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的主人，向自然发号施令了。”周扬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的国家简直要成为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欣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周扬文集》３卷第1、3、12页）
周扬受当时那种“左”的气氛的影响，作出如此判断未免过于乐观。不过，比起柯庆施在这次会上所作的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来说，那就差得远了去了。柯庆施描述了十几年之后我国将出现“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薄一波后来在谈到柯庆施的这个发言时说：“他的这个发言，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他当时讲得绘声绘影，其神其态，至今还能记得。这样脱离现实的空想，对当时已经发生了和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70－671页）柯的这个发言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也与周扬的上述发言同时刊登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
毛泽东对周扬的在会上的这个发言很满意，他在第二天的大会上讲话时说，昨天周扬同志的发言中讲到民歌问题，讲得很好，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个乡出一集也好，全国有９万个乡，就出9万个集子，如果说多了，出万把集是必要的。
大跃进民歌数量之多，如汗牛充栋，无法统计清楚到底有多少。其代表性作品，大体上可以说已收入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之中了。这本书11月初由红旗出版社印出样本分送有关领导和文艺工作者审阅，1959年９月正式出版发行。后来，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水分太多”。周扬回忆说：“他在和别人谈话时说过《红旗歌谣》水分太多，就是选得不精。对我也说过‘还是旧的民歌好’的话。”（周扬：《〈红旗歌谣〉评价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创刊号）所谓“水分太多”，实际上正是“大跃进”严重的浮夸之风在民歌中的必然反映。诗坛泰斗和理论权威精选的作品尚且如此，“大跃进民歌运动”除了衰败还能有别的命运吗？
22 在“大跃进”年代（3）
与“民歌运动”相联系的是对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倡。关于这两个问题，当时在文艺界都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有不少文章发表。在周扬看来，所谓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理想主义。为什么我们的民歌中有那么多的浪漫主义，而读来并不生厌呢？那种浪漫主义所以可爱，在于它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乃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反映。齐白石说过，艺术作品在似与不似之间，周扬认为这个话很有意思。要画得完全像，不如拍相片，画家的画一定是有些地方不像，但又是更像的，这就是把你的特点画出来了。再如中国艺术有“形神兼备”的说法，一个外部形象，还有一个精神形象。中国的艺术是非常注意神似的。画像的时候就要把你的精神画出来，包括他的人格、性情、灵魂等等，这样你的艺术才有价值。
总之，“艺术就是要求又像又不像，是又像又不像的统一，比较起来来这是最像的。现实与理想的结合是最现实的，也是最理想的，缺乏理想的现实不是最现实的，缺乏现实的理想是不可靠的理想。”
（《周扬文集》第３卷第65页）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周扬强调后者是基础，在排列的前后顺序上，刻意把革命现实主义放在革命浪漫主义前面。而毛泽东则常常是把革命浪漫主义放在革命现实主义前面的。随着大跃进的逐步退潮，毛泽东对诗化的社会和社会的诗化的日益不满，民歌运动也就随之走向终结，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主义相结合似乎也随之失去了当日的光彩，20世纪80年代以后便从文坛上渐渐远去了。 “凡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就是好的” 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盛行“全民大办”的口号，如什么“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大办教育”、“全民大办文化”、“全民大搞文艺普及”等等。周扬是主管文化和文艺方面工作的，但是他却不赞成“大办文化”之类的口号，多次对这个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1958年９月13－20日，###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７个协作区及河北、山西、上海、天津等少数地区的同志。
这次会议的目的，本来只是讨论迎接明年国庆10周年组织创作的会议，原定会期3天，但周扬一开会就说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既是务实又是务虚的会，就如何实现创作大跃进进行研讨，结果会开了8天。周扬在会上说，文艺要跃进，怎么跃？文艺和生产的关系，工农业生产总是领先，总是要在前头，不可能教育文化走在前面，所以教育和文化一定要服从它，与它结合。周扬在这里给教育文化工作定了位，给经济工作让了路，与“全民大办教育”、“全民大办文化”显然唱了一个反调。周扬也说文艺要全面跃进，理论和创作要跃进，专业和业余要跃进，文艺的各种形式，包括文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也都要跃进；但他又说，文艺工作要在思想上跃进就是搞共产主义教育，艺术上跃进就是形式最新最美，不是粗制滥造。在当时文学艺术包括电影在内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讲法很有针对性。他还针对只要现代戏忽视传统戏的倾向，强调现代的要搞，传统的也要搞，不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必须在思想上艺术上都站得住。他说，艺术上也要大中小结合，普遍搞小的，便于群众创作群众表演，迅速反映当前的生活。
但也要搞大的，搞尖端的，大的东西需要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理论概括，没有这些，艺术是站不住的。如果说写得“多”是上游，而写得好才是更重要的，精容易普及，多了反而不易普及。以唐诗为例，普及的不是《全唐诗》，而是《唐诗三百首》，虽然《全唐诗》也需要。没有群众的创作和批评运动是关门提高，有了这个运动还必须与尖端相结合，才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周扬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些基本观点，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与经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绝对不能搞片面性。在当时许多人头脑发热，“全民大办文化”的背景下，周扬头脑清醒。他的这些观点，不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也是陆定一等###主要领导同志的共同看法。 。。
22 在“大跃进”年代（4）
