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谈怪论吸引眼球，外在的信息不辨真假，但以猎奇为乐，谁又能真懂阳明之心？
朝廷方面哭笑不得，阳明走到哪心学就热到哪。然而毕竟属于学术问题，也不好强力打压，便由他去吧。这种开明的态度，明亡之后数百年间，除了民国乱世，我没有见过。
一个叫杨典的御史，充分发挥恶搞精神，上书吏部，建议将王阳明调到国子监当祭酒，以满足他好为人师的愿望。还好吏部早就集体补过钙了，没有脑残，不会做出让韩寒去当中央党校校长这样疯狂的举动。
正德十年，两京官员考察，四品以上官员采取自陈的方式，自我评定。
于是有人要说了，那还不都成了自吹自擂，自我邀功了？
为了杜绝这种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恶劣行为，这些人的自我鉴定都要送交都察院和吏部审核，由都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揭发其隐瞒的“遗行”，简称“拾遗”。一旦隐情被揭露出来，当事人由于欺君在先，必须主动辞职。
这个方法的好处就在于，都察院和六科都是一帮官阶很低的愤青，平时互相瞅着都不顺眼，更不要说瞅上面那些威风八面的大佬了。高级官员稍有不慎，让人抓住了把柄，这帮人就会闻风而动，奔走相告，生拉硬拽也要给你赶下来。平日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遇到“京察”这种可以名正言顺黑人的机会了。
阳明非常清楚，在北京的科道官员队伍里，要想找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比在中国足球队里找一个不会射门的人还容易。所以他干脆以退为进，在述职报告中不咸不淡地自我表扬了一番，不咸不淡地自我批评了一番，着重强调自己曾经被大恶人刘瑾搞得很惨（投窜荒夷，往来道路，前后五载），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请求致仕。
杀人不过头点地，愤青们见人都惨成这样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朝廷也没有批准他的退休请求。
如果没有特别的契机，阳明也许就在这南京鸿胪寺卿的任上终老了。
而心学由于无法得到实践的证明，最终也只会销声匿迹，渐为历史的尘埃所覆盖。
然而历史的走向却使人欣喜，阳明再次用亲身经历验证了一句话：不是你所处的环境决定你的命运，而是你所作的决定注定了你的命运。
当你制定了一个目标时，整个宇宙都会让你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而脑残皇帝朱厚照的所作所为使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异口同声地告诉怪叔叔朱厚照——农民起义。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40 农民又起义了
正德十一年九月，由兵部尚书王琼推荐，明廷将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
南：江西南安府。
赣：江西赣州府。
汀：福建汀州府。
漳：福建漳州府。
然后还包括湖广的郴州府和广东的韶州府等地。
我查了查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发现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所辖范围着实不小，比单独一个福建或者江西都要大不少。
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周围的省份都不想要这块地，于是这片区域就被直接踢出了各省的版图，重新成立了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叫南赣巡抚。
正德年间的文官，如果跟谁有仇，就会诅咒他被调去当南赣巡抚。
这块地方基本是山区，油水是没有的，乱民是很多的，治安是极差的。
山民聚众抢劫在当地属于常态，偶尔集合起来攻占个把县衙你也不要大惊小怪——至少巡抚衙门还是比较安全的。
按理说此地经济落后，男盗女娼，整个一现实版恶人谷，民众应当避之不及才是，怎么动静反倒越闹越大了？
事实的真相很残酷：正因为避之不及，所以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经过无数次的大浪淘沙，七位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同志终于闪亮登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谢志珊，蓝天凤，陈曰能，地盘江西。
池仲容，高仲仁，地盘广东。
龚福全，地盘湖广。
詹师富，地盘福建。
这些人里，个别已经称王，即使没称的也高喊着“不纳粮”“不当差”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广泛支持。这帮人凭借崇山峻岭，洞穴丛林的掩护，堵死个别山道，官军压根攻不进去，再加上各省互相推诿，最多赶走了事，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渐成燎原之势。放眼望去，赣南闽西大大小小一脉相连的山麓，千里皆乱。
官有清浊，民有顺刁，老戏新唱，农民造反。
于是一个疑问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持续了上千年，政权换了一茬又一茬，记载治乱兴衰的史书汗牛充栋，统治阶级当真麻木不仁到非要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往死里剥削？
