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等待她和罗贝尔？昂泰尔姆的孩子降生，并且以莫里亚克的方式写作，她在被德国占领的巴黎住得还算可以，写一些没有价值的小说，好歹赚几个钱。她喜欢打扮，乐于帮助贫穷的朋友。她身上仍然保留着多纳迪厄家族的大胆，说话威严，声音让人起敬。但孩子没有生出来，1942年5月，孩子在分娩时流产了。
她要求看死婴，但遭到了修女的拒绝。她想知道孩子怎么样了，想知道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嘴巴是什么样的。只有那个修女知道。“头发是金黄的，有点偏红，眉毛很高，像你一样。他跟你很像。”她一定要抱一抱，但得到的回答是“你别梦想了”。为了让她闭嘴，第二天，人们告诉她“尸体已经烧了”。
她独自一人呆在修道院的诊所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动不动”，她在想象……
她将悄悄地开始写作，走她的黑路。
还是在1942年的夏天，她遇到了迪奥尼斯？马斯科罗，伽利玛出版社的一个审读员。她爱上了他，但并没有因此而不爱昂泰尔姆。她想成功地建立这种乌托邦的三人世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把情人和丈夫维系在一起，让他们成为朋友。这是她的愿望，她热情洋溢地想更新生活。做决定的总是她，她对自己的命运和权威充满信心。
被占时期一开始，她就住在圣伯努瓦路的寓所里，以后一直没有再离开。她家的楼上住着费尔南德斯夫妇。费尔南德斯？拉蒙１是法国人民党的文化顾问，是个文学爱好者，他的夫人贝蒂很迷人，杜拉斯后来把她写进了《情人》。她有时应邀参加费尔南德斯的晚会，那里聚集着一些亲德的知识分子精英，如德里厄？拉罗歇尔２，阴森可怕的热阿尔？海勒，德国宣传部的代表。杜拉斯喜欢跟他们呆在一起，这种不怕危险、与敌人周旋的方式显示了她的冒险精神和边缘化。她对社会边缘和十字路口感兴趣。自从罗贝尔？昂泰尔姆在某些朋友的影响下，其中包括雅克琳娜？拉弗勒尔，开始同情抵抗运动的成员以来，她家来了其他一些人，他们当中有雅克？莫朗，也就是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杜拉斯就这样生活在敌人身边，与危险为伴。她喜欢到费尔南德斯家里去串门，接待就住在她家楼下的波朗１、米肖、莱里斯和一些生活在黑暗中但让她明白了她自己的状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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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死亡的躯体（3）
她的大哥也住在巴黎，无法无天，不时地到她这儿来敲诈钱财，甚至威胁她。她敢肯定他向德国人出卖犹太人了。她继续给他钱以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离开。
她把套间变成了以后的那个样子，直到生病的悲惨时期才有所改变，那时，她好像与世隔绝，天天在回忆往事、写书，书是自动写成的，她不过是个中介。
圣伯努瓦路是个说话的地方，创造词汇、产生思想，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与萨特、波伏瓦和加缪所住的波拿巴路不同。这里的人不那么学究，喜欢吟诗写诗，更多是对灵魂的秘密运动感兴趣。杜拉斯在那里学会了“音乐”。
不过，她完成了《厚颜无耻的人》。稿子被伽利玛出版社拒绝了，但在罗贝尔？昂泰尔姆的一些朋友的压力下，其中包括多米尼克？阿尔邦，普隆出版社接受了这部稿子。多米尼克是这家出版社的审读员，她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必要的帮助。而且，她受到了似乎很严肃的要挟：昂泰尔姆对她说，如果他们不要这部稿子，玛格丽特？杜拉斯就要自杀。昂泰尔姆对这种选择的严肃性一点都不怀疑。他知道杜拉斯能做出什么事来，她是那么极端，身上总是充满了暴力，她会为自己、为别人去杀人。
这是在1943年。一年后，她发表了《平静的生活》，这次是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作品诞生了。尽管童年的地点没有出现，尽管已经奠定她基础的东西都被遮掩和移动了，杜拉斯式的作品展现了它伟大的主题：解放本能的力量，用另一种方式体验爱情，在夫妻生活中给女性以新的地位。炎热潮湿的气候让人头脑昏昏。写作在艰难地探索，生硬的句子已经出现，欲望的惊跳和节奏的改变又使它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局外人》１的一个翻版，被《音乐》之美迷住了。
