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怎样描写才对。批评家往往比作家更缺乏对于生活的基本知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缺乏对作品作具体的艺术分析的能力。”（同上，第24６页）
周扬对于文艺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即使今天也还没有失去它存在的价值。
在这次文代会之后的两三年中，文艺与人民和生活的联系有了明显的加强，老作家在经过了一段创作上的沉默之后，重新开始了新的创作，同时，又出现了相当数量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一批很有生气的作品。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草明的《原动力》、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孙犁的《风云初记》、陈登科的《活人塘》、李英儒的《战斗在滹沱河上》、艾芜的《百炼成钢》、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萧军的《五月的矿山》、曹禺的《明朗的天》、夏衍的《考验》、陈其通的《万水千山》、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玉宝的《高玉宝》、李季的《玉门诗抄》、《生活之歌》、闻捷的《吐鲁番的情歌》、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公刘的《阿诗玛》等。在电影故事片创作方面，也有了新起色，1954年14部，1955年22部，1956年31部，最为著名的有《渡江侦察记》、《鸡毛信》、《董存瑞》、《祝福》、《上甘岭》、《虎穴追踪》等，戏曲影片有《梁山泊与祝英台》、《十五贯》等。
知不易，行更难。要把年轻的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已经取得的新经验，变为千百万人的持之以恒的行动，变为文艺界的持久的现实的存在，距离还远得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传统影响的国度里，人们注定还有很长的艰难而曲折的路要走，还得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至于生命。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1）
《〈红楼梦〉研究》批判 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如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的思想变为统治思想，这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又非常复杂的工程。毛泽东按照他的思路和方式，抓住一个个具体问题，开展一场场重大的斗争，来实现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1954年，他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领导和发动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同时又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迅速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镇压。在毛泽东看来，这既是推动学习马克思主义，引导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问世以来一直为不少人所研究，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所著《红楼梦考证》一书，较之过去的“红学”前进了一大步，时称“新红学派”，曾得到鲁迅的赞赏。俞平伯在胡适的影响下，1922年著《红楼梦辨》一书，被称为“新红学派”著名人物之一。1951年俞平伯将他30年前写的《红楼梦辨》加工修饰，并增加五篇新作，以《红楼梦研究》为书名重新出版。1953年５月《文艺报》第9期热情推荐这部著作，肯定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成就及其在国内“红学”
权威的地位。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红楼梦的著作年代》、《红楼梦简论》等一系列论文。
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展，一些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学”，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对《红楼梦》来进行评析，对俞平伯的考证方法开始怀疑起来。
1954年，两位年轻的作者李希凡、蓝翎著文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认为这部小说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们通过作者笔下主人公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是激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全部制度的深刻憎恨。他们的文章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9期发表了。
自称是“流动哨兵”的江青立即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9月中旬的一天，江青来到人民日报社，找到总编辑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拓立即照办，排出清样，并亲自出面约作者谈话。他先找到比较好找的蓝翎，说：你们在《文史哲》的文章很好，《人民日报》准备转载，你们同意不同意？并热情地问长问短，谈了两个小时。随后，邓拓又就转载文章一事约李希凡、蓝翎二人谈了一次。邓总编对此事之重视，态度之热情，使这两位年轻人异常激动。（参见孙玉明：《红学：1954》，中国图书馆出版社，第43页）
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文章将要转载之时，主持###常务工作的胡乔木出来说话了。他认为《红楼梦》研究纯属学术问题，根据苏联的做法，《真理报》对于此类问题历来就是只作结论，不许不同意见展开讨论，因此他提出：“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那时，正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版面比较紧张，这篇文章就不要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邓拓、周扬等人一致同意，商定将此文送交《文艺报》转载，由林默涵通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快些刊出。冯雪峰立即照办，火速起草了按语送###审阅，并在当月出版的《文艺报》上迅即予以转载。行动不可谓不快。
岂料毛泽东在看了《文艺报》的按语，心下大为不悦，在这个不到300的按语旁边写下五处批语。在作者署名旁边批：青年团员一个２３岁，一个2６岁。在“它的作者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边批：不过是小人物。在“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试着”两字旁边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边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按语中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2）
10月10日《光明日报》加按语发表了李、蓝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阅后又作了批语。按语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亟待展开。本文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毛泽东针对按语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供参考”三个提法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内容是这样的：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驳俞平伯的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4－135页）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毛泽东的信立即引起了大家的重视。10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迅速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10月24日，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开了一次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到会的有茅盾、周扬、冯雪峰、王昆仑、吴恩裕、郑振铎、聂绀弩、俞平伯、吴组缃、冯至、舒芜、老舍、钟敬文、启功、蓝翎等60多人。会议气氛是研讨式的，不少人认为李、蓝的文章提出了重要问题，应当展开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但也有人为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辩护，认为不应轻视考据工作。此时的周扬，把对俞平伯《红楼梦》的批判，还是当做学术问题来对待的。吴组缃回忆说：“第一次批判他，是在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持人是郑振铎先生，他点我第一个发言。我把这次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会。因此，我对俞先生的《红楼梦》提了几点意见，对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也提了几点意见，表示参加讨论的意思。当时有几位，都是我的熟人，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顿，说我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战斗的时候，站在中间向两边打枪。休息的时候，我问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郑先生笑着说，‘你年轻的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可是周扬同志坐在旁边，没有作声。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我的发言很好。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也不认为是政治问题。后来这个批判大发展了，俞先生就说我不应该那样发言，也是思想落后。”（吴组缃：《清风明月 高山流水——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１９９０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周扬在会上有个发言，“他首先肯定了李希凡、蓝翎对《红楼梦》的批判，对之表示最热情的欢迎，对俞平伯的观点和方法提出批评。但也说批判他的错误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要打倒他这个人。他在政治上是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是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反对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来进行考证，但也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考证工作，相反，需要真正科学的考证工作。他提倡公开的自由的讨论，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必须含有不同的意见，应当允许不同的意见展开自由讨论。”（1954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看来，“思想落后”的不只是教授吴组缃等知识分子，还有周扬呢，他们是“落后”到一起去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3）
10月27日，###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关于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报告，介绍了以上会议的情况，着重反映了赞成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反映了部分人的疑虑。报告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和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这个报告，无疑也反映了周扬的意见。
毛泽东在当日阅后即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退陆定一照办。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批示“照办”的###这个报告并没有提到批评《文艺报》，毛泽东也未对此表示任何意见，而是在另一篇文章上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这就是发表在10月28日《人民日报》上的署名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是由江青授意，袁水拍执笔，并经毛泽东阅改过的。这篇文章认为；《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的按语反映了“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的态度”，《文艺报》等刊物“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文中“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一段是毛泽东所加。
其实，在这之前，袁水拍的看法同大家一样，并无多大不同，所以有人在看到他的这篇文章后开玩笑说，袁水拍是自己在“责问”
自己。周扬看到袁水拍的文章，非常惊讶，当即打电话问袁水拍是怎么回事。袁回答：是毛泽东批发的。周扬顿时明白，###那个报告显然不大符合毛泽东的要求。毛泽东曾不只一次在他面前称赞江青“敏锐”，但周扬对江青不断向毛主席报警一向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不无诙谐说：“江青也太敏锐了。”流露了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