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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队伍很快组织起来，总负责人是张庚，编剧邵子南，导演有王滨、王大化、舒强，作曲有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邵子南以传统戏曲的形式写出了十几折《白毛女》，主题是反映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杨白劳被迫在女儿的卖身契上按下手印后痛不欲生，喝卤自尽。喜儿被地主黄世仁抢进黄府并惨遭凌辱。后来她逃进深山，在山洞中生下一个孩子，孩子不久就冻饿而死。喜儿与世隔绝，年复一年靠野菜野果和庙里供奉充饥，身上长满了白毛，变成一个人不像鬼不像的“白毛女”。
剧本完成后，曲作者们根据剧本的形式和风格，用地方戏秦腔为之配曲，试排了几场。周扬看了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以及表演格调，都应该创新，应该用新的音乐语言，突破旧的音乐和表演形式的束缚。他认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现在应该产生一部自己的歌剧作品了，剧本、歌词要作些修改，音乐要重新写。周扬明确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并对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要赋予它新的主题，突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这个重点，要体现出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把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进行鲜明的对比，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参见任颖：《回忆王大化》，孙NC362：《参加演出实践漫忆》，载《延安鲁艺回忆录》第187、215…216页）
周扬将他的想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以编成歌剧。”主席说得好，“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正是他要从这个故事中挖掘的潜在意义。
现在离“七大”召开只有几个月了，时间紧迫，于是，立即改弦更张，重新调整创作班子，编剧换上了诗人贺敬之，和对西洋歌剧素有研究的丁毅，导演和作曲仍是原班人马。集体讨论，贺敬之执笔写前面几场，丁毅写最后一场，新剧本很快就完成了。新剧本的显著变化是，在喜儿逃到深山之后，仍然抱着“我要报仇！我要活！”的信念，顽强地活下去，坚信深山终能见太阳。新剧本还安排了喜儿的心上人大春前来解救她，最后镇压了黄世仁，为喜儿和众乡亲报了仇，喜儿和大春喜结良缘，成了劳动能手。周扬对这个稿子表示满意。
接下来便是音乐创作了，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由张鲁谱出了《北风吹》这首曲子，取得了突破，抓住了主旋律，几位作曲家分工合作，共同奋斗，最后完成了全剧的音乐创作，走上了排演场。
1945年６月10日，即党的“七大”闭幕的前一天，鲁艺为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演出大型新歌剧《白毛女》，获得巨大的成功。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同起立鼓掌。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来鲁艺传达中央书记处的三点意见：第一，这个戏主题好，是一部好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根据这个意见，在第二次演出时，把黄世仁、穆仁智改为当场枪毙。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3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3）
《白毛女》公演后引起强烈反响，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
《解放日报》曾为此开辟专栏座谈讨论。对于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主创人员感到压力很大。周扬组织全体主创人员和演职人员学习和研究这些批评意见，要大家正确予以理解和对待。他说：“我们是在探索歌剧的创作道路，受到批评才能进步嘛！对于这些批评，好的我们虚心接受，认真采纳，不对的也值得研究和参考。大胆地干下去，失败了属于我，胜利了属于你们。”周扬的话解除了大家的压力，在演出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使这部剧作日臻完美。
《白毛女》是在新秧歌剧基础上诞生的我国第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新歌剧，它以动人心魄的内容和崭新的艺术形式，成为我国新歌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白毛女》的影响下，各个边区歌剧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时蔚然成风，出现了《王秀鸾》、《赤叶河》、《刘胡兰》、《王克勤班》、《杨勇立功》等优秀之作。
1945年８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了！
延安沸腾了！人们举着火炬游行，扭秧歌，喊口号，彻夜锣鼓喧天，欢庆胜利。钟敬之描述当时的盛况说：“我们戏剧部砖窑前有个宽坦的院子，四周围有洋槐树和丁香花，平时是个排戏跳舞的好地方，这时人们越聚越多，有的人拿出点亮的小菜油灯，摆在窗台上作照明，顿时锣鼓喧天，大家打开场子扭起秧歌来，你拥我挤，表达集体狂欢。有的人点燃几根木柴，擎着当火把，有的还掏出自己棉大衣破绽处的旧棉絮，扎上木杆，蘸上点汽灯用剩的煤油，燃起熊熊火炬，将整个院子照得通明。这时正好发现学校院部几位领导同志也来参加与群众的狂欢场面了，周扬同志当即被几个同志高高抬举在肩上，前呼后拥，绕场周行，更增添群众的狂欢情绪。
群众在冲天欢乐中，庆祝中国人民经历八年艰苦抗战已告结束，表达必将以更高热忱投入胜利后的新的战斗中去。”（钟敬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概貌侧记》，《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赵树理的大众化道路 日本投降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党中央的批示，周扬于1945年底、1946年初带领延安大学全校师生到东北解放区工作。鲁艺的大部分人去了东北，一部分人留在了华北。周扬此时被任命为华北联大副校长，随后又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
他从张家口前往北平，在文化界开展统战工作。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艺术的各部门都有重要收获，打开了新的局面。周扬一直在“努力使自己做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形势的发展，使他迫切感到有必要把这些创作成果集中起来，向全国予以介绍。他首先组织编辑两辑《解放区短篇创作选》，选的只是小说和通讯报告作品中的一部分，并亲自为之写了“编者的话”，于1946年８月出版。他在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以后所发表的论文也集成《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在此时出版。随后，他又开始筹划能够比较全面反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文艺创作成果的优秀文艺作品选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共计53种，178部，并于1949年全部出齐。其中有戏剧《白毛女》、《王秀鸾》等23种；小说《李有才板话》、《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高干大》、《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16种；通讯报告《诺尔曼·白求恩》、《光明照耀着沈阳》等７种；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5种；说书词《刘巧团圆》等2种。周扬在工作之余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奥罗夫夫妇》、苏联短篇小说集《路》，也在这之前出版。