问题远非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通过遍览明朝各地方志、奏折以及《大明会典》，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第二，明代的税收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
农业税低到什么程度呢？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这确乎委实是低到一定境界了。
更恶劣的是，即使这么低的税赋，还是有人一门心思地逃税漏税，而且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将逃税这一伟大事业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并总结出多套专业术语，比如飞洒、诡寄、虚冒，具体内容，可以参考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
即使抛开这些人为的因素，单就税制的设计便足以使明廷抓狂。经济学中有个“拉伐曲线”，它反映了一条规律：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民众会对税收政策的刺激作出反应，高税率会使其丧失劳动的积极性而情愿享受闲暇，反之亦然。
再比如，纳税理论中有一条“纵向平等”的指导思想，它主张支付能力高的纳税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这听起来似乎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没有比这再正确的了。不过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比如你认为对昂贵皮衣应该征收很高的税，因为买皮衣的都是富人啊，不宰白不宰。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富人又不是脑残，而且现实生活中那种越富越抠的人并不少见，一旦他们开始觉得买皮衣变得不那么划算，就会很轻易地用其他奢侈品来替代皮衣。最终，高昂的皮衣税减少了皮衣的销售，负担落在了皮衣制造商头上，制造商又将其转嫁到制造工人头上，或者克扣工资，或者直接裁员，原本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反而导致穷人更穷。
这么看来，明朝的普遍低税政策不是挺好的吗，藏富于民，和谐稳定？
这个问题可以用当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句话来分析：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
资源是有限的，分配方式是多样的，有人Happy自然就有人Unhappy。
最不爽的自然是文官集团，想想也是，人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对月长叹，把别人泡美眉、打网游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圣人经典的咬文嚼字、穷思冥想之中，不就图个一朝为官，享受人生吗？结果朱重八太不地道了，定了个奇低无比的工资标准恶心人，上传到网上去都没人信，还被骂为五毛党，天理何在？
问题是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慨，“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只是一个定性的结论，如果要做定量分析，我们可以八卦一下海瑞同志的私生活。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时，实际领到手的工资是12石大米，27两银子和360贯钞，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点俸禄刚够养活6个人，而海瑞一大家子加上仆从，衙门里需要赏赐的小吏又何止区区六人？何况海瑞是回民，不吃猪肉，又喜欢自己种菜吃，极少应酬，生活方式比较自虐，非常人可比，都过得捉襟见肘，其他官员，如之奈何？
如果中国式的大家族观念弱化一些，每个官员只需赡养二老及其妻子，而没有那么多攀附其上的混吃阶层，情况还能好些。
可惜没有如果，文官集团的突围变成了老百姓的灾难，一套潜伏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之下的“亚财政”开始大行其道，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遍地开花。
那么不收行不行呢？不行。知县不收无以进知府，知府不收无以进藩司，藩司不收无以进巡抚，巡抚不收无以进京官，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此风一开，便不可止，只能愈演愈烈，成为大明朝无法根除的一个痼疾，只等爆发之日的到来。
不用等太久，说来就来。
41 二王PK
由于明朝实行军屯制，武官世袭，承平日久毫无战斗力，能打的没几个，因此不得不倚仗文官来领兵。
文官带兵怕就怕纸上谈兵，懂兵法而不懂实战，酿成袁崇焕式的悲剧。事实上兵部上下那么多官员里，长期以来最不缺的就是高谈阔论之徒，这帮人天天盼着打仗，聚在一起个个都是战略家，但凡听到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戴好军事专家的面具，跳出来评头论足一番，这个认为中国可以说不，那个认为中国不高兴，好像全中国人民就他们几个醒着似的。
