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正如后来中央在平反决定中所说，在处理丁、陈一案的过程中，李等四人因担任机关党委领导职务的关系，接受丁、陈申诉，参加###对丁、陈的处理工作，凡重大性质的决定或措施，都是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或部领导人主持的其他会议上决定的，他们受命执行某些决定和措施，并无错误。如果周扬、陆定一等###领导力保他们，当可免受磨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主要是因为“有些同志有意见”，划右派要摆平，他们厄运难逃了。
周扬在反右派运动中态度坚决，但内心又不无矛盾，心情很复杂。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的黎之回忆说：“在后来与周扬的接触中，我感到他对1957年反右（包括前后的多次文艺运动）的心情是复杂的，特别对冯雪峰的批判他流露了内疚的情绪。”（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19页）冯雪峰、丁玲等人被划为右派以后，周扬力主保留了他们作协理事职务和作协会员资格，并说丁玲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劳动了，可以留在北京写作。但丁玲还是愿意去北大荒劳动锻炼。1959年夏，周扬在看到丁玲写给作协党组汇报自己的情况的信后，立即派作协秘书长张僖前去看看在那里劳动的右派作家怎么样？能不能摘掉右派帽子？因为那里是军垦农场，属农垦部管，所以去前还特请农垦部部长王震开了个介绍信。张僖说明来意，经农场党委讨论，认为摘帽子有难度，此事只好作罢。张僖建议改变一下丁玲和陈明的工作，党委开会决定同意，即将丁玲从在养鸡场劳动调到了夜校当文化教员，将陈明安排到生产队当了会计。此行对艾青夫妇的情况也作了了解，回来向王震汇报后，很快就由农垦部下文将艾青夫妇调往新疆石河子，住进了生产建设兵团8师的招待所里，从此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参看徐庆全：《与张僖谈周扬》，《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第173－180）周扬对一些很有才能的青年作者被划为右派下去劳动改造也很关心，他最不放心的是他们不要因此而荒废了学业。当年的《文艺报》编辑、改革开放以后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唐达成，在1956年丁、陈“反党集团”复查时曾在党组扩大会议上为丁玲鸣不平，引用泰戈尔的一句话：“虚假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实”。据说，周扬听了曾这样说过：唐达成拿资产阶级的语言向党进攻。反右时，唐达成被划为右派，1959年冬，唐在北京八大处作协的农场劳动，周扬来这里看望在疗养中的邵荃麟时，特意约见了唐达成。唐达成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周扬当时“态度很和蔼”，“他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我是学生出身，劳动改造锻炼一下也好，现在已经适应了。周扬说，你还是一个文艺干部，不能老是干活。他问：还看书吗？过段时间还要干文艺工作的，还是要关心文艺界的动态，多读一些作品。”“他还说，你是上过大学的，那你懂英文吗？我说原来懂，后来都丢了。他说：英文怎么丢了？应该捡起来。我现在每天睡觉前都要看看，对外交流有用。既然学了，就不要忘记，每天抽时间看看。劳动不是要你们成为干活的人。听了他的话，我还真的有些受宠若惊。”（唐达成：《四十年来的印象和认识》，《忆周扬》第269页）唐达成觉得他对年轻人还是关心的，不是在故作姿态。另一位当年被划为右派、改革开放以后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也回忆说：“1963年，周扬在全国文联扩大会议上讲到了王蒙。他说：‘……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0）
王蒙，搞了一个右派喽，现在嘛，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啦，对于他，我们还是要帮助……’先是许多朋友告诉了我周扬讲话的这一段落，他们都认为这反映了周扬对我的好感，对我是非常‘有利’的。当年即1963年秋，在西山八大处我参加全国文联主持的以反修防修为主题的读书会的时候，又亲耳听到了周扬的这一讲话的录音，他的每一个字包括语气词和咳嗽都显得那样权威。我直听得汗流浃背，诚惶诚恐，觉得党的恩威，周扬同志的恩威都重于泰山。”（王蒙：《周扬的目光》，《忆周扬》第410－411页）以上所述，当然只是一些只鳞片爪，但这些只鳞片爪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侧面全方位地感受周扬，认识周扬。这就是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真实的周扬，一个思想感情丰富而又复杂的周扬。
人们当然有权指责周扬，责备他为什么不起而抗命，在文艺界划了那么多右派，使大家蒙受灾难。但是，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人都会看到，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许多事情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
周恩来在同部分文艺界代表人物座谈时曾说，吴祖光虽然讲了一些错话，但还不能说是右派言论，但最终吴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总理的意见尚且不算数，何况他人乎？就周扬个人来说，他从延安以来就逐步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他本人性格上的弱点，也决定了他不可能起而抗命。再说，当反右运动已经作为党中央的集体的意志在全国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周扬作为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如果他不是跟着立即运转，而是起而对抗的话，那么首先要打倒的肯定就是他自己。这样一来，也就不可能指望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什么作用了。如果文艺界不是由周扬在那里具体主持工作，而是另外换一个什么人主政，那么，文艺界是否就一定能够幸免于难或生灵少受涂炭呢？这实在是很难想象的事情。至于说丁玲、冯雪峰等人的遭厄是由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宗派因素所致，冯雪峰的看法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据与他有较多接触的陈早春回忆，在“文革”中，“有些往访者，在正式访谈的前后寒暄时，少不了要按照江青《纪要》的口径数落一番‘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而把雪峰的遭遇归之于‘四条汉子’，并说雪峰如何正确……雪峰总是解释说：‘我一点也不正确，左联时期我是决策人之一，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大家都天真幼稚嘛。至于在解放后我的遭遇，‘四条汉子’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起不了决定的作用。”
（陈早春：《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丁玲的看法也与冯雪峰大致相同或近似。
徐光耀回忆说，丁玲曾对他这位被视为很才能的学生说过：“我这案是御案，凭周扬他们几个笔杆子打我不倒。”（徐光耀2005年4月24日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敬佩。对于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人们只能对这个事件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对这个人物在这个特定环境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进行具体分析，方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20多年之后，1979年３月，周扬在《文艺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讲到在那场反右运动中，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泪向受害的同志道歉。随后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沉痛地回顾了建国以来“左”的错误给文艺事业带来的损害。他说：“特别是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况更为严重，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文艺领域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遭受了挫折。”（《周扬文集》第５卷第176－177页）这既是周扬及文艺界领导同志对反右派运动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也是对那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作出的科学总结。
