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社论还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歌颂《武训传》和歌颂武训的文章及其作者、发表报刊，批评了1951年以后新出版的4本关于武训的新书，点名批评的作者达48人之多。
同日该报“党的生活”专栏还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进一步指出：凡歌颂过武训和《武训传》的人，一律要做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对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传》及其讨论有关的干部，还应“作出适当的结论”。当时气氛之紧张，可以想见。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姚文元在他那篇声震全国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称，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那些“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笔者认为，与其认定它特有所指，还不如说是一种泛指，一种模糊概念，这样更具震撼力。当人们在最初听到之时，都无不在思想上感到震动，可以说正是这种模糊概念产生的效应。就连周恩来总理都要因为自己在第一次文代会时曾问过《武训传》编导关于武训兴学的事，后来又审看过这部影片，都要向中央作检讨，说自己对《武训传》也有一部分责任。主管文化艺术工作的周扬当然就更需要认真检讨，积极战斗，争取主动了。他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上，文章报告中，不断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存在事务主义，缺少思想领导，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紧跟毛主席，重塑自己“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真诚努力和一片苦心。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把周扬的这些检讨都说成是“假检讨”，他还揭批周扬说：“1951年6月4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就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并诬陷说这是周扬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红旗》杂志1967年第１期）于伶时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周扬给他写信完全是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就以姚所引的那些片言只字而言，也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那里是什么“反党大阴谋”呢？
6月16日；《学习》杂志第5期发表了杨耳《〈武训传〉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并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话，多达700余字。
７月２３日至２８日，《人民日报》连载《武训历史调查记》。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人民日报社、文化部组织，有江青参加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写的这个调查记是在“先入为主”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事实证明，戴到武训头上的三顶大帽子：“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都是不能成立的。对这个调查记，毛泽东在许多地方作了改写和加写，说武训是为富人子弟办学，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武训的“义”
学，其实是不“义”之学，他办学的钱是靠土地剥削、放高利贷剥削和倚仗官势募捐来的；等等。
８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文章开头就表扬《武训历史调查记》“无可辩驳的逻辑的力量作出了关于武训的科学结论，并且在历史研究工作、社会调查工作和文艺批评工作的方法上作了很好的示范。”接着就检查自己说：“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但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周扬文集》第2卷第91页）然后才从两种历史观、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迷惑人的地方在哪里、电影《武训传》主题的反动性、武训形象的虚伪和丑恶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文章最后说：“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路，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
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5）
电影中武训的形象是丑恶的、虚伪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卑鄙，歌颂他就是歌颂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可以看得清楚，这些话也都是从毛主席写的那篇社论中引申出来的，完全是它的翻版。
武训（1838－1896年）原名武七，山东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本人没有文化，一生通过乞讨，办了三处“义学”，使一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念上了书，由此而出名。他办学的高潮，正值太平天国农###动失败、北方捻军的活动进入尾声，中国历史进入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时期。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的进步意义现已为人历史界所公认，在这样一个历史潮流的背景之下，武训作为一个办学者，虽然不能与那些洋务派和改良主义者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但是他那种不为一己的私利、一心为穷人办学，而且为此而百折不回的精神，确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多少年来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清政府固然嘉奖过他，蒋介石固然为他写过“颂词”，现代中国的许多名人，如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郭沫若、于右任等不同党派和团体的人也都赞颂过他，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豫边区政府也曾明令将堂邑县改称“武训县”、柳林镇改称“武训镇”，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还一直在纪念他。很明显，“武训精神”已经成为一种超阶级、超党派的国人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当然，武训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无疑是有其缺陷的，电影《武训传》以农民起义的失败作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反衬，在艺术处理上是不恰当的，指出“武训不足为训”的一面是必要的。但是，把它看做是政治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范围相当广泛的极其片面、粗暴的批判，就更不对了。胡乔木在３０多年后说：“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就周扬而言，他最初对《武训传》的认识看来比后来更接近于真理。现在看得明白，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完全是个文艺和学术问题，如果通过文艺界和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来解决，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允许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允许改正自己的意见，在自由、民主、平等的讨论过程中逐步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人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这样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一些。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一哄而上，无限上纲，不由分说，只能妨害对真理的全面认识，对必然带来的片面、极端和粗暴也很难克服。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为后来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文艺学术中的不同意见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17在曲折中前进（1）
