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守望者”便是由第一种人所扮演的角色。只要不时有人站出来，举手宣称“啊，由我来干吧”，那么，人类的秩序就能够好歹维持下去。
过去必定出现过这样的人，所以人类世界的秩序才得以保持至今。将来也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人，所以按理说，人类世界的秩序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不过，如果总是认为自己的努力理应得到正当的评价、报酬及荣誉，那么，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做“守望者”或是“哨兵”的工作。暂且不论他们是否适合做这样的工作，毋宁说恐怕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工作”。
家务事也是非常苦闷的工作。
每天都兢兢业业做着家务的人，应该能够凭着直觉感知到，“西西弗”（阿尔贝？加缪）、“守望者”（J。 D。 塞林格）、“积雪清扫工”（村上春树）、“女性式的事物”（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等等，乃是与“家务操持者”在人类学上的使命一脉相通的。
没有亲自做过扫除、洗涤和熨烫，就认定做“这种事情”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花钱请个“外援”……抱着这种想法的“文人”或“哲学家”们，终究是与萦回在“做扫除的守望者”心中的庄严使命感断然无缘的。
“父亲”的缺位（1）
第二章 村上春树的世界性
第一节 “父亲”的缺位
这是杂志《AERA》的采访。主题是村上春树。
今年（2006年）已是第六届弗朗茨？卡夫卡奖了，因其获奖者被选为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几率很高，于是布拉格的报纸写道：“村上先生应该提前订好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机票。”
前几天召开了关于村上春树的国际研讨会，世界各国的村上研究者们围绕着村上文学的本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然而，对于当今代表日本的世界性文人——村上春树，国内几乎所有的评论家（以及相当一部分作家）都表现出了“厌恶”乃至“漠不关心”。在世界性的好评与国内的漠不关心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实在是饶有趣味。
将之庸俗地解释为“因为畅销，所以招人妒忌”（即便这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事实），其实在文学上是毫无建设性可言的吧。我想，还是这样考虑比较合适——即厌恶村上春树的人们也肯定有着某种迫不得已的文学上的缘由吧。
那种“迫不得已的”的内部缘由又是什么呢？
村上春树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人气暴涨，是因为其作品拥有一种“世界性”。
这就难怪了。
可一说到“所谓的世界性意味着什么”，我至今还尚未听到令人信服的说明。在此，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观点。
村上文学中总是没有“父亲”登场。因此，村上文学具备了世界性。
说明完毕。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诸位还是懵然不知吧。那么我就来画一条辅助线。
命题如下：
“存在的事物因其存在而已经成了特殊之物，而唯有不存在的事物才可能成为普遍之物。”
这样一来就好懂多了。
作为分析性意义上的“父亲”，存在于世界上的一切社会集团当中。
所谓“父亲”，乃是“神圣的华盖”。
他是社会秩序的保障者，是限制社会成员个人自由的“自我实现的妨碍者”；他熟知世界的构造和人们的宿命，是享受着世界的存在。而这便是“父亲”。
“父亲”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时被称做“神”，有时被称做“预言家”，有时又被称做“王”，有时还被称做“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父权制”或是“革命性先锋党”。世界上的一切社会集团都具备各自固有的“父亲”。对于处在这些集团内部的人类而言，“父亲”是“大气压”一般的存在，就俨然像“这个家里特有的气味”一样的东西，因此，并不会作为主题而被内部成员所感知。但是，“别家”的人却能清楚地察觉到这种极具特征的气味。
“父亲”存在于世界各地，无论在何处都发挥着同样的机能。不过，在每个地方都以“不同的形态”显现，并散发出“不同的气味”。
国内文学的正道是描写与“父亲”之间的纠结。