周扬的这番话在当时自然不足以阻止“左”的思潮发展。1958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有什么“全民闹创作，生产猛跃进”，“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中心要啥，文化工作搞啥”等等。在“左”的东西已经形成气候的情况下，人们是很不容易一下明白过来扭转过来的。
在1958和1959年，周扬出差和讲话次数特别多。他所到之处，不论是在苏州、武汉、河北、北京、广东、上海等地调研，还是出席各种有关会议，他都要讲演一番，一方面热情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一方面注意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偏差，对文化建设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958年８月，周扬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教育、科学都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凡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周扬文集》第３卷第34页）这一年冬，他在北京大学作的题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讲演中，对政治作了一个新解释，他说：“大家一心一德搞建设，这就是政治，一切都要服从这一政治”。周扬的这些重要观点，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党中央提出的生产力标准的问题，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问题，如出一辙，尽管没有后来讲的那样透彻、完备和充分。
1959年2月12日，周扬在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说，文化搞得太多要亡国的。现在有些做法，值得检查。文化要扎根到群众中去，但要有正确的方针。第一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群众文化是满足群众需要，是为了发展生产。工人、农民要在生产上放卫星，不是在文艺上放卫星。文化配合生产，为生产让路，是积极的。不是生产为文化服务，是文化为生产服务，不是群众为文化服务，而是文化为群众服务。在思想上，文化应当是先锋，在事业上，文化应当让路。群众的需要首先是教育，其次才是文化。要把最好的东西给群众，群众首先要看戏，不是首先自己演戏。提倡人人能写诗、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表演……是不爱惜民力，不爱惜天才。
1４日，他在河北省、市文艺领导干部座谈会上又说，什么是群众的需要？一是生产，二是教育，三是通过文艺受教育，四是通过文艺得到休息和娱乐。群众主要是搞生产，这是个方针问题。对群众文化工作提那些过大的口号，就会走向歪路。给群众好诗、好画、好歌、好戏是文艺工作者的义务，群众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
要群众自己去写，这是他的自愿、现在有些夸大，群众写了一首好诗，叫他写10首，你可以鼓励他这一首好诗，他自己愿意的话还可以多写，但你不能规定他写多少首诗，你没有这个权利。现在把这种关系搞得不那么清楚，解释得有些狭隘。
20日，他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再一次指出：“有些文化部门提出了一些不恰当的要求，那是不好的。比如群众会写诗、绘画、唱歌、演戏，这很好，我们应该去辅导和帮助他们，但不能因此要求人人会写、会画、会唱、会演。……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这样过分要求的结果，势必使创作妨碍群众的正业，群众的正业是生产，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我们不赞成群众放卫星，因为这样卫星满天飞，把卫星弄得庸俗化。苏联好不容易才放了几个卫星，那里来那么多的卫星？再说真是满天飞的话，也不成其为卫星了。所以，作为政策层层布置下去放卫星是不好的，这势必使文艺不是去配合生产而走向妨碍生产。”（《周扬文集》第3卷第8２、８４页）
在周扬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后，即3月4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叫每个人都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辩证法是一步步地发展，质变要有一个过程，怎么会有今年内每个人要写多少诗呢？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卫星，就没有卫星了。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到民歌运动的失误。４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讲到，在艺术上，周扬同志告诉我，舞台艺术要给观众留余地，不要把话说尽了，把一切动作做尽了。等看完这个戏后，人们在那里想一想，在那里发议论，这是成功的戏。我看不仅戏剧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作诗也是这样。
22 在“大跃进”年代（5）
那个时候，毛泽东经常打电话让周扬去，在民歌之类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扬之间也许有过意见交流。周扬对人人写诗、放诗歌卫星的问题，敢于在毛泽东公开讲话之前半年多的时间中力挽狂澜，并且能够提到生产力标准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在如何对待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上可谓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在毛泽东于３月４日讲话之后，周扬去广州考察工作，讲到民歌运动问题，公开见之于3月27日《光明日报》的是以下这样一段话：“去年群众在文化革命上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是很高的，群众创作的成绩是惊人的。我们要十分爱护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而不要滥用群众的积极性，如机械规定任务，要求群众每人一定要写多少篇，要求人人能歌善舞，能写能画。我们要积极鼓励群众创作，但一切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都应当依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这些公开发表的文字，比起上面讲到他内部的那些讲话来，抹去了不少棱角，平淡多了，但意思还是清楚的。 “普及愈广愈好，尖端愈高愈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包括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的任务。在周扬看来，所谓普及，最基本的就要人人能读能写，不是人人能编、人人能唱、人人能舞。如果人民还没有提高到人人能读能写这种程度，他就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他说，所谓普及工作，第一，就是要给群众读物；第二，就是群众有戏和电影看，有音乐听，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第三，才是开展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一是学文化受教育，二是欣赏娱乐的需要，三才是创作的需要。文艺工作者给群众提供好戏、好书、好电影，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群众的权利。这是普及工作的主要方面，把群众创作作为普及的标准是不对的。周扬说，我们的普及和提高是“一元论”不是“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