1944年，犹太人在巴黎遭到了大逮捕，恐怖活动随心所欲。在客人们的影响下，慢慢地，杜拉斯和昂泰尔姆的意识变得敏锐起来，他们融入了社会。不久之前，他们还能容忍上衣和大衣翻领上的黄色星星，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现在，他们开始明白了，知道了。他们身上有一种对事实的渴望，悲剧性的渴望，一种促使他们身体力行的需求。杜拉斯无畏地投入其中，带着她巨大的暴力，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但有一天，抵抗组织落入了纳粹的陷阱。玛格丽特？杜拉斯成功地逃脱了，是莫朗救了她，可罗贝尔？昂泰尔姆被捕流放了。这是1944年6月1日。集中营的漫漫长夜将落在她身上。
就这样，一切都为了她而开始了。作品总是从她身上出发，她与世界的搏斗，她所进行的冒险，她经历的危险，她过去不得不忍受的悲惨命运。她隐约感到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把握。她早就明白，自己不管多么努力，总会遭到抛弃，就像残酷的世界中的一个可悲的女主人公。她因此而喜欢兰波２，喜欢他毫无疑问的“慧眼”和“博学”。她也知道她有。
德国完全成了敌人，天生的神秘的敌人。她对德国有一种巨大的仇恨，久远的长达千百年的仇恨，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仇恨，作品中才充满了强大的力量。
1944年，她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她说，这是她政治生活中的第一次历练，“非常无情，由于它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和迫使你作出的不断修正”。在战争中入党，是为了摆脱她觉得自己所处的麻木状态，不再无耻地原谅黄色的星星、大逮捕、不要脸地与德国人和纳粹合作，这是回到昂泰尔姆身边的另一种办法，呆在他身边，设法把他救出来。这也是尝试乌托邦、生活在男人们中间，像他们一样，和他们一道斗争。突然，一切都有了意义，杜拉斯像接受洗礼一样入了党，充满暴力和狂热，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向一切挑战。和共产党人在一起，就是站在那些“在火车头里烧锅炉的人”一边。这不仅是教条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加入，也是想热情地猛然在他们身边扎根，这是另一种重新建立联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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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死亡的躯体（4）
她也喜欢党内所需的冒险，她在心灵深处总是崇拜小说中的主人公，崇拜他们作出的非凡努力。她觉得自己完全和他们一样了。历史流程使她超越了自己，她要进入角斗场，尽管她知道自己会斗得遍体鳞伤。
在密室里开会的时候，她克制着自己对德国人的仇恨，她得到了一些消息，激动得像战士一样。她敢于冒险，喜欢生活在危险之中，只有在扮演易怒的安提戈涅１的时候，她才像真正的她。那个时期，她裹着羊皮衬里大衣，像比阿夫２一样，目光炯炯，充满热情。她喜欢让人给她拍照，穿着黑色的衣服和平跟鞋，目光如剑，谁都不敢当着她的面说谎。
她身体瘦弱，穿着黑衣，将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寻找昂泰尔姆。她以自己的方式，即戏剧性的方式去进行调查，去见负责逮捕的著名的德尔瓦尔先生，想利用自己的魅力，让他释放自己的丈夫。1944年8月，巴黎解放时，此人遭到了逮捕。40年以后，回忆又在《痛苦》中沉浮了？或者是编造的、想象的，目的是“让别人能够接受”？马斯科罗本人也承认，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如同中国情人的故事一样：她讲述了在全国战俘及放逐者运动指挥部所度过的艰难日子，抵抗运动成员在那里与她进行过合作。她的仇恨爆发了，原始的发自内心深处的仇恨。她要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打击，她这样做“就像是一项义务”，更糟的是，“就像是一项工作”，极其矛盾，当他上法庭时，她曾冒着巨大危险保护他。
第三帝国失败了，杜拉斯一直在等待着流放者归来，每批人回来，她都呆在那儿，希望能看到罗贝尔的面孔，但她什么都没看见。她从路德西亚饭店到火车东站，到处奔走，但一无所获。
她经历了这种巨大的痛苦，失踪和分离让人难以忍受。她陷入失望之中，对待什么都态度粗暴，她就这样魂不附身地活着，极为冲动，并很快就把这种激情安放到了作品当中。4月，她终于通过莫朗找到了他的踪迹。莫朗也就是以后当了法国总统的密特朗，他曾被新的临时政府任命为负责逃亡者、流放者、战俘事务的副国务秘书，戴高乐将军派他去德国解放某些集中营。他在路易斯将军的陪同下去了达豪集中营。当时，密特朗正沿着木屋、宿舍和收容所巡视，突然，他在半路上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轻轻地叫了一声“弗朗索瓦”。他走过去，相信那是昂泰尔姆。他掰开那个人的嘴唇，通过稀疏的前牙，肯定了其身份。就是昂泰尔姆。他已经不成人样。不过，正像他以后所写的那样，他努力证明，他确实是个“人”。他好像已经游离了自身，游离了自己的身体，是昂泰尔姆，但又不再是昂泰尔姆。密特朗给马斯科罗及其朋友博尚弄到了通行证。悲剧开始了。两个人都来到了达豪，指认朋友昂泰尔姆，把气喘嘘嘘的他带回了巴黎。杜拉斯在圣伯努瓦路的楼梯间里看到的就是这具久违了的躯体，她忍不住大喊了一声。这喊叫声就像是正在写的那本书的一个响亮回音，用来代替其他所有词语的叫声。面对可怕的黑“洞”而发出的叫声。
