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力量，使她能在所谓的“讲述故事者”当中出类拔萃，那些小说家是为了“打发时间”和“旅行”而写作。世界的痛苦和她所说的“死亡的身躯”，使作品进入了道德意识的层面，并且超越了它，使之踩着爱情的步伐。这种爱情是无限的，是对小哥哥的爱，如同她对孩子们的爱一样；也是对上帝的爱，她追寻着那个监护人的影子，它像拉辛的戏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忧心忡忡，又处处怀疑。
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1）
然而，锻炼的时期并没有结束。离独立的自由、《卡车》中那位女士所得到的威严和心灵的年轻还远得很呢！那种寻找回来的青春，任何东西都迷不住它，也诱惑不了它，它对自己的真实性非常确信。
战后，圣伯努瓦路的寓所恢复了罗贝尔？昂泰尔姆流放前的欢快和友好，两个极端总是激动着玛格丽特？杜拉斯：内在生活，回忆的“内心阴影”越来越重，反映着世界的痛苦；物质生活，她喜爱和迷恋物质生活和自己的前途。
她好像仍害怕陷入记忆的黑暗之中，想用白天的醉欢来排遣痛苦和烦恼，也想参加重建她觉得已经失去的世界。
她知道斯大林政权的种种悲剧，党使她感到了家庭般的友谊，她很喜欢，但她也觉察到了它的教条和守旧。她发现政党高层下令开除了不少人，党外的作家对他们嗤之以鼻。她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追求灵与肉的自由，与党不一样。她喜欢海明威、康拉德１、麦尔维尔２、斯坦贝克３。她知道文学是一个意识形态不应介入的神圣空间，并胆战心惊地承认，德里厄？拉罗歇尔可能是一个大作家。
在圣伯努瓦路，生活是自由的，布勒东４说它是“玻璃屋”，对大家敞开的屋子。战友们聚在一起，米歇尔？莱里斯１、乔治？巴塔耶２、埃德加？莫兰３、亨利？米肖４，这些人开诚布公，对事情没有偏见。相反，萨特和波伏瓦虽然住得很近，离她住的那条街只有几米远，却似乎在搞宗派，很封闭，拒绝谈她内心深处觉察到的东西，他们不是用诗来衡量这个世界的。在那个时期，她已经站在帕斯卡尔一边，寻找着无限空间的嘈杂，她将在对话中让大家听到那种小小的“音乐”。
但与此同时，她也害怕“不眠之夜”可能把她带入的那种孤独。她身上的某些东西使她仍然留在党内，可能也因为她一直都有的那种双重性。好像那是她的一种天性，渴望权力，非常顽固，产生于殖民主义时期的一种旧形式主义。杜拉斯还没有完全摆脱她的母亲，没有摆脱她的那种严厉。
圣伯努瓦路的朋友们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常常争辩得面红耳赤，但不是很正统。在那里，大家感到说话很自由，但差不多被开除了。杜拉斯喜欢这种极端的状态，这种大声的吵架。她喜欢“摧毁”她所崇拜的东西，以另一种方式来重新开始这个故事：“如果你要给我下定义，”她坦白说，“我觉得应该从这方面来研究我。在这场赌博中，在这场自我作对的赌博中，破坏自己创造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谓的进步。摧毁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她没有抛弃写作的念头。时局的紧迫只在表面上减缓了她内在的要求。与米肖、莱里斯、布勒东和蓬热１的交往，在她身上所产生的这种东西，使大家所追寻的那种超现实的秘密显得有道理。她没有忘记格诺２的建议，格诺是第一个相信她的人：“写吧，除了写作，什么都别干。”对杜拉斯来说，写作不仅仅是在纸上码字，不是一本接一本地写书。她说，她一直在写作，哪怕不在写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恋爱的时候也在写作。
所以，作品是悄悄地完成的，沿着自己重要而秘密的道路，好像材料是自己堆积而成的，沸腾的作品最后终会出现，就像南海汹涌的海浪，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了。
党中央和许多党员不再尊敬她，不仅仅是因为她对党所采取的立场，而且也因为她和昂泰尔姆、马斯科罗之间不道德的关系以及他们与萍水相逢的新朋友们所过的生活，其中包括维托里尼夫妇，他们对意大利共产党可是越来越不忠。他们在语言和道德方面的自由只有比他们的政治言论更让人吃惊。这时，杜拉斯发现，破坏的艺术就是了解她的作品和思想的钥匙：逆转形势，拒绝僵化、守旧和秩序，因为她在世界上最喜欢的东西，就是生活，她说。而生活，就是“爱”。爱，就是屈服于既强大又柔软、水一般的欲望，随时准备迎接它，了解爱的激情及其巨大变化，敢于前往“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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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2）