而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中，则是不同的纠结优先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比如在基督教文明圈的文学中，是与“神”之间的纠结；在第三世界文学中，是与“宗主国的文明”之间的纠结；在###主义文学中，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结；而在女权主义文学中，则是与“父权的性别歧视制度”之间的纠结。虽然都选择了“与父亲的纠结”作为普遍的主题，但在此被比拟为“父亲”的东西，其实不啻地方性民族志的表征。
作家深信，与自己争执不休的那个“父亲”，也就是众人的“父亲”，可遗憾的是，这却并非事实。于他而言的“父亲”，仅仅是他个体世界中的“父亲”，而在其他的个体世界中，却并未作为“父亲”这一符号而被认知。因此，即使凝聚了全部技巧去描述自己与“个体父亲”之间的纠葛，可仅此亦无法赢得文学的世界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父亲”的缺位（2）
我们往往会夸大“自己所知事物”的客观性。“我所知道的事情，他人也应该知道”——我们很容易陷入这一推理上的圈套。
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另一种情形更为常见，即“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人也不知道”。
我们因自己的兴趣而去注视的东西，会随着社会集团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然而，无论社会集团如何变化，我们“拼命想要把目光从上面移开的事物”却丝毫不变。因为只有那些关系到人类存在本质的事物，人们才会有组织地挪开视线，回避它的存在。
有些事情，是我们不愿意去了解的。譬如“活着就对身体有害”，譬如“想要的东西只能通过别人的给予才能得到”，譬如“当我与世界对立的时候，则是世界有理”，譬如“我们之所以无法实现自我，并非因为‘某种强大的邪恶力量’在从中作梗，而仅仅是由于我们自身的无力和无能”。于是，我们拼命地试图转移视线。
但是，因不愿了解某事而拼命转移视线，正是因为深知自己不愿了解的是什么，才可能做到的。明明知道，却又不愿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
因此，当人不能顺利描绘出“某个事物”时，这种不能的状态常常是普遍的。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并非被“了解之事”和“能够之事”，而是被“未知之事”和“不能之事”紧密地维系在一起。
人类在“父亲缺位”的情况下，无法对世界进行总括性的记述。话虽如此，人类在现实世界中是绝不可能与“父亲”邂逅的。“父亲”是对我们的无能状态加以规定的原理，所以，是不可能与那样的东西邂逅相遇的。
我们在现实中能够遇见的，仅仅是“无能的神”、“受伤的预言家”、“被砍头的王”、“失去效用的‘神的无形之手’”、“软弱的父亲”、“压抑的革命党派”等“父亲的仿造品”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会抱住它们不放。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父亲”，我们就无法站在高处，以纵观全局的视野去进行“定位”——比如自己现在处于世界的何方，发挥着什么作用，并向着何处进发等等。没有定位地图，我们便无法决定是前进还是后退，抑或静静地坐下。
然而，也存在着极少数认为没有地图也总会有办法的人。
村上春树（与弗朗茨？卡夫卡一样）就描绘了这样一种过程——“我”被放逐到一个没有地图、也无从得知自己所处位置的场所。尽管如此，“我”依然定下了当前的目的地，迈开了步伐，辛辛苦苦地学会了使用偶然拾得的道具，从邂逅的人那里最大限度地搜集关于自己位置和作用的信息，并最大限度地谋求援助。即使“我”的步伐坚持到了故事的末尾，也只能就足迹所至的狭窄区域制作一张“手绘地图”，并就此落幕。
虽然微不足道，可我觉得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若是想制作一张没有“父亲”的地图，那么就得靠大家一起，把各自走过的范围——“这里是确定的”——绘制成有限的“手绘地图”，并汇集成“地图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世界上与我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也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在父亲缺位的世界里，被放逐到没有地图、没有指针、没有革命纲领、没有‘政治性的正确行为规范’手册等这样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中，尽管如此，我们能否在这样的状态下成就‘某种善的事物’？”
这便是悄然流淌在村上文学中的“设问”。
在没有通用的“善恶”标准的世界里实施“善行”。在没有绝对的“正误”标准的世界中履行“正义”。谁都知道这是一项令人绝望的困难工作。然而，我愿意相信，世界上多数人都共同拥有一种感觉，即现在自己正面对着上述那种令人绝望的困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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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dark till dawn（1）
