ㄒ坛泄沤裰型庖磺杏判阄幕挪莆湛蒲У淖钚鲁删汀！薄按又泄罟爬系摹⑼夤罟爬系模恢钡较衷诘亩寄霉矗庋拍芙ㄉ枳约旱奈幕！保ㄍ希�22页）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要整理，“五四”时代的文化遗产也要清理，否则，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没有稳固的基础，就没有根。“文化遗产包括本国遗产和世界遗产。研究学问就要具备古今中外的知识。作为文化来源的古今中外，‘中’和‘今’应该是主要的，但只有‘今’没有‘古’不行，只有‘中’没有‘外’也不行。”（同上，第14页）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一定要以研究总结当前的问题为主要任务，同时也必须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周扬关于文化建设的这些重要思想，使他同“左”的思想拉开了距离，划开了界限。
在文化建设中，在戏曲、电影、图书、博物乃至建筑等各个方面，他都出过一些好主意。1958年２月，他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中希望中国和外国文、史、哲古籍的整理出版，第一，要有一个中国古籍整理的规划，再搞一个世界名著的翻译介绍的规划；第二，要有几套基本名著丛书；第三，要有几套好的选本；第四，要有一些好的辞书、工具书；第五，要有一支研究古代文化的队伍。周扬是文艺佳花的热情的灌溉者，每当杰作问世，他都及时予以肯定和鼓励。他对1958年前后出现的《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特别是《红旗谱》，在几次会议上表示称赞，认为写得好。在电影方面，为了完成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任务，在文化部召开各电影制片厂厂长研究拍摄计划的会议上，周扬提出了“三好”的要求，即内容好（共产主义思想）、风格好（民族形式）、声光好（各项技术的提高）。这个要求，对克服１９５８年电影方面片面浮夸、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缺点，创造富有民族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献礼片提供了精神指向。1959年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被公认为是一座光辉的艺术高峰，许多优秀影片在思想上、艺术上和技术上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林家铺子》、《林则徐》、《老兵新传》、《青春之歌》、《风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战火中的青春》、《回民支队》、《万水千山》等，从编、导、演、摄、美、乐到录制等艺术和技术的总体上，都可以看出电影艺术家把对电影艺术特性的把握与有意识地探求民族特点和中国风格结合起来的努力，不论在反映壮阔的历史画卷，还是表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民族风格，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空前繁荣。
1959年春，周扬在剧目要“两条腿走路”，即现代戏和传统戏并举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要创作新编历史剧。周扬是个工作迷，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有空就看书学习，对娱乐、游览没有兴趣。你一定想不到吧？在北京工作了那么多年的他，直到1978年，他才偕夫人首次去长城游览。1959年３月，他携夫人、秘书及随行人员来到海南，专门嘱当地陪同人员为他借来《琼州府志》，他从中挑了记载海瑞事迹的那本，在海南6天，一直带着这本书看，也没有出去玩玩。回到广州，他对广东文教方面的负责人作过几次长谈，对他们说：“海瑞也是广东人，你们为什么不给海瑞写个好戏？海瑞比包公还好，为人刚正不阿，斗争性很强，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有海瑞这样的人，敢于批评，敢于斗争。海瑞精神，就很有教育意义……
现在就是要写海瑞戏，要搞些历史剧。”（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278页）周扬对海瑞如此看重，对写海瑞戏如此感兴趣，是否与毛泽东有关，不得而知。只知４月２日至５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周扬出席了这次会议，听到了主席的讲话，几天之后，他约见了周信芳，请这位著名京剧艺术家编创海瑞的戏。他对周信芳说，海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敢于斗争，现在大家都不敢讲话，应当编个戏演演。他还将自己从旧书店刚刚买来的《邱海二公合集》、《海刚峰奇案》借给他看。后来，周信芳创作了京剧《海瑞上疏》。新编历史剧的好题材当然不只海瑞一个，还有很多很多。周扬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的文艺界人员座谈会上提议：搞历史戏，可以把搞老历史戏与新编结合起来，排个队，订个计划，从古到今，这样，许多剧种都可以演。５月初，周扬在北京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再次鼓吹说，艺术创作的路子要多开，可以考虑搞点历史题材，有计划地编写历史题材，从古到今，用新的观点来编。老先生不熟悉现代生活，但是熟悉古代生活，他们可以编写历史剧。一年之后，即1960年5月，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现代题材戏曲汇报演出大会上代表文化部提出，要在“两条腿走路”的基础上，加上新编历史剧的内容，主张“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地整理、改编、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三者并举”，简称“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从此，一个全面完整正确的剧目政策确立了。这一年的９月，周扬在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编一点历史戏，使群众多长一些智慧。11月，周扬召开历史剧座谈会，号召历史学家编写历史题材的戏剧，并请吴晗负责编“中国历史剧拟目”。于是，自1959年起日趋活跃的历史剧创作蔚然成风。
1959年11月，在庆祝国庆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成功举办的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称赞说：“在文艺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这是对文艺工作的褒奖，也是对文艺工作最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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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三次文代会（1）
为政治服务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一次纠正“左”的错误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过程中，彭德怀上书，引起毛泽东不满，会议发生了逆转，开展了对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再度泛滥，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以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立即召回所有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废除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1959年－1961年我国人民陷入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那时，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1960年４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纪念会上作了《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红旗》杂志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的编辑部文章，《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编辑部文章。这些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某些观点，在国际上扯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中苏的矛盾和冲突，后来发展为一场大论战，直到两党关系中断，其中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更主要的则是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抗和抵制。
