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一个崭新的局面，周扬敏锐地感到，“左联”等左翼团体这样的组织形式太不适应了。“左联”一向被人们看做是“第二共产党”，不能公开，“左联”的人，被国民党逮住是要杀头的，与共产党员同样对待。“左联”的工作，过去把很大精力花在组织飞行###、撒传单之类的活动上，有许多作家不敢参加，真正的作家去的很少，关门主义很厉害。苏联的“拉普”不是在1932年就解散了吗？面对新形势，解散“左联”这些组织对建立抗日联合阵线不是更为有利吗？周扬在思考着。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又失去了上级的领导，惟一能知道点党中央的声音的渠道是国外的报刊。1935年10月，他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看到中共中央“八一宣言”，这是他们与中央失去联系以后第一次看到的中央文件。不久，苏灵扬从书店买来一本共产国际的机关报英文版的《国际通讯》，上面登载着季米特洛夫这年7～8月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长篇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着重阐述了建立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周扬一看，真是久旱逢甘霖，心中大喜。周扬后来这样回忆说：“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会上作的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时，我简直兴奋得跳起来。我读了又读，把这个问题想了又想，我在领导下的所有党团会上传达了这个报告，并大胆地提出了解散‘文总’及其所属团体的主张。”同时，他还考虑筹组一个新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家协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5 在危局中开出新天地（4）
恰好就在这时，“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萧三来信了。萧三的信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奉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之命写的，信是由鲁迅收到的。鲁迅看后交给茅盾，最后转到周扬手中。此时大约是11月中旬。萧三在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但更突出的是严厉地批评了“左联”长期存在而又未能彻底克服的“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并提议解散“左联”，另外成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文学团体。他在信中说：“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周扬、夏衍及“文委”其他同志从组织上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更坚定了他们解散“左联”的信念。他们认为，“左联”一向很“左”，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严重，连郁达夫、巴金、曹禺、郑振铎、叶圣陶、傅东华等这样一些进步作家都要排拒，在新形势下很不利于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这种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左联”组织自身的状况来说，1934年以来在组织上虽有所发展，但仍不能公开，“左联”及各盟的战斗性和先进性，基本上不是通过组织而是通过个人表现出来，因此解散“左联”已是势所必然的事情。“左联”解散之后，这些成员仍然可以在统一战线中发挥核心作用。
茅盾对萧三信上提出的建议也表示赞成。
鲁迅的态度似有所不同。茅盾回忆说：“鲁迅对萧三的信取看一看再说的态度，他对于把原来的敌人拉来做朋友表示怀疑，对于解散‘左联’也不表赞同。他认为‘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跟着苏联走，成立“左联”，对一向反对“左”的思想和做法的鲁迅来说，实际上并无多大热情。但鲁迅做事有他的准则，“左联”既然已经搞了多年，影响很大，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要克服，但不能自倒旗帜。
为此，“文委”多次与鲁迅商量。承担这一使命的是“左联”
的宣传部长、书记徐懋庸。据徐回忆，他为此事到鲁迅那里跑过四趟。第一次是受周扬之命去听取鲁迅的意见，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他认为应当保留“左联”，作为统一战线的核心，因为没有了这个核心，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过去。
徐回来在“左联”常委会上作了汇报，在场的胡乔木听后作了长篇发言。胡乔木的才干颇为与之结识不久的周扬所赏识，周扬给他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在“文总”书记陈处泰被捕后即任命他为“文总”书记。胡乔木讲的主要意思是说，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接着，徐懋庸再次与鲁迅商量，鲁迅听了徐讲的胡乔木的意见后，表示同意解散“左联”，但坚持必须发表宣言，讲清楚“左联”解散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自行溃散。周扬听了徐带回的鲁迅的意见，起初说这意见很好，等“文总”讨论一下再说。讨论的结果是左翼文化团体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宣言，太轰动了，因此决定“左联”和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有“文总”发一个总的宣言。徐将这一决定又向鲁迅作了报告，鲁迅表示“那也好”。然而又过了不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宣言了，理由是此时正在筹备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成立，就会被人把救国会看做是“文总”的替身，这对救国会不利。当徐第四次登门向鲁迅转达此意时，鲁迅气得一言不发。周扬等人对鲁迅的意见未能进行充分的考量和研究，鲁迅的想法没有得到“文委”的理解和尊重。鲁迅对于周扬等人早就持不信任态度，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他们这样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在鲁迅看来，简直就是对他的耍弄，因此，对他们就更加不满、气愤以至憎恶了。数月之后冯雪峰来到上海，鲁迅一见冯的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对周扬等人的愤慨溢于言表。紧接着，由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口号的提出，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论争的展开，左翼文坛内部的矛盾便以异常激烈的形式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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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两个口号的论争（1）
“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 早在这两个口号提出之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发展，1932年在文坛上就出现过各种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文学口号，如“革命战争的文学”（瞿秋白：《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文学》1932年3月），“民族革命文学”（茅盾：《“五四”