战争时期是锻炼人的时期。她懂得了什么叫死亡，什么叫痛苦，经受了秘密的、不合法和粗暴的感情，经受了所有忠诚的考验以及摧毁了她的死亡和孩子的死亡，任何别的爱情都无法替代的死亡：她的小哥哥的死亡，只来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小哥哥死了。保尔，是那个中国情人的影子，那个幻想中的中国情人也在战争中死了，在日本占领期间，因为缺乏药品而死的。是上帝召唤走的？献身于上帝？
关于世界的前途，没什么可等待的了。“我的生活是一团沼泽。”她说。这些“轰炸的时刻”填满了写作的壕沟。怎么办呢？她当时想，怎样才能用词汇来驱除对战争的恐惧？什么词才能让人真正超越恐惧呢？
在她战后拍摄的照片中，有些东西改变了，与被占时期拍摄的照片不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事。目光中出现了悲哀，不幸显而易见。她更加疲惫了，腰更弯了，目光和身影中透露出过来人的那种恐惧，她穿越了“痛苦之核”。作品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它开始揭露奥斯维辛，充满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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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死亡的躯体（5）
战争的结束并不一定意味着和平的到来，因为现在一切都明白了，集中营、屠杀犹太人、广岛惨剧。视而不见地活下去？不可能的事情和无法想象的事情都发生了，从此以后，它们将伴随着作品，成了演员和源泉。
灾难并没有结束。相反，一切都在继续，甚至包括她那么信任的共产党，她越来越明显地发现了背叛、吝啬、妥协，甚至谋杀。
对大屠杀的恐惧慢慢地产生，罗贝尔？昂泰尔姆讲述的“无法讲述”的东西，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杜拉斯所说的“现在还每天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那种巨大的爱情”，普里莫？雷维１所写的难以想象的、疯狂的、让人产生幻觉的东西，一切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她自称是“聪明的女人”，也就是说，具有理解能力，不再是个完全的白痴，而是一个最终有行动能力的人，能影响世界的未来。然而，她还是有所保留：怎么“敢写犹太人呢”？在战争期间，她为他们做得太少了，她本人也没有经历过集中营的那种骇人听闻的事情。然而，她觉得自己是个犹太人，“名誉上的犹太人”，她总是这么说，她觉得自己从此以后已完全属于流浪一族，被放逐的一族，她这个小小的“克里奥尔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感觉到自己远离他人，与世隔绝。
《广岛之恋》中出色的对白，1970年代之前的故事，直到《奥莱丽亚？斯坦纳》中的短文，全都在有节奏地吟诵当犹太人的痛苦，“在整体中造成分离和混乱”。当犹太人，就是与那些永远流浪的人重新建立联系，就是随时准备出发。意识到犹太人的悲剧，就是承担责任，就是经受世界上的所有痛苦。所有不幸都集中在一个极点上，那里叫声不绝，痛苦无限。这个作家想起了那个女乞丐和她的母亲送给她的那个有斑点的布娃娃：犹太人；想起了她的小哥哥保尔，他遭到大哥哥的迫害：犹太人；她也想起了自己，她也受大哥哥的虐待，变得敏锐极了，使她从小就能看见一切，懂得一切：犹太人；她想起了自己的初生婴儿，那孩子已经死了，用修女的话来说，已经“被烧掉了”：这也是犹太人。
写作无疑会让人想起这种放逐和遍布全球的犹太人居住区。写作本身也被放逐了，遭到了否定，它也是犹太人。这一点，她知道得很清楚。所有不愿意她当作家的人都试图否定她的作品：他们杀害了犹太人，也可能会屠杀写作。她在某些评论中说：“那是些德国人。”所以，她的所有作品都反映着死亡集中营的微光和那种超越了痛苦本身的无法战胜的痛苦。帕斯卡尔１在奥斯维辛的大门上，我们可以用他的话来讲述她疯狂的寻找和面对恐怖的清醒，她大胆地说，所有的人身上都有纳粹成分，有“纳粹种族”的成分，保留在自己的心中。所以，写作需要双重的呼吸，就像帕斯卡尔的作品一样，杜拉斯非常崇拜帕斯卡尔：焚尸炉中的烈火照亮了他，所以他得不到安慰，他在别的地方，从爱情中，尤其是从童年中寻找宁静的美和火光的甜蜜，诺曼底的火光照亮了铸铁，金灿灿的，非常迷人。这是“痛苦之核”的回声，它给了杜拉斯力量，使她能在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