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杰对“鼠”讲述了家猫的前爪惨遭蹂躏的事情。他曾猜想过会不会是给汽车轧掉的，可那伤口未免也太过惨不###睹了。因为就像是被谁用老虎钳夹过似的。
“不至于吧。”鼠摇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有谁能打猫爪的主意呢……”
杰把无过滤嘴香烟在台面上嗑了几下，衔在嘴里点上火。
“是啊，根本没必要糟蹋猫爪。猫老实得很，丁点儿坏事都没干过。再说糟蹋猫爪谁也占不到便宜。毫无意义，又残###之极。不过嘛，世上还真有很多很多这种无端的恶意。我理解不了，你也理解不了，可就是存在，说四下里全是恐怕都不为过。”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2001年，73页）
我们也毫不例外。像“被老虎钳夹过的猫爪”那样“毫无意义，又残###之极”的经历，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处等着我们。
其几率相当高哟，村上春树说。
所以，拐弯的时候，还是小心为妙。（尽管或许这也只是徒劳之举。）
我认为，也许只有生活在这种危机预感中的人，才懂得像扫雪之类“一点点积累世间善行”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才能“在富有格调的酒吧里所啜饮的冰镇啤酒的绝佳风味”中，发现无可替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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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1）
第五章 扫雪君拯救世界
第二节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
整天都在爬格子。
拼命撰写着《街头的美国论》。
因为是把录音带上的内容改写成文字，所以，不时会出现突然断句的情况。这到底是因为MD录音效果不好，导致无法听清呢，还是因为我的思路脱缰暴走，以至于理解不了？抑或是因为M岛君认为过分无聊，而大刀阔斧地删除了部分内容？其中的缘由不甚了之。
但如果只先来一个煞是奇怪的引子，接下来却没有相应的正论部分，那么，读起来总觉得有点于心不###。
无奈，只好将漏掉的部分加以适当的填充。即是说，依靠发挥想象力来填充自己过去说过的话。不知道该称之为“创作”，还是“篡改”，反正，肯定变成了与原始内容大相径庭的东西。
这是因为——我是在一年前谈论这个话题的。当时的我与此刻进行校对的我已经不能说是“同一个人物”了。
自己先铺排好引子部分，然后再缀写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句子。在从事这种操作的“我”中间，分明聚集着一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
对自己撰写的文稿进行校对，这是一项充满乐趣的工作，但又多少不同于对文章进行推敲和雕琢的乐趣。不，这是因为，从那些“自己不知道为何会如此书写”的句子里，能够感知到那种“自我身份认同”的“间隙”似的东西，还有通往“异界”的隘路似的东西。
据说村上春树在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后，通常都是先整理好文稿，随后又重新改写。
可以推想，他这么做，与其说谋求的是“完成”工作的愉悦，不如说是谋求着另一种愉悦，即追随着“我为何会如此书写”这样一种“源于自己心中之谜”的踪迹，而走向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也有些作家能够完全驾驭自己的运笔，一开始就对文章的内容成竹在胸。不过，在读者看来，出自这种作家笔下的东西或许有点缺乏悬念。
睡觉前，阅读村上春树的《象的失踪》，竟拉拉杂杂地想到了这些。
尽管其中收录的十七个短篇小说都是我读过的作品，但不得不承认，作为编者，菲斯克琼①具有绝佳的品位。
我个人认为，村上春树的最佳短篇当属《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去中国的小船》和《下午最后的草坪》，而这三篇都被悉数收录其中。
《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是一篇特别沁人心脾的短篇佳作。
美国读者也对它不难理解吧。
我自己的人生中也曾有过两三次这样的体验，徜徉在大街上，突然得到一种恍如遭到电击般的确信：“哇，此刻从那边走来的女孩，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
当然，也仅限于获得一种确信，然后就各分东西了。但事后也总会有种感觉，自己和那个女孩在某个地方是“维系在一起”的。
比如，我的女儿和那个女孩的孩子，或许几十年后，会在某个地方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等等……就是以这种方式。
偶尔会有些人尽管是初次见面，却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是来自于我的记忆，而是源于“某个人”的记忆。
