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几次座谈会之外，好几位同志还和胡风作过一次或几次个别谈话，以诚恳、坦白的态度，严肃地具体地指出他的文章中的错误之处和错误的性质，但胡风仅就他和党的不正常关系作了一些反省，对自己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则始终没有什么检讨。1953年２月15日###向周总理和党中央报送的《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中汇报了上述内容，并说经他本人同意，正计划把他的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来，工作先安排到文协，将来再考虑安排适当工作。３月5日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对胡风的方针和态度正确。已告###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对他的思想作风和作品进行严正而深刻的公开批判，但仍给以工作，并督促其往前线或工厂与农村中去求锻炼和体验，以观后效。”周总理的批示及###的报告均曾送经毛主席、刘少奇圈阅。接着，林默涵、何其芳根据他们在这次座会上的发言分别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公开发表。（以上引文均见：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史海阳、王启和编：《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团结出版社，第239－242、245页）
这里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一下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来龙去脉和中央有关信函，意在说明，第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不是由于周扬或哪个人与胡风的个人之间的恩怨引起的，而是由于长期以来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的一些分歧未能得到解决在当时形势下的一个必然的发展；第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始终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方针和做法都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并不是什么周扬的“宗派主义”在兴风作浪。“文革”中有材料说，周扬包庇胡风，在这次座谈会前曾把这次座谈会的方针、做法、精神等指示的信件给胡风看过，并且在会上讲：“并不是说胡风在政治态度上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但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和文艺思想上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他还肯定了胡风的某些正确意见，说“胡风一向的确抓到了我们的文艺运动中的真正的弱点，就是公式化、概念化。这个倾向，从左联到现在，一直纠缠不清。”看来，周扬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中还是注意把他在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同政治态度严格加以区分开来，对他在文艺问题上的意见也采取分析的态度，不是一概加以排拒的。
1954年２月，中央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会议公报说，某些高级干部“忘记了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时，几年来一直受到批评的胡风产生了一个错觉，对会议内情并不了解的他越想越觉得周扬等人就是公报中所批评的那种人，他决心“破釜沉舟”，向着视他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和敌人”的周扬、丁玲、冯雪峰、林默涵等开战了。他从3月至6月，在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下，写出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称为“三十万言书”，于7月送交中共中央。
这一年10月《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倾向开始批判之后，胡风又一次产生错觉，误以为毛主席对文艺界领导和《文艺报》的批评是他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于是他在会内会外大动起来，既兴奋又紧张，要他的朋友们配合行动，“把会议由《报》拖到全面”，攻倒他所谓的“宗派主义统治”，或者按照贾植芳后来反思时的说法，就是要来个“清君侧”了。前面已经提到，周恩来曾当面提醒他“也有点宗派主义”。然而，周恩来的告诫却没有引起他的足够的重视，他的悲剧命运，从他自身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了。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7）
12月８日，文联、作协扩大会议结束。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了《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郭沫若、茅盾、周扬在会上发了言。郭、周二人的发言稿事先都经毛主席审阅过，毛主席在他们讲话的当天早上给周扬写信说：“均已看过，决议可用。你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郭、茅、周发言的题目分别为《三点建议》、《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战斗》。
周扬的这个发言分三个部分：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周扬在谈到《文艺报》的错误时，自己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文艺报》的错误，当然不只是一两位编者的。
我们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几年来，我把精力大部分放在政府文化行政工作上，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做好的，而很少注意研究文艺思想问题和认真地阅读作品。我和各方面作家的接触是很不够的。对于《文艺报》这样一个重要刊物，我一直关心很少。因此《文艺报》的错误，我要负严重的责任。我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文章中只在一处点到冯雪峰的名字，着重批判《文艺报》对第二次文代会的方针采取了消极抗拒的态度，末了说，批评《文艺报》，并不是认为它过去一切都错了，还对《文艺报》的成绩予以肯定。在谈到胡风集中力量攻击《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社会学，认为这是《文艺报》的思想基础和错误根源时，周扬说：“是的，庸俗社会学是有的。有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对文学现象作机械的社会学的解释。他们不了解或不承认文学艺术的特点；认为文学作品的对象不是具体的真实的人的生活本身，而是一般的社会法则；认为文学作品只是政治概念的形象化，而不重视人物创造和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意义；认为一切过去时代的文学都只是过去时代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宣传者和拥护者；认为新时代的文学必须离开旧时代的遗产而重新开始。是的，我们过去对这种庸俗社会学批评得很不够，甚至在企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中也混杂着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同文学领域的一切庸俗社会学观点作斗争。如果我的文章中也有这种错误观点，我一定坚决纠正。