第二章 村上春树的世界性
第二节 After dark till dawn
上午10点才躺回到了床上。每当要进入梦乡时，要么是电话铃响起，要么是快递送达，搞得我没法入睡。11点左右总算睡着了，一直睡到下午1点半。因为2点时《AERA》杂志的记者I川要来采访，于是硬把自己从床上拖了起来，冲了个澡，总算是清醒了过来。
采访主题是关于村上春树的新作《天黑以后》。
怎么会是《AERA》？！或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不过，《AERA》的核心读者层（三十多岁的女性）和村上的fans其实大有重叠之势。怪不得。
访谈是从“为什么文艺评论家们如此厌恶村上春树”开始的。
我们所能看到的积极评价村上作品的评论家也就只有加藤典洋之流了。而其余的评论家大都持“无视”或者“否定”的态度。
我也有幸拜读过莲实重彦发表在《昴》上的言论，那着实是够狠的。
“村上春树的作品俨然是一种骗婚”（尽说些好听的话来引诱读者上钩，不啻一种情感的欺骗），这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近于谩骂了。作为那次研讨会的总结，莲实的结论是：“若是在塞利纳①和村上春树当中选择其一，那就还是读塞利纳吧，可别读村上春树。”
不管是塞利纳，还是村上，我倒是觉得不妨两者都读读。（因为两者都确实精彩。）
窃以为，对一名作家指名道姓，还赫然扬言“别读这个作家写的书”，作为评论家，这种态度不免有失妥当。好歹也该说一句“甭管那么多了，就权当做是上当受骗，自个儿去读读看吧，会发现绝对如我所言”，或许这才算得上合情合理吧。
评论家们和作家们如此热衷于抨击村上春树，是因为“村上春树备受好评”和“评论家们的工作不受好评”正好互为表里，形成了对照。不管怎样，村上春树认为“评论这玩意儿就像马粪一样”，公开宣称不读关于自己作品的一切书评。
从以上的闲聊开始，再过渡到一个根源性的问题：“为什么村上春树不受好评呢？”
当然，这是因为评论家们的评判标准如今还停留在文学上关于“方法论的自觉”、“前卫性、革命性”、“自我揭露的彻底性”、“与被压迫者相接近的视线”等固定的模式之中。从这些现成的参照标准来看，诚然村上作品就像“都市文学”或是“度假地文学”一样，是既无前卫性又无革命性的“知识消费品”。然而，倘若真如莲实所言，村上文学只不过是操纵现代日本那种肤浅感性的“骗婚”，那么就无从解释如下的事实：他的作品被翻译为文化背景迥异的各国语言（连芬兰语译本都业已问世），而且在美国的年轻作家中甚至出现了“村上的追随者”。
为什么《表层批判宣言》①没有被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在世界各国接连催生出“莲实的追随者”呢？在谩骂村上之前，莲实不妨就其中缘由来个三分钟的研究吧？
据我看来，村上文学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追捧，是因为它超越了知性的等级制度以及文坛的陈规陋习，讲述着能触动人类心弦的“本源性的故事”。除此之外别无他由。
村上文学是一种“宇宙论”。《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就早已预示了它的基本架构。
在我们的世界中，时常会有“用老虎钳糟踏猫爪的邪恶力量”渗透进来，强行攫走我们所爱的人。因此，为了保护所爱之人不受“超越常规的邪恶力量”的侵害，守卫边境线的“哨兵”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这就是贯穿在村上春树长篇小说的不变构图。（您不知道吗？）
After dark till dawn（2）
我想，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给予村上的最大影响，就在于让他感觉到，对于某种人而言，“麦田里的守望者”乃是一种“天职”。
恐怕在青年期的某个阶段，村上春树就朦朦胧胧地察觉到，自己的职责就是“哨兵”或“守望者”或“守夜人”吧。
《天黑以后》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两位“哨兵”（高桥和阿薰）在“守夜”之时，遇到一群年轻女孩闯到了边境线上，他们将其中一人奋力推离了“无限的黑暗”。
多亏了他们绵薄的努力，使得某些破绽在发展成致命伤之前便得到了修缮，让世界暂时恢复了平衡。但是，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当然既不会有某一方阵营的“最终胜利”，也不可能期待因天上之物奇迹般的介入（deus ex machina）而带来最终的解决。
哨兵们的工作单纯至极。它与《舞！舞！舞！》中被称为“文化积雪清扫工”的工作非常相似。
谁都不愿干，但若没人干，必定会有人感到为难。一个人默默地做着这样的工作，也不指望什么特别的报酬和褒奖。只有持之以恒地从事这种微不足道的“扫雪苦差”，才能阻止“邪恶力量”的渗透。
政治的激情也好，诗歌般的狂热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