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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的这个报告在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感到，真的，科学、艺术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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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只有打破教条主义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1）
解决艺术生长的“土地”、“气候”问题 那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周扬的思想也非常活跃。在延安鲁艺时，他就提出过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思想，那时天地太小了，如今，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全党全民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文化，奋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时候，学术自由、创作自由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思想，并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加以保障，他能不为此欢欣鼓舞、大助声威、鸣锣开道吗？他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思如泉涌，在各种会议上，阐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奋力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力倡尊重艺术规律，改进党对艺术的领导，在这大好的“春天”里创造着艺术、科学的美好明天。
如何在文艺界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文坛百花盛开，周扬认为一是要解决艺术之花生长的“土壤”问题，即一个是生活，一个是传统；二是要解决艺术之花生长的“气候”问题，即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是宗派主义，一个是领导方面对于文艺所采取的行政方式的领导。
1956年８月10日，周扬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作的题为《关于当前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强调作家要尊重生活，按照生活的逻辑进行创作，而不能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做教条。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觉得我们不必去强调它，不要把它搞得太狭隘。我们过去对作家有这样的情况：作家应该这样写，不应该那样写，定得死死的，这对作家有很大的害处。”“事实上，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决不会按照创作定义或定律去从事创作，只有低能的没有生活的人，才会按照教条去写，而这种作家也确是有的，他觉得如果不按照教条写，而是按照生活写，按照特殊的感受和特殊的经验写的话，就好象不合创造的公式，就会被人批评。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指示人们一个方向，引导艺术朝社会主义的方向走。至于具体的方法，决不是立一个定义所能规定得了的。作家不是按照创作的定义去进行创作的，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去进行创作的。生活的逻辑是怎样，有时候作家自己也不能做主。……作家自己也不能指挥人物，它已经成为客观的东西，它一定只能按照生活的逻辑来发展，而不能按照定义或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要求来发展。”（《周扬文集》第2卷第410、412页）
同月，周扬在中国音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传统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以及继承传统与发展传统的关系问题。他说：“传统很难下定义，传统有好坏，大体来说就是人类在各个时代共同生活当中，劳动和斗争的果实。他们的创造、发明，一代一代累积下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创造发明、科学、哲学、宗教信仰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创造了很多精神文化，这些精神文化，有的用文字把它巩固下来了，有的口头在民间流传，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传下来之后，成为这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形成这个民族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这个民族的共同的道德信仰，这些是精神上巩固一个民族的因素，一个民族的巩固除了经济联系，还有精神上的联系，靠这些精神上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和其他民族有区别，如果去掉了这些东西，我们有许多轻视传统的人，仿佛这些都可以去掉，他们不知道去掉了这些，就去掉民族了，还有什么民族呢？”（同上，第448页）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强调传统是发展的，继承传统，就要发展传统，创造新的社会主义传统。黑格尔曾经说过，传统不是一个管家婆，把财产管住，一代一代传下去。传统也不像自然一样不变或很少变化。传统像一条河流。周扬对黑格尔关于传统的这个见解特别赞赏，他说：“这话讲得非常好，传统是条河流，河流怎么能断呢？而且这河流，越到后来越大，旁的地方的水吸收进来了。这条传统的河流，流到隋唐的时候，西域的文化来了，涨得好高啊，可能长出不中不西的东西来了。流到1919年，五四运动和‘五四’前后的时候，便忽然膨胀，西方的文化来了。总是这么流，传统也总是这么流，流到后来越来越大。我们要继承传统，发扬传统，创造我们新的传统，在我们这一代，要创造一种新的叫社会主义传统，如果我们只是保守过去的传统，那就太没骨气了，那就是黑格尔讲的管家婆。”（同上，第443页）他说：“不承认形式有一种连续性，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想这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要大家努力来创造民族的新风格，它既不等于过去的，更不是外国的，它继承了自己民族的传统，但这风格同过去不一样，他学习了外国的技术，外国的风格，但它和外国的完全不一样。毛主席说标新立异，我看这方面就要标新立异。”（同上，第453页）这里，具体讲的是音乐，但其意义绝不止于音乐。在如何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继承传统，发展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方面，不乏普遍意义。 。 想看书来
20“只有打破教条主义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2）
９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政府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提出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提出了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任务。
周扬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周扬进中委一事，毛泽东非常关心，早在10多年前就有所考虑。周扬的秘书露菲曾对笔者说，党的七大时，毛泽东就对周扬说过，这次你就不进中委了，现在是打仗，部队的同志要多进一点。这次党代会上，毛泽东亲自出面为周扬作宣传，说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咱们党内的梅兰芳就是周扬。在会上，周扬作了题为《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的发言。这个发言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此件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周扬遵嘱作了删改。