在撰写《美国论》的过程中，突然很想拜读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①的《论美国的###》。而在阅读它的过程中，又涌起了想读读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的念头。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2）
读着读着，又想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了。
尽管以前我也曾论及过这种“连锁式读书法”，但它却是唯有暑假才可能实现的至福体验。
“没准‘这个’就是‘那个’吧？”——在怀着这种念头而打开的书本里，肯定潜藏着某种成为“钥匙”的想法，而且这种几率是百分之百的。
此番我不能不再次认识到，名叫马克斯？韦伯的人的确堪称了不起的人物。或许读者会说，事到如今才领悟这一点，又能如何呢？
他在处理问题时运用的“手法”非常严谨致密。
他不是事先设定好一个“体系”，然后再根据它来对资料进行取舍，而总是循着资料的整合性很可能发生破绽的那条模糊的“缝合线”，逐渐呈现出能够对它做出说明的“体系”轮廓（这一点与###也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历史性的概念，韦伯竭力避免预先对它进行单一的定义后再展开论述。
毋宁说，他是一一列举出“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性的关联中发挥出“有意义”作用的局面，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概念性的把握。
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论述方法。
即是说，在“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关键术语的定义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对“资本主义精神”所参与的历史现象展开了研究。
倘若是一个平庸的社会学者，或许会认为，“运用没有准确定义的概念，去展开满足这一概念之定义的论述，这不是无稽之谈吗”，从而付之一笑。但韦伯不愧是社会学的始祖，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宇和才能。
不过，世间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的确存在着很多“尽管不太清楚，但总觉得或许就是这种感觉”的关键术语，对此“粗略地”进行扫描后，对“捕捉住的资料数据”反复咀嚼，再基于这些数据，追溯性地回答“这个概念是在捕捉了什么资料的情况下而被构建起来的”。
听起来大有不合逻辑的嫌疑，但我们就常常是这样进行推论的。
我们并不是像电脑那样进行检索的。
如果不事先输入正确的关键词，电脑就什么也检索不了。
而人的大脑却大为不同。
“尽管不太清楚，但总是有这种感觉。”——就算是这样一种初期条件的设定，能够被查证的东西终究是会得到查证的。而且，根据被查证的资料数据，体系的“那种感觉”就会逐渐得以精密化。
韦伯这样写道：
……只是，这些观点绝不是我们可以用来分析那些被考察的历史现象的唯一观点。其他观点于此，如同面对一切历史现象，也会得出其视之为“本质的”其他特征。……
以此，如果要明白确定我们正试图分析且作历史说明的这个对象，那么重点就不在于对它作出一个概念性的定义，而是姑且只能对我们此处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作出一番最小限度的暂定性例示。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4页）
真是精彩的文章。
这种“知性的节度”正是所有伟大学者都共通的东西。
我之所以称之为“节度”，就是因为韦伯自己也无法阐释清楚，他究竟根据“怎样的基准来选取”了在此被称做“最小限度的暂定性例示”的资料数据（它们源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本）。
尽管马克斯？韦伯认定，在此存在着可以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线索，但他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喔，说来倒也不错。不过，你为什么会想到，在富兰克林的书中存在着关键性的线索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3）
所谓“知性的节度”，就意味着一种无能感，即“自己也无法说清，我为什么会如此聪明”。
关于“我为什么会这样聪明”，之所以有很多人都能洋洋自得地列举出各种理由，这是因为他们还停留在“能够说明缘由的聪明程度（不，毋宁说愚蠢程度）”上的缘故。
像韦伯、###、弗洛伊德、列维纳斯那种层次的人，乃是一些聪明到能够真切地咀嚼到“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聪明”这样一种“无能感”的人物。（我认为就是这样，但毕竟并不清楚，所以就姑且算是一种想象吧。）
选择“最小限度的暂定性例示”时，韦伯尽管是在预见到了达成结论的脉络这一前提下引用富兰克林的，但对于“我预见到了达成结论的脉络，可为何不引用其他人而必须引用富兰克林”这一点，却无法作出让人释怀的解说。
“尽管我能够作出解释，但对于为何我能够进行解释，却是无法进行解释的。”