这一时期，她在等待她和迪奥尼斯？马斯科罗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后来叫让，小名乌塔。他将像她在洗礼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是她所相信的新世界的“小孩”，印度之路上自由的英雄，他看待世界的目光是崭新而自由的。
而她呢，在被占时期，她在孕育自己的政治战士的角色，经受所有的考验，温顺而忠诚，她曾是支部的秘书，圣日尔曼－代普雷支部。对于法国共产党来说，这是最难办的支部之一，因为其成员大多是有产者和艺术家，而且几乎都和殖民地小学的那个小教师一样强硬而严厉，他们这会儿正迷上批评，放肆地反对莫斯科及其文化政策，反对放逐，反对在她看来是不可救药的事情：愚蠢的教条主义。所以，她抨击阿拉贡１的那位“轻佻的女人”２，阿拉贡已经成了强权的艾尔莎？特里奥莱的俘虏，尽管那对夫妇也隐约觉得共产党并不符合他们的理想。但生活舒适的阿拉贡喜欢荣誉，忠于艾尔莎的苏联，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仍然留在党内。杜拉斯可不愿这样听话。她迫切地需要及时行乐，她总是感到这一点，她喜欢一见钟情，忘我地投身于激情之中，好像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种需要越来越吸引着她。慢慢地，她脱离了共产党，但正如克洛德？卢瓦３所说的那样，她并不否认参加共产党给她带来的好处。她将离开共产党，是的，但不是离开共产主义。写退党信的时候，她一直感到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并为自己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加入共产党而自豪，况且她来自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有殖民地的背景。她喜欢这种背叛，否认让她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父亲，正如她直到晚年都不无快乐地重复的那样。1994年的一天，她甚至在身体上威胁一个给她写传记的作者，她觉得那个作者太讨骂，太庸俗：“要她小心点。”她大声地嚷道，似乎又像以前那样发火了，“我是个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个词从她的嘴里嘣出来，像有杀伤力一样，可怕极了，十分恐怖，似乎要驱逐一切。 然而，入党并非徒劳无益、没有收获，她从中获得了另一种知识，对人，对失去土地的人，对被唾弃者产生了一种同情，从此，她深深地同情他们，因为他们跟她自己一样，流浪，悲惨，尽管她生活在有产者的舒适中，来她家中的共产党人也没少控诉她。
还是如同克洛德？卢瓦所说，她与任何东西都不“一刀两断”。任何经验都有其重要性，是记忆的沉积层大平原上的一个地层。入党7年，使她对社会底层和小人物产生了同情，同时，也使她更加自由，更加解脱，重新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声音。身上产生的这种欲望使她激动得发抖，那是爱的欲望，生存的欲望。
她没有等着让人开除，而是自己先提出了退党。她跟马斯科罗同时退党，向党递交了一封措辞十分无礼的信，极尽讽刺之能事。没有什么公文格式，也没有义正辞严地控诉，只有在愤怒中写的文字，胆大异常，要求脱离共产党，可以说，是自我开除出党。
于是，她又恢复了在朋友圈中的自由，还是用克洛德？卢瓦的话来说，“如同知识分子时代俄罗斯小说中的气氛”，三种思想，五个朋友，二十张报纸，三种愤怒，两种玩笑，十本书和一壶滚水，在其中进进出出。杜拉斯有智慧，有魅力，可以说是一个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粗鲁的无政府主义者，生活在“怪异的而且往往是滑稽的强烈情绪中”，表现出“无限的愤怒、渴望、热情和惊讶”。
尽管共产主义理想仍在，但写作是自由的，她无法抵挡的热情冲动是自由的。和她同时离开共产党的有马斯科罗、昂泰尔姆及其未来的妻子莫尼克，在这些人当中，她是离开后生活得最好的人。杜拉斯总能用“炼丹术”让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变得神奇，也就是说把铅变成金，把不幸和痛苦变成“音乐”。而且，党是创作这一大熔炉里的催化剂，她的创作有所进展了。党也将是她愤怒的源泉，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幸，使她懂得了自己的痛苦，给了她反抗的勇气和挑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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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3）
现在，她独自一人，面对正在脑海中隐约形成的书。但这本书将是一部作品，而不是多一本少一本无所谓的书，那些书无非讲述某人的一生，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所观察到的那样。