王琼作为兵部尚书，是个优秀的战略家，却也没有实战经验。不过没关系，王琼当过吏部侍郎，眼光是很毒的，看人是很准的，他注意到了王阳明。
虽说都姓王，但这俩人之前的生活轨迹几乎没有交集。王琼是个低调务实之人，靠长期治理漕河取得成绩升任河南布政史、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吏部侍郎，直至兵部尚书。可以说一路走来凭的都是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典型的工科男。
工科男王琼之所以会青睐文科男王阳明因为两件事：
一，王阳明十三岁就单枪匹马跑到居庸关，并射箭赶走了蒙古人；
二，王阳明喜欢钻研兵法，经常以果品盘碟布阵，督造王越墓时以兵法节制民工。
这就OK了？是的 ，这就OK了。
这两点至少说明了他有胆识，有追求，有准备，有意愿，这就够了。至于到底能打不能打，打之前谁也不知道，就跟你很难从外表上判断一个女人是处女还是非处一样，只有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兵道即诡道，讲究不按常理出牌，王阳明没有大多数文官身上那种迂腐之气，这也是被王琼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意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半个月后吏部收到一封《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
王阳明要辞官。
理由上疏中写得明明白白：臣自幼失慈，鞠于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见为诀。去岁乞体，虽迫疾病，实亦因此。
明朝版《陈情表》。
阳明不是郭小抄，没有照搬《陈情表》，而是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振振有辞，让吏部的官员们再次领略了中国语言的魅力：臣才本庸劣，性复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气体羸弱，待罪鸿胪闲散之地，犹惧不称；况兹巡抚重任，其将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
伏愿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轻，地方之重寄不可苟；体物情之有短长，悯凡愚之所不逮；别选贤能，委以兹任。悯臣之愚，不加谪逐，容令以鸿胪寺卿退归田里，以免负乖之诛。臣虽颠殒，敢忘衔结！
站在王阳明的立场上，南赣巡抚还不错，虽然苦点累点担风险，但总比在南京鸿胪寺卿任上混吃等死要好的多，既能满足他建功立业的欲望，也可向世人证明一下自己的学术主张。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敌不过一条，仅此一条，便足以构成阳明拒绝的理由——今日之贼即昨日之同胞，磨刀霍霍向同胞，有悖我心之理。
不过，王琼看准了的目标是不会轻易撒手的，一场心战就此爆发。
一个月后，圣谕下达，催促王阳明赴任，阳明继续上疏请辞。
半个月后，兵部又下批文，语气颇重：地方有事，王守仁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阳明再打太极。
徐爱有点看不下去了，劝阳明接旨。
王阳明犹豫了。
为了节省军饷，以往朝廷用于*南赣之乱的军队都是由广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的土司中选拔的狼兵。狼兵凶狠顽劣没人性，吃苦耐劳性价高，用起来很顺手，所以朝廷喜欢用，经常用。
于是当地民众出离愤怒了。
农民军落草为寇成了山贼，很快适应了山里的地理环境，并集体发扬游击战术，狼兵虽猛，不跟你正面交锋便是。因此，狼兵一到，山贼就潜伏不出，狼兵一走，又出来活动，气得狼兵七窍生烟，一腔怒火都发泄到当地良民身上，没剿着匪，便打家劫舍，搞得百姓怨声载道。
专制政府的死穴就在于其治下民众的情绪没有一个宣泄口。对*政府而言，你不喜欢执政党没关系，下次投票选在野党总行了吧？而专制政府的执政党承担了民众所有的不满，发展到最后连某人家门口的路没修好他也要骂上政府两句，如何能够避免社会的动荡不安？
明廷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境，老百姓的观念很朴素：作为政府，打劫是正常的，但趁火打劫就不好了。狼兵的所作所为就是趁火打劫，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纷纷投入山贼的怀抱，成为山贼的密探。这些人化妆成巡抚衙门门口的算命先生，卖水果的阿姨，更猖獗的直接打入政府内部，或为书吏，或为保安，全面监视官府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给山贼。
南赣的形势早已失控，阳明的内心纠结矛盾。
有犹豫就是有问题。问题在哪？
心与理终判为二，知与行不能合一。
心即是理没有错，但它需要“行”来检验。
要苍生还是要大义？这是一个问题。
OK，你可以说我要苍生，坚决不与人民为敌，不去南赣。
然而你不去，那里就是狼兵的天下。狼兵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一路烧杀抢掠便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