周扬在八大的发言中，回应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创作自由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他从文艺家和文艺领导者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述。就文艺家方面来说，“当然，我们的作家也清楚地知道，只有在他透彻地理解自己的时代，透彻地理解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的时候，只有在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表现这个时代而又为群众所理解，所喜爱的时候，他的创作自由才能够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发挥。”就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来说，则应当努力为作家的创作自由创造环境和提供条件。他说：“社会主义革命为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开辟了道路。但是在我们中间，经常发生的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却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成为了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教条主义是扼杀艺术的独创性的。文艺只有打破教条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同上，第474页）
周扬在发言中没有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不为主的问题，而是鼓励作家采取自己认为最好的表现方式，强调允许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并存。周扬说：“正确的创作方法可以大大帮助作家更深刻地认识和表现现实；但这必须是作家自愿地采取，经过作家自己的探索，而是丝毫不能勉强的。如果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教条，到处乱套，那就只会带来害处。我们的新文艺应当包罗各种能够表现生活的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而且容许不同的创作方法并存。”“我们应当尊重别人在探求新的表现方法上的成就，研究他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而不应把任何对于形式的追求一律看成形式主义而加以唾弃。”（同上，第476页）他在这之前的一次讲话中，对于在苏联受到严厉批判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如毕加索、马迪斯，还有“抽象派”绘画，周扬认为是否有可取之处，也值得我们考虑和研究。（同上，第412页）
周扬在发言中强调题材多样化。他说：“提倡文艺作品表现工农兵的形象，创造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的典型，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我们也提倡题材的多样性，作家完全有自由去选择他所愿意写的题材。”（同上，第477页）1955年７月，他在谈到题材问题时就说过：“艺术的形式、体裁、风格的多样性，不只反映了作者不同的个性，爱好与特长，而更根本的是反映了生活的多样性，因为生活内容是无限地丰富广阔，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各种群众对于艺术的不同的要求，因为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群众的欣赏要求和水平也是各有不同的，必须采取多种的形式才能从满足群众和社会的不同需要。”（周扬：《关于美术工作的一些意见》，《美术》杂志1955年第７期）1956年，他在全国美协秘书长会议扩大会上也说，过去我们有些同志把为人民服务理解得很狭隘，现在要打破这种狭隘的圈子。过去有一种空气，动不动就责备脱离政治。不是只画工农兵才能为工农兵服务。我们不采取硬性的非画什么不可的方式，当画家对某一种题材还没发生兴趣的时候，勉强他去画也画不好。艺术不要加给它任何限制，要允许艺术家作各种尝试，放手让它自由竞赛，才能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1957年５月17日，他在文化部召开的展开思想批判座谈会上再次指出，最大范围是只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无害，不是反人民的东西都可以存在。不能认为为工农兵服务非以工农兵为题材不可。题材不能讲死。（见文化部风雷战斗组等：《1949－1965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0“只有打破教条主义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3）
周扬在发言中着重讲了艺术要有美感的问题，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上，在对艺术的多种功能的认识上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说：“文艺的任务是通过对于现实生活的形象的描绘来帮助人认识世界，从情绪上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格。我们的文艺应当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培养人们高尚的美感，树立新时代的美的观念。”（同上，第476页）过去一向着重强调的是文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现在认识功能、陶冶情操的功能、美感教育功能、娱乐功能也被提到了重要位置，艺术风格的优美和多样越来越受到了重视。周扬此前《在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人民性时说：“人民性是很复杂的，这里面包括人民的需要，人民的爱好，或者人民从这里面可以得到智慧，得到愉快，满足一种美的需要或愿望。……过去我们对人民性了解得很狭隘，就把戏曲里许多好的东西抹煞了。”（同上，第400页）他特别欣赏“戏曲里有一种永恒的美丽，一种永久的魅力，使人看了舒服愉快”。（同上，第397页）他说：“有一类戏，也无所谓智慧，但是人们喜欢它，也并不表现人民的愿望，只是叫人看了愉快，它有一种艺术的美，自然的美。有人讲人民性，只是讲艺术对人的精神最重要的作用，最能鼓舞他、教育他的东西，于是对戏曲的要求就简单化了，齐白石的虾也就不行了。
有一种戏，里面没有表现什么，但它的武功是好的，老百姓喜欢看。
因为这个武功是演员曾经花了很大的劳动练来的技术，表现了动作的准确性，演员在舞台上一踢腿，他们就在台下叫好，就欣赏这种技术。”（同上，第399页）
周扬在发言中说：轻视、排斥和粗暴地对待民族传统，仍然是目前文艺界一个主要的错误倾向。“我国文学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和特点，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
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只有外国艺术的技术方法是科学的，而中国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歌、舞和表演三者的结合，本来是我国戏曲的一个特色，但因为不合西洋歌剧的规格而被认为‘落后’；虚拟的表演方法被看作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国画的笔墨技法因为不同于西洋绘画的方法而被斥为‘不科学’。我们尊重科学，尊重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就。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而且也决不应当硬搬外国艺术的现成经验；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本国艺术创作的经验，从中找出它的特殊规律和方法。把我国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科学化、系统化，正是我们的文艺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同上，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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