她的生存方式是在流放中逐渐得到证明的。她知道写作的地点就在那里，在她已经知道根本原因的流放当中，在印度###。在那块土地上，私生子、侨居海外的白人全都混杂在一起，欲望复杂、无度或受阻。
印度###的殖民地完蛋了，母亲也被迫回到了法国。自从她在西贡创办了女子中学后，由于国家赔偿，她恢复了相对富裕的生活。她在圣伯努瓦路很难受到欢迎，她在那里所住的几个星期，让杜拉斯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这个身材高大的母亲的专制，面对着她，没有反驳的余地。玛丽？多纳迪厄猜测了女儿离开她之后所走的路线，强化了那种自由和独立的精神，母亲曾想摧毁女儿身上的这种精神，但同时又隐约有些欣赏，女儿实现了有天晚上在堤坝附近的家中平台上所表达的愿望：“我将成为作家……”母亲在昂布瓦替爱子买了一块地，儿子迫不及待地用它来赌博了。她还给自己在谢尔省的卢瓦河边买了一座破城堡，在那里计划了许多事情，但不幸都失败了。她在路易十五风格的大客厅里安放了一些电子孵化器，但对孵养小鸡没什么经验，不懂得如何操作红外线隔板，所以孵出来的小鸡都是畸形的，跌跌撞撞，十分可憎，最后都死了。然而，杜拉斯很喜欢母亲的这种热情，从中发现了自己身上也有的那种疯狂，然而，她内在的暴力使她的目光比别人敏锐。她已经猜到自己不是有才能，而是个天才，她狂妄地说。那种永恒的能力使她勇敢、无畏、自信地前进。当时，她常常去格诺家，因为格诺对她的鼓励最大，最相信她。对马斯科罗，她却不能这样说，马斯科罗也肯定她的才能，但把她当作是个“小说家”。只有昂泰尔姆不断地真心爱她，承认她的作品有非凡之处，但也觉得过于卖弄。杜拉斯毫不在意，她更相信自己的命运，带着自己固有的那种顽强的热情走自己的路。
她根据海明威和福克纳的传统来写，追随着“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写了一本关于追寻印度###的小说。所有的东西都移植到那里面去了，她未来作品的主题也留在了那里。后来，她不停地重新编织，好像想弄清它深不可测的秘密。
那本小说将叫做《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与龚古尔奖失之交臂，最后是保尔？科兰的《野蛮的游戏》得奖。她相对来说有些失望，但失败往往能让她发奋图强，对她来说，每场考验都是创作的动力，一种弹跳的方式。“年轻人的奖，颁给年轻人的。”她就是这样评论龚古尔奖评委会的选择的，十分干脆。杜拉斯由此进入了文坛，从此开始揭露文坛的吝啬，用她的话来说是“谋杀”，揭露他们对金钱的爱好。这位共产主义者并没有松手。她坚定地说，作家都是无产阶级，是被剥削者。“摧毁，摧毁。”她已经说过……
《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出版之后，整台创作机器都开动了，杜拉斯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叙述方式，这种方式从此以后将一直跟随着她。如何躲避昔日曾冲击大坝的海浪？怎样才能不让已被遗忘的记忆悄悄地涌现？她自发地投身于这种“奴役”，改变了关于写作的陈旧观念。写作从来就不是“废话连篇”，不是用故事来取悦读者，而是沿着这条神秘的道路，沿着她被迫靠近的神秘的恒河前进……
所以，她承认写作是主人，叙述者不应干涉，而只能听从欲望和激情无法控制的要求，这是她的原话。1953年，她曾对一个前来采访她的比利时记者说：“爱情没有假期。爱情如同生活，如同生活中的一切事件，日日夜夜的所有需要：这一切，都应该承认，应该接受……”
她对任何事情往往都抱有一种观念：无限。跟随着它，不知道去哪里，只管往前走，作为一种更新的办法，保持她所寻找的那种出生时的状态。
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愿望（4）
这是拒绝和抛弃的时期。她很反叛，反对所有习俗、道德、成见、规范和已经见过的东西。她在《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中所赢得的东西，社会名声、成功、不小的发行量、在愉快的阅读中追随着她的读者，都被她否定了，她走向克洛德？卢瓦所说的“杜拉斯风格”，她最后的那批书，《艾米丽？Ｌ》、《来自北方的中国情人》、《写作》标志一个找到自我、最后终于重新认识了自我的人进入了一个令人赞叹的阶段。
所以，在那个时候，她的任务是避开任何习惯性东西，开始新的生活，产生新的愿望。婚姻、有规律的工作、大家的习惯性动作都是一个陷阱，必须认清。然而，在他们的画中，有一些她的音乐即将反映的动人的东西。
在那个时期，她仍然写作，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烦恼”，讨厌平淡无奇、没有任何悬念的生活，对她来说，生活是神秘的、偶然的，她渴望冒险。
《直布罗陀的水手》、《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夏夜十点半》将是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