后又被定为“五人反党集团”头目。此时的毛泽东对王实味等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怀疑，整风以来，有许多人表现出对延安的不满，谁能保证其中没有张实味、李实味？“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有敌人”。因此，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那些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毛泽东年谱》第388页）在后来，在整风运动发展为审干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对敌情的估计就更严重了，加进了一些原来讲话时没有的话。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之外，还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2－263页）
11 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3）
当时，王实味问题成为轰动延安的一件大事。延安文艺界立即紧跟，于6月15日至18日连续四天举行座谈会，批判王实味的错误思想。与会作家40余人，当地文艺界的同志大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可谓规模空前。丁玲、周扬、塞克为大会主席团。会上一致表示了对王实味的愤恨和批驳，有些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会议结束时由丁玲作了总结，延安“文抗”理事会决定开除王实味的会籍。
此时的延安文化界对于王实味已是同仇敌忾，重要人物名流学者，如范文澜、张如心、罗迈、艾思奇、艾青、丁玲、刘雪苇、周文等等，纷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批判文章。丁玲说，王实味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是利用了青年的不满和文艺家感到自己不被了解，而“进行他的反党反阶级的阴谋活动”，并且作自我批评说，自己写的《三八节有感》；“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了肯定光明的前途”，是犯了“片面的看问题”的错误。（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16日《解放日报》）艾青也说，“王实味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他的工作，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破坏我们的队伍，有利于法西斯强盗侵略中国的工作。”（艾青：《现实不容歪曲》，1942年6月24日《解放日报》）
在这样一种火辣辣的激烈的斗争气氛中，周扬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出炉了。此文发表于1942年7月28、29日《解放日报》，此时，批王已近尾声，却正值“抢救失足者运动”
的高潮之中。周扬在文章后面的“作者附记”简要叙述了批判王实味的全过程，并说自己写作此文的意图是着重从文艺理论方面对王实味的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毛泽东对周扬的这篇文章十分重视，亲自动手作了修改。1982年7月21日，周扬曾对参与编辑他的文集的同志这样说，批判王实味的文章是毛主席改的，为改这篇文章，政治局会议都停下来了，文章中很厉害的话是他加的，我也觉得好。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究竟作了哪些重要修改，现在不得而知。只有一点是清楚的，1980年9月周扬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说：“我在延安的时候写了一篇评王实味的文章，文章中说文艺服从政治主要是服从政治倾向、政治思想。主席专门同我谈这篇文章。当时他说，文艺服从政治，只是服从政治思想，不服从人啊？服从政治，也要服从人。我当时觉得主席讲得对。你说服从政治，政治总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嘛。政治思想、政治倾向那是抽象的。所以他说服从政治也是服从人。后来我的文章里加上了这个意思。这个事情对我的印象很深。”（《周扬文集》第5卷第348页）批王的文章这样说：“所以要求艺术服从政治，就是要求艺术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和利害，要求艺术表现党性。在组织关系上说，就是要求革命艺术家服从革命的组织。”显然，这体现的正是毛主席的意见，但文章接着又说：“王实味却把艺术与政治的这种必须的与正确的原则关系，简单地描写为艺术家个人服从政治家个人的无原则的关系。”（《周扬文集》第1卷第386页）
这似乎也是在贯彻毛泽东的意见，但看了却叫人有点不知其所以。
此外，就是从文中的某些语气来看，颇似毛泽东的风格，恐为周扬所难望其项背。比如文章中说，“王实味并不是甚么值得多提的东西，但和王实味的思想作斗争，却是我们自我教育的好材料”。又如，“可惜的是，他的这个呼声不是指示人到‘纯净和光明’，而是指示人到‘肮脏和黑暗’去！他要求艺术家向政治家，向那些他在《野百合花》里所直率地称呼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的、‘异类’的人们瞄准，实践他所主张的枪口对内论。鼓动艺术界的力量，青年的力量来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革命，这就是浸透在王实味的每篇文章、每句话、每个字里的精神与实质。”（《周扬文集》第1卷第404、387页）这些话语很可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从周扬在这之前所写的文章看，他还不大具备这种举重若轻、文采飞扬、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周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崇，觉得他改得好，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事情。周扬对王实味的批判，不能单纯地看做是他个人的行为。这样说，并不是为那一个人开脱，而是尊重历史，把事物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当一个大的政治运动起来之后，人们往往会有一些不合常情的非理性的举动。无视王实味文章中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断章取义，随意上纲，把同志当做敌人，胡整一气，周扬的这篇文章是个代表。王实味于1947年7月初经社会部批准在山西兴县被杀，在制造冤假错案方面开了个恶劣的先例。毛泽东对王实味批归批，但并不赞成把他杀死。当他得知王实味被杀的消息后非常生气，为此有关负责人还写了检讨。直到1990年4月，王实味的问题才得以平反昭雪。 。。