与民族革命文学》；《文艺新闻》，1932年5月2日），“革命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冯雪峰：《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1934年，周扬介绍了苏联的“国防文学”，并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今天”，“国防文学”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企：《国防文学》，《大晚报·火炬》，1934年10月27日）。所有这些口号，反映了革命作家抗日并以文艺进行配合的共同愿望，只是在当时尚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
1935年底，周扬等“文委”同志在看到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刊登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刊登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后，根据这些文件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在考虑解散“左联”开始筹组文艺统一战线组织的同时，正式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动的中心口号。从1935年12月起，许多左翼作家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国防文学”提出的现实基础和精神实质，并相继提出了“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国防文学”实际上已成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口号，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不久，徐行出来反对了。他先后发表了《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章，抹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要求，否认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也反对文艺界在抗日旗帜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的提倡者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
鲁迅对“国防文学”的主张，开始也持反对和排斥的态度。
这只要看看冯雪峰当年到上海后他同冯的谈话就一清二楚了。
冯雪峰是1936年4月25日左右，受党中央的派遣，从陕北瓦窑堡来到上海的。周恩来、张闻天给他的任务是：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四个任务中，前两个是主要的。
张闻天还特别嘱咐冯雪峰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党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熟识。”冯到上海后第二天就住进了鲁迅家里，在那里住了约两个多星期。
师生相会，旧友重逢，鲁迅向冯雪峰倾诉了自己的忧愤之情。
冯雪峰在建国之初回忆说：“据我了解，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当初他确实不大明了，并且曾经怀疑过的。”“我到上海后，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相，可以说他是明了了；但我觉得，他还有一些怀疑。”他曾当着冯的面说：“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55、157—158页）
冯雪峰后来在“文革”中写的材料也反映了当时鲁迅对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不大理解，以及对“国防文学”主张和周扬的态度。他说：“鲁迅认为周扬等人早已经要放弃革命文学的主张，急于要同敌人和形形式式的叛徒、叭儿狗们‘联合’了。”“鲁迅说过，照他看来，周扬等人只是空谈，唱高调，发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并且还扼杀不同伙的人的革命力量。鲁迅说过，照他看来，这些人大抵都是借‘革命’以营私的青年，是革命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周扬他们以‘革命’大旗做虎皮，自命‘指导家’，故作激烈，吓唬别人，打击不同意见者；他们只长于‘内战’。分裂战线，对敌人却心平气和，并且有意‘取悦’于敌人，同敌人及其叭儿狗们反而常常联成一起，——他认为，他们同那些造谣污蔑的小报是有联系的。”“他说：‘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6 两个口号的论争（2）
口号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79第3期）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气愤和憎恶，根本否定“国防文学”的主张是显然的了。
周扬等人当然是极愿争取鲁迅支持“国防文学”的主张，领导他们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无奈鲁迅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使他们感到非常棘手。还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之前，即这一年的4月初，周扬曾特意找茅盾谈过一次话，讲了他们的苦衷。后来茅盾这样回忆说：“到四月初，沙汀来找我，说周扬有要事和我面谈，于是我与周扬在沙汀的家中见了面。周扬向我谈了‘左联’解散后文艺界筹组统一战线组织的情形，表示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但是，他说，鲁迅不愿加入这个新组织，使他们十分为难，因为鲁迅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帜，理所当然应该领导这个新组织。而且，由于鲁迅不肯加入，也使得一大批作家对这个新组织表示冷淡，这就使他们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接着周扬谈到了社会上的各种流言和小报上登的一些‘消息’，譬如说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等等。这都是谣言，是敌人造的谣。他说他对鲁迅一向是尊敬的，没有恶意，过去有人化名骂鲁迅，他并不知情；还有一些是误会，或者有人故意歪曲事实，挑拨离间。总之周扬说了很多他左右为难的话，希望我能从中调解。”茅盾知道，鲁迅怀疑周扬等人因他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拒绝在“协会”发起人中签名，就利用小报攻击他“破坏统一战线”，是“托派”等等，互相之间的隔阂实在是太深了。面对这样难解的结，他也感到为难。他表示：“调解工作我实在做不了，不是我不愿调解，而是我没法调解。”（茅盾：《“左联”
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在鲁迅身边工作的胡风，在1934年一度曾任“左联”常委和宣传部长，是“左联”同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他不是共产党员。后来，因为有人反映说胡风同南京国民党方面有关系，便不再受到“左联”的信用。在对敌斗争的环境里，保持高度戒备，乃是合乎情理之事，问题在于对胡风的怀疑缺乏充分的证据。当“文委”书记阳翰笙和“文委”成员周扬、夏衍、田汉登门向鲁迅汇报工作，田汉谈到胡风的这一疑点时，鲁迅鉴于他对胡风的了解，坚决不信，反而对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