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就是在国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国际上开始“反修”斗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筹备和召开的。
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召开这次文代会的请示报告，表示同意召开，并指示：一、要充分肯定成绩；二、修正主义只点南斯拉夫的名。国内修正主义不占主导地位。三、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刘少奇说：“建国已经11年了，工人阶级文艺队伍应该已经形成了。”
四、参加大会的代表应该照顾到各个方面。周扬等人提出未撤销理事职务的“右派分子”（约20人）是否参加大会。书记处的意见是通知他们参加，有的代表人物仍可选为下届理事。会上，邓小平还谈了“右派分子”著、译出版问题，他说只要不是马列主义的，不是政策的，不是讲思想修养的，其他东西仍可以出版。（参见黎之：《文坛风云录》254－255页）
根据书记处的意见，周扬组织人起草将由他作的大会报告。
他先找了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林默涵、袁水拍等，详细讲了他要讲的内容。一、前言部分，这部分他一再强调要加强政治性，不要只局限于文艺。这部分的内容是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反帝反修；二、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四、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五、驳资产阶级人性论；六、遗产的批判和继承，重点放在对１９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点了卢卡契的名；七、结束语。讨论中，与会同志发表了许多好意见，周扬很重视，后来都吸收进报告中。
革命文艺作为最敏感的神经，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总是迅速作出反应。还在1959年12月8日，###就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按周扬原来的想法，本来是根据郑州会议的精神，起草一个纠“左”的文件，纠正“大跃进”中文化工作中的“左”
的倾向的，但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又立即反起了“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认为修正主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当前的消极作用。会议提出，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
周扬当时为什么要提出批判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遗产呢？他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就要对资产阶级文化有个全面的批判，有个清算，如果不经过清算，社会主义文化就不可能真正地把前代好的文化遗产全部继承下来，越继承就越要批判。他还认为，这个问题与反对修正主义有联系，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是修正主义在政治上和哲学观点上的一种反映，根子在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如“人性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等。
23第三次文代会（2）
党中央讲了，国内修正主义不占主导地位。经过几次运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已经一个个倒下了。周扬提出批判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挖老根”，矛头对外对古，对保护国内现实生活中有同类思想的人也是有利的。但是，待到这个批判搞起来之后，在一派“反右”、“反修”的政治气氛下，虽然尽力加以控制，但是还是不免又有一些人沦为批判的对象。突出的是两件事，一是对李何林的“艺术即政治”的批判。李何林教授写了《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谈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认为“思想性和政治性是一致的，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于是被认为是在鼓吹“艺术即政治”的观点，违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引来了一场颇有声势和规模的批判。二是对巴人为代表的“人性论”的批判。1959年３月接替冯雪峰而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巴人（王任叔）著有《文学论稿》，写有《论人情》一文，被认为是宣扬“人性论”的典型而遭到重点批判。王淑明、钱谷融、蒋孔阳、徐懋庸等也在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中遭到挞伐。此外，于黑丁、胡青坡等人著文认为作家在表现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感到有“压力”，有“戒惧之心”，主要原因是文艺界存在着“无冲突论”和“某些教条主义和公式化”，也被视为“错误倾向”
进行了批判。著名戏剧理论家张庚自1956年以来发表了一些探讨戏曲遗产中“人民性”、“忠孝节义”道德观念的文章，也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在《戏曲报》上展开了批判。一位青年女作家刘真写了一篇小说《英雄的乐章》，还没有公开发表，也拿出来示众，罪名是反对革命战争，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
在国际“反修”，国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样的气氛下，周扬报告的战斗性也越来越强了。不久前他还认为巴人不必批判，后来在他的报告“驳资产阶级人性论”一节中巴人也变成了点名批判的对象。
周扬的报告几经反复修改写成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时在北戴河开会，读后立即给周扬回信：
周扬同志： 文件（指周扬的报告）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两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旺。前两部分和后一部分较弱，能改写一次，使与中间两部分相称，也是势如破竹，神气活现，那就更好。只有几天时间了，是否改得来，有一个办法，会期推到二十五日，如何？请酌定，今日下午我想和你谈一次。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上午四时 另，有些小的地方，我给你作了一点修改。
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 周扬应约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建议删去“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一节中关于他的诗词的论述。周扬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删除。只是由于时间紧迫，未能悉遵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的其他部分作大的修改，做到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也是势如破竹，神气活现”。
第三次文代会于1960年７月22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2440多人。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致开幕词，周扬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