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工作的主要方面，把群众创作作为普及的标准是不对的。周扬说，我们的普及和提高是“一元论”不是“二元论”。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也就是基础和尖端的问题。文学的普及的基础要坚固，愈大愈好，愈广愈好；同时又要提高，要有尖端，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攀登高峰，尖端愈高愈好。
周扬一向认为，对于艺术作品，主要不是要求数量多，更重要的是要求质量高。怎样才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周扬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其次要解决艺术内部的关系，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和劳动人民服务，这是确定不移的。但是又不能把艺术服务、服从政治理解得太狭隘、太简单了。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春，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政治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也是很宽广的。他甚至这样说：“艺术为政治服务，主要是表现人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帮助人们培养正确的进步的思想感情，克服错误的落后的思想感情，除此之外，可以说艺术为政治服务就没有什么别的要求了。”（《周扬文集》第3卷第76页）要求艺术反映每一个政治运动，那就是把政治看得太狭隘了。文学有很多种功能，人们的精神需要各不相同。“我们的文艺作品是产品，我们要了解‘市场’的需要，要根据群众的爱好，而不能强迫推销。
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群众的精神需要了解得太狭隘，即使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精神需要也是因时而异，有时需要一点鼓动性的东西，有时又需要一点轻松愉快的东西。”他劳动累了，需要一些使人愉快的东西，看看轻松的戏，看看荷花舞。毛主席就不大喜欢看情节紧张的电影，他工作已经够紧张得了，再给他看紧张的东西，就不能完全满足他的需要了。“无视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在艺术创作上表现得很狭隘，那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同上，第80页）
为了给创作开辟一条广阔的路，周扬首次提出了“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的概念。他说：“我们需要直接为当时当地服务的东西，也需要间接的和比较长远的东西，一个直接，一个间接，一个当时，一个长远，但都是服务。”（同上，第78页）这一观点，为帮助人们摆脱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狭隘的和简单的理解，开阔了思路。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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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扬更几乎是逢会必讲。他说：“艺术应该有多样性，艺术不但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就是采用相同形式的作家，也都有各不相同的风格，这恐怕是艺术生产的特点。艺术的多样性是艺术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同时对服务政治也是有利的。我们要发挥艺术的多样性，不用行政方式肯定哪种东西高，哪种东西低。艺术的高低决定于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形式和题材不是主要的。”（同上，第79页）1958年３月２日，他在苏州市委宣传文教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山水画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时说，我们提倡反映当前的斗争，但是不要限制它的题材，人物画当然很好，山水画也好。山水画得好，看起来赏心悦目，一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题材问题上，不要有那么多的戒条。他在1958年４月同杭州市越剧团和浙江绍剧团演员的谈话中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剧目政策，认为“表现新时代和继承老传统不能偏废”，“一方面提倡戏曲反映现代生活，一方面重视传统，一方面鼓励创造新剧目，一方面继续整理、改编旧有剧目，双管齐下，既保存了好的传统，又发展了新的东西。”（《戏剧一定要表现新的群众时代——记周扬同志和演员们的一次谈话》；《戏剧报》1958年第9期）由于当时正在“大跃进”的风头上，周扬的这个正确主张很难实现，时隔３个月，“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就提出了“以现代剧目为纲”的口号，并要求在３年内争取大多数剧种和剧团的上演剧目中现代剧目的比例分别达到20％至50％。（《以现代剧目为纲——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确定戏曲工作方针》，《戏剧报》1958年第15期）面对种种对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简单、狭隘的理解，1959年2月，周扬在多次会议上强调，只要在政治上不反对社会主义，或者说不反对共产党，其他都是自由的。他竭力主张各种文艺形式都要发展，扩大品种，提高质量，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路子开得越广越好。他说，在一个时期强调一种东西是可以的，但不应当把一种东西强调到排斥其他东西的程度。写现代题材，还是写历史题材？主要当然是写现代题材，但也不必强调到独占的地位。现代戏，传统戏，还是不定比例为好。诗歌也以不定民歌为主为好。
万能的形式是没有的。作家各人写各人熟悉的，决不给作家出他不熟悉的题目去创作，在题材、形式、风格、体裁等方面，允许自由发展。1959年3月25日，他在广州文化学术界作的题目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挥洒自如地说：“赞扬的作品要，批评的作品也要；大型的作品要，中小型的作品也要；进行曲要，抒情曲也要；现代的要，传统的也要；民歌要，自由体的诗也要。
只有一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使人民看了你的作品鼓足干劲，兴高采烈；而不是看了你的作品泄气甚至灰心丧气。在这样一个大原则下，大家愿意搞什么品种就搞什么品种，愿意选择什么题材就选择什么题材，领导上是不应该干涉的。作为领导来说，只是及时地提出那方面做的还不够就可以了。”４月他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的文艺界的一个会议上再一次说，创作是现代好，还是传统好，要看艺术形式。现代的、历史的人物都要，不要在这方面比高低，而是在艺术性、思想性上比高低。
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高等院校“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师生关系比较紧张。周扬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角度，多次讲到要建立正确的师生关系，师生合作共同促进学术的发展。
1958年11月，周扬在北京大学讲课，在谈到师生关系时说，在学术问题上，还是要允许和欢迎不同意见来辩论。学生第一要感谢先生，因为是先生教了你许多知识，才使你有批评先生的能力；第二，还要欢迎先生反批评。学生批评先生，先生对好的意见接受，不同的意见可以反驳。1959年１月，周扬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展开，文采飞扬地说，去年高校以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主力军，展开全面的学术批判，成绩很大。“北大、师大、人大出了不少书，搞了3本文学史，非常令人兴奋。前几年出了一个李希凡，主席很高兴，去年出了许多个李希凡，而且比李希凡还要高明。一个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现在许多个李希凡，批判许多个俞平伯，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当前有一个特点，就是受批判的人不作声，当然前面有一段风雨，这些人低头是必要的，但是他们不作声就很难使学术批判深入下去。他们不作声，到底心服不？有些人是口服心服，多数则是口服心不服或者不全服。应当看到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麻痹，造成错觉，以为他们认输了，他们不成了，我们已完全胜利了，这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还有东西未放，而我们也有东西未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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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段我们实际上是用人海战术的办法，百以当一，一个人读一本书，一百人就一百本，这就赛过一个读过80本的人。但从一个人来说，到底一个人只是读了一本。过去这个办法是必要的，以后是否还这样？他们不作声，我们就不好提高。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造成一种空气使他们敢于讲话。”（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月20日召集人会议上康生、定一、周扬的讲话）