在整个世界史上都堪称智者的聪明人之所以开始转而写出具有节制感的文章，就是因为他们被这种无能感所纠缠的缘故。（窃以为如此，但毕竟没有当过聪明人，所以还是懵里懵懂的。）
现在书归正传，我认为，当徜徉在街道上，获得那种电击般的确信——“哇，迎面而来的那个女孩，对于我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女孩”，不正是一生中只有几次意外造访于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的“韦伯式直觉”的呈现吗？换言之，我对她“对于我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女孩”这一点深信不疑，但却对其中的缘由无法进行说明。
“能够说明”和“深信不疑”，是处在两个不同次元的事件。
因为“深信不疑”的行为主体，是并非我的某个人。
我在街头与某个女孩擦肩而过，默默地追逐着她的背影时，我会听到某个“画外音”的响起。（这是肯定会听到的。）
“当时，我无奈地凝眸注视着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机遇从身旁逃走。”——诸如此类的话外音。
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体验。
不过，用“我”这个第一人称来配上画外音的人，究竟是谁呢？
这个“我”就俨然从超越了时空的俯瞰视角来讲述着自己，对自己以外者不可能知道（不，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的“我的内心”，滔滔不绝地加以说明。可这个“我”，究竟是谁呢？
萨特把这个叙事者的位置称之为“神的视点”。
我忘了是在与谁的论争中说的，反正萨特认为，不应该把“神的视点”带入小说中。
“雅克拼命克制住涌上来的厌恶感，离开了那里。”当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小说中时，我们会问，这是“谁”写的？小说家就像全知全能的神一样，对作品中所有人物“没有说出口来的话语”和“不具备形态的情愫”等无所不晓，可这是否妥当呢？小说家有什么权利，可以赋予自己对全世界，对所有人的内心都能一览无余的特权式视点呢？
的确，萨特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是这样。不过，由于时间久远，只能是依稀记得了。）
当时，我也觉得萨特说得很有道理。想来，小说家妄自尊大地从“神的视点”睥睨登场人物，宛如操纵傀儡一般来控制小说人物，的确很荒唐。因为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着全知全能的作者。
所以，人们都对萨特的见解表示赞同：应该从文学中摒弃“神的视点”。
没有异议。
小说家应该竭力避免站在神的视点上，不得滥写那些超出在登场人物所栖息的虚构世界内才能真正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其后，这种见解理应化作了不成文的规定。
从那以后又过去了半个世纪。不过，作家们依旧还允许全知全能的写者，详细地书写着登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尚未发生的事件，还有登场人物不可能知道的事情。甚至有些天真的作家还会惊讶地质疑道：“哎？！为什么不可以采用这种写法呢？”
这意味着，尽管萨特的近代文学批判在理论的表层上颇具合理性，但却并不具备绝对的现实性。
即是说，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漏视”。
即便像萨特这样具有敏锐知性的人也存在着“漏视”的时候。
萨特的漏视就在于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点：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原本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能看见的东西也不时会显现出来，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一点。
在我们身上常常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觉得自个儿就俨然是自己创作的小说中的主人公。
遇上“百分之百的女孩”，就是这样一种体验。
“我无奈地凝眸注视着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机遇从身旁逃走。”——说着这句话外音的人，就是那个“作为叙事者的我”。这个“我”对我出生后产生的所有体验、情感和思考无不熟知，而且对此后将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也无所不晓。
遇上“百分之百的女孩”，换言之，就是与“全知全能的我”邂逅相遇。这个“全知全能的我”将她与此前所遇到的所有女孩，还有今后将要遇见的所有女孩进行全数比较后，得以作出判断：她就是最理想的女孩。如果不是设想存在着一个全知全能的我，而且这个“我”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界，对自己经历的一切和未能经历的一切都拥有一张详尽的清单，那么，“百分之百的女孩”这样一种措辞就不可能成立。而且，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