11 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4）
周扬在这篇文章中围绕文艺与政治、人性与阶级性、写光明还是写黑暗对王实味展开批判。文章没有忘记文艺有它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方法，特殊的过程，但着重强调的则是艺术服从于政治，服从于###的需要，根本问题是解决同工农大众密切联系的问题。文章否定人性，强调阶级性，认为历来的文艺，不是描写这一阶级的人性，就是描写那一阶级的人性，从来也没有描写所谓超阶级的人性的文艺。在6年前，他在评价曹禺的剧作时已经认识到“能够动摇这个基础（指周朴园的社会基础），彻底毁坏封建势力，把人性解放出来的就只有下层人民”（《周扬文集》第1卷204页）。
如今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他又重新坠入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批判第三种人时的窠臼，根本否定有人性的存在了。这些论点，不论是正确的方面还是错误的方面，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显然都与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关。
194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一时搞得“特务如麻”。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后，更出现了相当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使整风运动的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单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主编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893－1949，第652、653页）
延安文艺界比较有名的人物，当时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参加整风，鲁艺是一个点，主要是鲁艺的师生员工，其他文艺家则集中到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与抢救运动。鲁艺在周扬的主持下，整风和抢救运动控制得还算较好，虽也有个别死人现象发生，但总的来看，冲击还不是很大，而中央党校则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文艺家们在那里被整得死去活来，吃了不少苦头。
周扬在鲁艺主持大会，动员大家坦白交待检举揭发，一时风声鹤唳，全校前前后后共揪出“特务”近60名，绝大部分人都成了“特务”。别看周扬在会上例行公事，神色俱厉，实际上对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特务，心中也不无怀疑。他曾不无调侃地笑着对别人说：“我过去是特务学校校长，现在是反省院院长。”当年鲁艺挖出的一个“特务”骆文以亲身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周扬在“抢救运动”
中的心态。骆文原是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进步学生，曾参加左翼剧联，后经周恩来批准和安排由重庆来到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后，他也被隔离审查，只因爱人因病住院，他要照看一岁的孩子，领导特许他呆在家中。1942年的一个冬夜，周扬派人通知骆文到他的住处去谈话。骆文用小棉被裹着婴儿去了。周扬让他把孩子放在床上，然后问他：“紧张吗？”骆文回答：“开始有些紧张，现在好些了。”
周扬又问：“你们到延安来的都是进步青年，可是为什么在外面，在你们中间混进那么多坏人特务？”骆文很惊诧，辩解说：“这不是事实。”他请求周扬让他讲点自己的情况，周扬表示“可以讲讲，可以不要顾虑”。于是，骆文讲了他在重庆几次见到周恩来，最后又是周恩来安排他到延安。周扬听后问：“这么说你不是国民党？”
骆文说：“如果我是，我就不来边区了。”说完，骆文情不自禁望了望床上小儿，周扬说：“不会冻着的。”边说边用被角把小家伙搭上，又问：“那么，你没有什么事要坦白交待？”骆文说：“我已经讲了多次实情。”接着又大着胆子说：“周扬同志，您早年在上海呆过，也接触过进步青年，也一定了解他们……”周扬听了“嗯”了一声，什么也没说。最后，周扬嘱咐他“反正正确对待运动，抱着孩子好好下山。”骆文说，周扬同他的谈话，对他的事“固然没有圆满的句号，但他的态度是很好的。他决没有胡乱的整人。而且，明显看得出，他对青年，他对运动在思索。”（参看骆文：《延安时代，他总在思考探索》，《忆周扬》第65、66、67页）周扬不是那种存心整人的人，但在那种势不得已的情势之下，要让他挺身而出，抵抗“抢救运动”，力主正义，他也做不到。这样，不论是整人的一方，还是被整的一方，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和感受出发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指责，或者说他政治上斗争性不强，不能揪出更多的“敌人”，或者说他不能使更多的人得到保护等等，就毫不奇怪了。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以后，周扬建议上级把少数作家暂时从中央党校三部和鲁艺调出，住到“创作之家”，集中精力写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这体现了他在那样一种突出思想整顿、检查、批判、斗争的情况下仍然注重创作的努力。在得到上级的同意后，周扬挑选了艾青夫妇、塞克夫妇、杨朔、高长虹等非党作家，还有从苏联回来的萧三，以及周而复等。
这些作家在“抢救运动”中幸免于难，专心写作，有些人果然不负所望，写出了优秀作品。
这一年年底，延安审干工作转入甄别阶段。毛泽东说：对搞错的同志，均应予以平反。对延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