两个多月后，周扬来到广东，在前面已经提到的3月25日在广州文化学术界的报告中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没有群众的参加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有专家的积极性，科学家、理论家、作家、教授，他们是我们的主力队伍。——只有这两方面的积极性都充分发挥起来，结合起来，为了一个目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而奋斗的时候，我们的速度才会加快。”他还说：“过去教授讲课，一家独鸣。现在学生也批评先生，他们表现了很大的勇气和锐气。
学生的批评可能有过分和不恰当的地方，但他们的方向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他们反对资产阶级观点，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此应当给予足够的评价。凡是爱护新生事物，尊重新生力量的人，都应该表示欢迎。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学术批判更健全更有成效地发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和学术批判、学术讨论，既有联系，又有分别。不能把一切学术批判都简单地当成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因为它包括知识性问题和认识问题。要充分开展学术讨论，要提倡反批评。在学术问题上应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辩论。”他还说：“学生是先生教育出来的，第一要感谢先生；第二，先生有不对的地方，要批评先生；第三，批评之后，还要向先生学习。学生不仅要有勇气批评，还要有虚心学习的态度。我们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还要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批判才能彻底，被批判的人才能心服。先生要把知识正确地传给学生。学生不恰当的意见，先生有责任加以指出并提出反批评。”
４月17日，周扬从广州刚回到北京，得知《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编委会正在开会，就赶去参加。他在会上说，去年许多教授都被学生批判了，这个批判生气勃勃，是有好处的，学生可爱；有缺点，一是难免，一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更好地帮助指导。学术讨论要尽量少扣帽子，多作学术上平等、自由的讨论，不管地位如何，在学术问题面前一律平等。文学史的规律能不能用一个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概括，我也没有研究，但我认为不能先定一个公式，然后往上套，而是先研究出结果，再找出规律。去年学生表现了勇气，但勇气需要与虚心相结合。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只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还有一个任务：掌握知识。要向老专家学习知识，他们知识多。先生读100本，学生100人每人读一本来批判不行，还必须也读100本，如果先生读100本，方法不对头，你读100本，方法对头，就超过他了。如果先生读100本，你只读了10本，还是超不过他。青年人在老专家的帮助下攀登科学高峰，同时还要帮助老专家靠近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一部分人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人还要让他发挥长处，他有材料，比讲了很多话而没有任何新材料的，对我们有好处。要允许较长的时间让老先生接近马克思主义，允许他们用多种方式接近马克思主义。
周扬走南闯北，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在他那些不厌其烦的讲话中，既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又要着力纠正“大跃进”的偏差；既要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又要大力反对对政治的狭隘理解；既要肯定“教育革命”、“学术批判”的“大方向”的正确性，又要强调充分发挥老专家、老教授的作用，提倡青年和学生向他们学习。周扬这些讲话的针对性很强，其侧重点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是“立”，而不是“破”。不过，不论是哪一方，听了都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满足，感到心悦诚服，这就是周扬在那个特定时代，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以他非凡的口才所起的整合作用。在这里，人们既领略了这位杰出的演说家的高超的讲话技巧，更体味到了他对辩证法的纯熟的运用。 “文化领导者要有建设的思想” 特别值得珍贵的是，在那个什么都大“破”年代，周扬提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1959年6月，他在全军第二届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有一种最大范围的普及，同时又需要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最高水平的提高。”“对于文化工作来说，总的说来就是要解决文化建设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做文化领导工作的人，要有一个建设的思想，象建设我们国家的经济一样来建设我们国家的文化。”（《周扬文集》第３卷第100页）周扬清楚地知道，我国经济落后，文化更落后，文化的现代化比经济的现代化更难。他说：“虽说我们经济和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就其发展水平来说，我们还是落后的，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我看最后这个‘现代’恐怕最难，建设现代科学文化比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更为艰苦。”（《周扬文集》３卷第69－7０页）他对在文化问题上那种简单粗暴的“破”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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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２月，周扬在河北省、市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说，去年好像专家就不要了，书本也不要了，以致发展到看不起科学家。有一个戏，戏里有一本书，上面写着俄文“科学”二字，把书丢到地上踩。
夏衍看后提了意见，他们说换一个国家的文字吧。换一个国家的文字也不能踩呀！科学怎么能踩呢！科学就是权威，你说电线我不怕，你去碰一下！碰了要死人的。这就是权威，你不承认可以，吃亏的是你自己。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苏联评价很高，世界上这样的体系还没有嘛，我们有人也要“破”，你为什么要“破”它呢？对“科学”不要再往脚下踩了。周扬强调指出：“文化上的赤贫，是谈不上文化建设的。”“要建设高度的文化，就要继承遗产，就一定要以人类以往所创造的文化为基础，一定要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掌握科学的最新成就。”“从中国最古老的、外国最古老的，一直到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