22 在“大跃进”年代（1）
大跃进民歌运动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热火朝天。那个年头，人们可真是“敢想、敢说、敢干”，可是有时却离开了科学精神。
那时，苏联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了后面。苏共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15年超过美国。毛泽东更是豪情万丈，一心要超英、赶美，在中国这块“一穷二白”的土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他甚至这样想：是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还是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提出，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然后，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到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如果5年达到4000万吨钢，可能7年就可以赶上英国，再加上8年就能赶上美国。会后，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就在一个文件上高兴地批示道：“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当时人们头脑发热的情况，从《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可见一斑。一篇是关于农业的，即《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这篇社论说，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以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省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题目就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另一篇是关于大炼钢铁的，即《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这篇社论说，只要我们想要，我国钢铁以每年百分之十几、几十、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的可能性就存在。钢铁“元帅”升帐，各行各业大放“卫星”。《人民日报》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说：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牛皮真是吹破天了。
浮夸之风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反映，并且毫不逊色。文化部门提出，1962年实现共产主义，每个老百姓每月要看两场电影，一年看24场；一年看24场戏；有10本图书等等。有的领导同志想得更妙，要每个县在1962年出几个郭沫若、梅兰芳，而且还要超过郭沫若和梅兰芳。“人人写诗”、“人人画画”、“人人演戏”、“人人跳舞”是当时很热门的口号。
浮夸风在文艺方面的突出表现，恐怕要数盛极一时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了。在1957冬季农村水利化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歌颂水利建设，歌颂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后出现的新面貌的民歌。毛泽东对这些民歌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大为赞赏，正如他在4月间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1958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他提请与会负责同志回去搜集一点民歌，限期10天，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全党全国闻风而动，一个创作和搜集民歌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各地展开了。
先是4月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地位报道了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委发出《立即组织搜集民歌》的通知，4月14日又发表《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透露了毛泽东有关讲话的精神。４月21日，该报发表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周扬此时也主持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召开首都文艺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全国各地报纸副刊和文艺刊物都以大量篇幅选载“民歌选”、“新国风”和“采风录”。仅《人民日报》在7月间就连续刊载民歌达200余首。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人们就是那么一股劲，什么事都要比赛，都要放“卫星”。张家口有个人订了一个7天内写１万首诗的计划，写到七、八千首时累得病倒了，最后在别人的帮助下还是完成了计划。 txt小说上传分享
22 在“大跃进”年代（2）
５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全党动员，搜集民歌》的发言，后略作修改，改题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发表在新创办的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一期上。这个发言稿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全体与会者，一开头就引用了安徽出版的《大跃进民歌》里这样一首卷头诗：“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用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周扬动情地说：“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地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的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他还引用了10来首民歌，来说明农民、工人的冲天革命干劲和英雄气概，说明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新的社会风气。周扬也引了那首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周扬大为赞赏地说：“工农群众一经挣脱了阶级剥削的锁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解放，他们就敢于起来摔掉压在他们头脑上的一切旧东西，抬起头来蔑视一切因袭势力，不再迷信鬼神，相信自己有力量克服任何困难，他们不再在盲目的自然力面前屈居奴隶的地位，而要作自然界的主人，向自然发号施令了。”周扬满怀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