在这里，顺便也要说到，胡风先生对祖国文学艺术的遗产、对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对文学艺术的技巧等等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就是这种庸俗社会学的一种流派。我们对于庸俗社会学的这个流派，同对于庸俗社会学的其他流派一样，都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必须纠正的。”“但是现在的问题还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在：胡风先生假批评《文艺报》和庸俗社会学之名而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因此，表面看来，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问题上，在反对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态度的问题上，胡风先生是和我们一致的，而且特别地激昂慷慨，但是谁要看看这个外表的背后，谁就可以看到，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周扬的发言火药味十足，不过他仍然说：“我在上面说了我们和胡风先生等在文艺思想上的基本分歧，但这并不等于否认胡风先生、阿垅先生、路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同时，胡风先生和路翎先生在大会上所发表的意见也有一些是好的，值得重视的。他们的一些正确的意见，我们都愿意诚恳地接受。”周扬最后说：“我们要正确地开展学术界、文艺界的自由讨论和批评，我们就必须把对于真理的虚心探讨的态度和对于敌对思想的坚决斗争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周扬文集》第2卷第312、320、323、327页）这样，胡风的逆境便难以挽回地向前发展了。 胡风冤案的铸成 胡风知道大势不妙，于1955年１月11日写出了长达一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说自己错误的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表现为，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歪曲以致抹煞工人阶级立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而且，更不可原谅的是，到解放以后，我的这种有害的、狭隘的宗派情绪以及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根本没有克服，对解放后的人民文艺运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对文艺运动的实践情况不了解，却又自以为是。 。 想看书来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8）
近年来，这种错误更加发展了，从个人的对立情绪出发，我凭感想和零碎的事实对文艺运动作出了主观的粗暴的论断，终于发展成为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直接采取反对态度的严重错误，在文联及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天之后，他又补充写了一份《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
这时，胡风在几个月前送交中央的“三十万言书”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建议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交《文艺报》发表，进行公开讨论。胡风闻讯，即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胡风再三询问周扬对他现在这个认识及对他为人的看法。周扬对他说，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的过程的，他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更多的批评。
至于为人，各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但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胡风最后向周扬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的意见书，如一定要发表，他希望在卷首附一个声明。周扬立即于１月１５日就此问题写信请示###部长陆定一并转毛主席。周、陆都认为胡风的声明内容不具体，不宜登载。毛泽东当日在周扬的信上批示：“（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能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毛主席的这一批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经他们圈阅。（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史海阳、王启和编：《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第259页） 1月21日，###向中央报送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
林默涵回忆说：“记得毛主席还找陆定一、周扬和我３人到他的办公室当面汇报关于批判胡风的计划，毛主席同意。临走时，毛主席站起来送我们，周扬对他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毛主席说：‘我就是要他痛苦！’他的意思是要痛才会改。”（同上，第260页）周扬显然是在借机为冯雪峰说情，不过他的目的看来没有完全达到。
1月26日中央批转了###的这个报告，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
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同上，第261页）
这样，胡风的问题就定性了，不只是唯心论的错误，而且是“反党反人民”，从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本来是批判《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新生力量，又横叉出一个规模更大的政治批判运动，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骤然开展起来了。
事情并未到此止步，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一个情况的出现，使对胡风问题的定性骤然发生重大变化，从批评他的文艺思想和认为他存在一个宗派小集团，一下子演变为“反党集团”，很快又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这就是从舒芜那里得到的胡风在40年代写给他的一批信。信中使用一些晦涩的暗语，对一些党的和非党的作家抱着憎恶的态度。这些信件成为胡风问题改变定性的关键材料。
周扬和林默涵看到这些信件后，商定在《文艺报》发表。材料由舒芜分类整理摘编加注，前面的按语由《文艺报》主编康濯撰写。发表前，周扬把胡风写的那篇自我批判和这个材料送毛主席审阅，并写有一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15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您审阅。
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5月11日，毛主席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9）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
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同上，第263－264页）
毛主席改写的按语，即5月13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
舒芜的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