1946年夏，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内有解放区之周扬、欧阳山尊、聂春荣、李苏4人。周扬等去上海办理出国护照，经多方努力，未能获得国民党政府批准。他在离开上海返张家口之前致电美国文化界人士费正清博士等先生说：“我很遗憾的告诉你们，我和另外三人，工程师聂春荣先生，李苏先生，和戏剧家欧阳山尊先生，承美国国务院邀请，正待赴美观光，不料我国政府竟因我们是来自解放区的关系，拒绝发给护照，虽经再三交涉，迄无结果，以致不能成行。我们很感谢而且珍视美国政府的邀请，期望此行能对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有所助力，并视此行为向美国科学、文化、艺术等各界学习之良好机会。现在这个希望一时是不能实现了。国民党当局曾庄重地允诺过保证党派地位平等，允诺过保证人民基本自由。我们现在所受的却是非常不公平的待遇，连应邀出国的自由都没有。国民党当局最近大肆宣传中共如何如何反美，但正是他们剥夺了我们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权利。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无理行为，我们感到万分愤慨，不能不表示抗议。但是同时，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管一切阻挠，我们仍将为交换中美两国文化经验，与发展两国人民友谊而继续努力。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是永远连系在一起的，非任何反动力量所能破坏。我写这封信给你们，希望你们把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心情告诉美国的人民与知识界朋友，并期待你们同情的援助。周扬谨启 八月十三日”（载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粤港分会：《文艺丛刊》第一辑1946年９月20日） 。 想看书来
13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4）
周扬离沪之前，上海文化界郭沫若、茅盾、田汉、许广平、胡风等4０余人举行会餐，为周扬北返饯行。周扬报告此次出国被阻经过，并对上海文化界同仁的关怀，表示谢意。还盼望加强上海与解放区文化的联系，对解放区多给帮助指导。新从昆明来的联大教授吴晗、尚NC434、楚图南先生被邀讲话。与会者纷纷为周扬题词。郭沫若题：“到了上海事实已就等于到了美国，不必再远涉重洋了。
还是自己埋头苦干的要紧。我相信，我们这一次的分手总不是太长远的。”茅盾题词：“盼望你把我们的敬意和热忱带给北方的朋友。”
许广平题：“远方的光芒带来到近旁。”田汉题：“东风不肯便周郎，却乘东风返朔方，何必镀金方灿烂，已为民主放光芒。”胡风题：“没有礼物，把我的怀念和期待带到北方去吧。中国已分幽明二界，在幽界中的我们，总要穿过屠刀，踩着荆棘走完这条路，直到我们在自由的阳光下面欢呼重见的一天。”郭沫若还撰文《向北方的朋友们致意》，说：“我费了一天工夫，一口气把《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读了一遍，这是我平生的一大快事。我从不大喜欢读小说，这一次是破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周扬兄明天便要回光明的乡土去了，他要我把对于上列二书读后的印象写出来，草草写此，向北方的朋友们致人民的敬礼。”（1946年8月25日《解放日报》）
当周扬回到张家口时，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向张家口发动进攻，夫人苏灵扬正带着两个孩子，女儿密密和小儿子苏苏跟随机关和学校人员从张家口撤离，向河北阜平转移。周扬在郊区碰上了她们，没有说几句话，就匆匆分手，忙他的工作去了。周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撤退途中，苏灵扬和两个孩子乘坐的马车不幸翻下山崖，小儿子被沉重的文件箱砸死，苏灵扬和女儿也受了伤。
周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当他闻讯赶到时，面对早已断气的聪明的苏苏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周扬在1946年８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论赵树理的创作》。这是一篇最早对赵树理的创作作出全面系统科学评价的文章，在现代文学史上一向被视为评论赵树理创作的经典之作。文章一开头就说：“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周扬文集》第１卷第486－487页）文章说，赵树理的作品是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其在艺术上的贡献，一是他的人物创造，二是他的语言创造。就人物创造来说，其特点有三，一是，“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发展。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决定于他在斗争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他没有在静止的状态上消极地来描写他的人物。”（《周扬文集》第1卷第490…491页）二是，“他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关于人物，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叙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来介绍他们，也没有作多少添枝加叶的描写。他还每个人物以本来的面目。他写的人物没有‘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他写农民就象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地方。而且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就将农民的真实的情绪的面貌勾画出来了。”（同上，第492－493页）三是，“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
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农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只是表现在通常文学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受、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同上，第49４页）文章在谈到赵树理在语言上的创造时说：“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同上，第495页）“赵树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