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显然比周扬的答《文汇报》记者问要来得严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同一年多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去年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根据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
4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该报转载了周扬的上述答问。
由此可以看出，党中央仍在继续大力鼓励鸣放，也可以看出对周扬这篇答问的重视。
５月13日，周扬在文学讲习所作题为《解答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继续鼓吹鸣放。他说：我们过去多年搞对敌斗争，“逐渐的搞斗争和群众运动就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也就是说我们思想上习惯了这一套，习惯了对付敌人。……
今天我们面对的大多数都是自己人，是人民内部，很可能他受了敌对东西的影响，有一些敌对的思想和情绪，但他不是敌人。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我们就得采取新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新形势下提出的新方法之一。这种新方法是我们过去不熟悉的，我们习惯的一套是整敌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在这上面也适用，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东西就当作敌人，恨不得整他一下。至于对自己人要说服，要讲道理，在他脑子里还缺少这样的反应。”“我们必须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严格区分开来。这两种矛盾有时容易区分，有时又很难区分，尤其是在思想上是敌对的而又不是敌人的情况下。这时如果不注意，就很容易犯错误，肃反运动中出偏差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周扬文集》第2卷第496页）周扬在这次讲话中还说，对人民只能允许他言论自由，只能讲民主，不能讲专政，不能禁止他讲唯心主义，放资产阶级思想，除非他讲反革命的话，“再退一步，甚至于讲反革命的话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所谓毒草，在周扬看来就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有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是否算毒草，还可以研究，不然毒草未免太多了。香花和毒草确实难以区别，标准难定，你要禁止毒草，往往把香花也禁止了，你要得到香花，就得让毒草同时放出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当初讲话时是没有的，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1957年６月16日公开发表时加上去的。周扬在这里虽然也讲到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问题，但他并没有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看做是毒草，甚至觉得“讲反革命的话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看来，他所有要创造的环境是相当宽松和宽容的。他说：“过去的方式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产生的，大家围攻，强迫检讨，对待自己人乃至怀有敌对思想的人，这已经是不适宜的了。今后一般要采取讨论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不接受，可以反驳，决不要勉强检讨，勉强检讨的结果，过一个时候他会翻案。”（同上，第511页）周扬的这些明达的见解，既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思考和警示。
然而，事物的发展的确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变幻万端的现实面前，在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周扬的“春天”的梦想很快就被接着而来的反右派斗争打得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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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
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 1957年４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各级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人们积极帮助党整风，借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义，简称“鸣”
“放”。在从５月初到6月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仅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就有13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更达25次之多。从各类座谈会上所提意见内容来看，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也有一些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５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史称这是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从整风转向反右派的一个标志。
这时出现了一些反对一党执政，要求“轮流坐庄”的主张，越来越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威胁。
６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右派属于什么性质的矛盾？在反右开展之前，统战部长李维汉４月4日在统战工作会议上曾说“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由他们鼓起的反社会主义制度、反思想改造的风。反右运动开展起来之后，性质和做法很快就发生了变化。６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右派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7月1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提出右派分子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随后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用几个月的时间深入挖掘右派，决不可草率收兵。在这种情况下，将人民当做敌人加以斗争，并导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不要说社会上许多人想不通，就是在共产党内也有许多人想不通。对许多人包括周扬来说，的确有个思想转弯的问题。周扬在这之前不久，刚刚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中说过，现在民主人士、党外人士跑到我们前面去了，骂党骂得好！共产党应该骂骂，才能清醒。解放以来党是变了，做官当老爷，再不整风危险呀！你们要大鸣大放，把你们看到的一切说出来。你们看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没有？写得真好，又有诗意。现在这么搞才有意思，真是“吹皱了一池春水”，今天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费孝通说得对，“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暖花开的时候到了。周扬这话讲过才几天，现在要转这么大的弯子，确实不易。当时担任周扬秘书的露菲曾对笔者谈到周扬当时的心态。她说：“这时周扬的思想，虽转不过弯来，也只得紧跟。他觉得党中央的决定是对的，毛主席是对的，但又觉得有些做法不合适，思想总是处在矛盾之中。他最终还是否定自己，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周扬是个聪明人，作为党的忠诚的战士，毛泽东的崇拜者，很快就转了过来，积极投入了反右派斗争。历史已经造就了周扬在党的文艺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必须听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召唤，担负起领导反击右派进攻的重任。张光年回忆说：“那个时候，他不止一次跟我说：‘我们是在夹缝中斗争啊！’”（张光年：《回忆周扬》，《忆周扬》第13页）周扬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左”不能不反，右也不能不反。他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修正主义，要在尖锐复杂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站稳脚跟，把他所钟爱的工作推向前进，这的确是太叫人心碎的事情了。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2）