强调艺术规律和特点，推动创作走出低谷 在《武训传》批判运动中，私营电影业出品的绝大多数影片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中被当做重点批判的影片有《我们夫妻之间》、《关连长》。前者写的是一个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干部和出身工农的妇女结为夫妻，在进城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通过矛盾的解决和夫妻之间从分裂到和解的过程，表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思想差异和趋同的途径，揭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及工农干部进城后如何适应城市工作的问题，应该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一部比较优秀的影片。可是这部影片却被当做“小资产阶级的创作倾向”的代表，“歪曲工农干部”的作品，受到重点批判。后者写的是一位解放军的连长，从多方面反映了生动活泼的连队生活，性格豪爽朴实，富有情趣，把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可爱的战士的形象演得生动逼真，被公认为是一部好影片。可是这部影片也被认为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严重歪曲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胡批一通。从这两部比较成功地塑造工农兵形象、积极表现新生活的影片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也可以看出在批判《武训传》之后当时那种政治空气之下，在对待文艺作品的评论上的片面、极端和粗暴到了何等程度。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新中国电影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这场运动之初，曾大造紧张空气，尽管最终并没有对影片创作人员追究政治上的责任，也没有给予任何人以行政处分，甚至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作形势报告提及这次批判时，除主动承担责任，还特地强调《武训传》编导孙瑜、主演赵丹“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但这场批判所造成的那样一种压抑和紧张的政治空气，却使许多创作人员一时不知所措，在创作上陷入迷茫之中，影片生产大幅跌落。“从1951年到1952年7月，除一部只30分钟的短片（《鬼话》）外，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三个国营制片厂没有出品一部长故事片。”（《当代中国电影》上，第７４页）创作中题材、主题、体裁和手法日趋单一和狭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日趋严重。
“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于1950年7月11日成立的，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任主任委员，委员32人，由于成员太多，各自忙于本部门的工作，无法开展工作，1951年4月又决定成立常委会，由周扬、沈雁冰、江青、肖华、袁牧之、陈波儿、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为常委，同时决定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上海分会，由夏衍负责。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有关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
（《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1950年7月12日《人民日报》）这个委员会前后共召开过十几次会议，大至全国电影剧本的题材规划、电影生产计划的审定，小到每一个剧本的修改方案，都由它作出具体规定和执行细则，甚至对剧本中的人物对话及字幕表的顺序都要经由它来确定。由于控制过严过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被否定的剧本就达40多个，还有一些剧本因难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几经修改最后还是以流产告终，致使电影厂陷入了无剧本可拍的困境。这种根本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领导方法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电影指导委员会”不得不于1952年结束了它的工作。
这里，有必要把江青交待几句。江青当时既是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又是###电影处处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党组1951年11月15日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批示给胡乔木照此执行，对其中提到拟任江青为###电影处处长，毛泽东表示是否适宜值得再考虑一下。江青最后任命为正为副众说不一，反正她上面没有处长，所以她实际上就是处长。当时丁玲是###文艺处处长。对江青的这个安排应当说是适当的。不知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安排对她这个反武训和《武训传》的“英雄”太屈才了，还是觉得她的那些过于片面的极端的意见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中和者盖寡，或者另有其他别的原因，总之是她在这个电影处处长的岗位上没干多长时间，随着“电影指导委员会” 。 想看书来
17在曲折中前进（2）
活动的终止，她也就逐渐从电影处处长的岗位上退出，重新回到毛泽东的身边当她的“游动哨兵”去了。江青的这段经历，后来在“文革”中竟成了她“高举”旗帜的“光辉事迹”。
周扬面对文艺创作不振这样严重的局面，心里很是着急。他要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想方设法重新把文艺创作引上兴旺发展的道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一方面，他继续真诚地检讨着自己当初在《武训传》问题上的错误，充分肯定批判《武训传》的必要和正确；另一方面，他又从几年来的工作中，也包括《武训传》批判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积极地推动文艺创作走出低谷，走向兴盛。
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领导工作中的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成了他着重反对的目标和对象，对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的强调，对题材多样化的提倡，对以社会方式领导文艺的鼓吹，成了他在这个时候以至后来多年中关注的热点。
1952年5月26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一文。文章说：“我们批判了在表现群众的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上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来的或者甚至从封建思想而来的各种明显的歪曲，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必须继续这种批判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容忍了一种普遍大量存在，而且似乎是‘合法’的歪曲——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概念化的作品把人民生活中本来非常丰富的、生动活泼的、新鲜的事物写成单调的、乏味的、千篇一律的公式；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有性格的，在一定环境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人写成没有血肉的，无性格的、无思想的，完全任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像木偶似的人物；把本来是复杂的、严重的###写成简单的儿戏。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很大的歪曲吗？这样的歪曲难道是可以容许的吗？”（同上，第149页）两个“不能容许”，对电影《武训传》那样的作品不能容许，对反现实主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同样不能容许。在这前三天发表的由他的副手林默涵根据他的意图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奋斗——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