当大规模的反右运动被发动起来之后，各种不同动机、不同水平、不同观点和见解的人们统统被卷了进来，就必然会出现种种非理智的现象，造成一种谁也无法预料又难以控制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处于领导岗位上的人们包括周扬在内尤其如此。
周扬在反右斗争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便是丁玲、陈企霞问题。
建国初期，当丁玲、冯雪峰先后任《文艺报》主编时，陈企霞与他们合作，曾任主编之一或副主编。1954年《文艺报》被批判，编委会改组以后，陈被排除在编委之外。1955年4月，陈写信给中央负责同志，要求改变对《文艺报》的检查结论。６月，作协刘白羽（党组副书记）、阮章竞（党总支书记）汇总情况联名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直接报送陆定一，由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拟在批评丁玲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之后，对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展开批判。
这个报告，周扬事前没有看过，不知是因为他不是作协肃反五人领导小组成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在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之后，执行的任务却落在了他的身上。8、９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批判。这次会议后，作协党组向###并中央写了一个《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说批判丁玲旨在“整顿文艺队伍”，“克服在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
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报告还说陈企霞有“托派嫌疑”。这个报告是在周扬的主持下起草，并经###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上报中央的。
此时正在肃清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之中，陈企霞已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向###党委打报告，准备开除其党籍。###机关党委的同志认为作为“托派嫌疑”就开除出党不妥。###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意这个意见，并由他主持召开五人小组和党委成员联席会议，讨论作协的报告，认为开除陈企霞和李又然的党籍根据不足，要他们回去再研究重写。但是，作协改写的决定还没送来，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有开除陈等二人党籍的话，这样，陈被开除党籍的事也可以认为已被中央批准了。
1956年5月，陈企霞等二人的“托派嫌疑”经作协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予以否定。5月22日，他们恢复了自由。
陈企霞被释放以后，向###机关党委申诉作协党组对他进行的批判与事实不符，并详细陈述了他同周扬在政治、学术、思想及相互关系方面的分歧，认为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是对他的迫害。陆定一主持###部务会议，决定由张际春主持，由###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和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查清，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
###机关党委组织了一批同志做这项工作，查对的结果对陈企霞的结论主要是：在主持《文艺报》工作期间，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骄傲自满，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在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上，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形成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损害党的团结，但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不应作为反党小集团论。
陈企霞对这个结论根本不接受，要求“彻底平反”。
对丁玲进行的审查，是由张际春任组长的专门小组进行的。
经过大量调查，包括查阅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均未发现丁玲被捕后有叛变、自首、投敌的证据。调查材料与她本人的交待是一致的：1933年5月她在上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敌人没有把她关进监狱，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并叛变的丈夫冯达同居，借以争取她为敌人办刊物。丁玲向敌人写了一个条子，表示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愿回家养母。后来通过关系，同地下党取得联系，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送到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3）
调查小组最后的结论是：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
丁玲对否定她的“自首”感到非常满意，但对定她有变节性行为，表示不能接受。并提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表示对周扬很有意见。
###又组成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小组来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核查工作到1956冬天结束。在###部务会议上，小组向会议作了汇报。当陆定一知道核查发现原来报告中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时，很有意见。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陆定一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与会的李之琏回忆说：“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他认为周扬这么讲是不真实的。他说：“我对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和有关组织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第303－304页）
于光远对李之琏的这个看法持相反的意见。他说：“对李之琏提出的这一点，我倒觉得并不‘奇怪’。毛讲的话要不要人传达，不是周扬能做主的。过去的历次批判也并不都传达。而且周扬讲的这件事我想陆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