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鬼谷子- 第74部分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说主用足，二说民赋少，三说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说：“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8226；食货志》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那时没有因饿死而被抛弃和饿瘦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象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有了轻暖的皮衣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有了美味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牟取利润。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农桑的收获。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

　　李世民纳人善言的事迹能够留传千古，就是对中华民族不争美德的弘扬。最著名的应该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

　　大意如下：

　　“臣听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底；想要河水流得远长，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要使国家安定，一定要积聚它的德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底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的安定，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象陛下这样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帝位的重权，处在天地间最高的地位，不考虑在安乐时想到危难、用节俭来消除奢侈，这也象砍伐树木的根却要求树木茂盛，阻塞水的源头却希望水流得长远一样啊。

　　所有帝王，承受上天的大命，开头作得好的实在很多，能够贯彻到底的大概很少。难道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难了吗？大凡在深重忧患当中必须竭尽诚意对待臣下，得志以后就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一切人；竭尽诚意就能使胡和越这样隔绝、疏远的地方也能结成一体。傲慢地对待人，就是骨肉亲属也能成为各不相关的人。虽然用严刑来监督他们，用声威吓唬他们，结果大家只图苟且免除罪罚，却不怀念仁德，表面上恭顺而不是内心里悦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众人；百姓和皇帝的关系，就象水和船一样，水能载船也能够颠覆船，这是应该深切警惕的。

　　如果真的能够作到：看见引起自己爱好的东西，就想到应该知足来警惕自己；将要兴建宫室土木，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使百姓安宁；想到君位高而且危，就要不忘谦虚加强道德修养；恐怕自己骄傲自满，就要想到江海所以巨大，是因为能居于百川之下；游乐忘返地打猎时，就要想到古人说的“一年三次”田猎为限度；忧虑自己松懈懒惰时，就要想到自始至终都要谨慎；怕自己耳目被堵塞、遮蔽，就要想到虚心接受下面意见；担心有谗邪的人在自己身边，就想到要自身正直，斥退邪恶的人；恩惠所施加，就要想到没有因为偏爱而给予不恰当的奖赏；惩罚所涉及，就要想到没有因为生气而滥用刑罚：总括这十思，扩大这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们，选择好的意见采纳它，那些有智慧的就会施展他们的全部才谋，勇敢的就会竭尽他们的威力，仁爱的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信的就会报效他们的忠心，文臣武将都能重用，皇上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何必劳神苦思，事事过问代替百官的职务呢？”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李世民和魏征：“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的千古美谈。

第九节：名
第九节：名

　　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故说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当。右主名。

　　笔者字面理解

　　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

　　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要遵循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按照这个道德规范去行事，就会产生众口皆碑的好名声，越是按照道德规范去做，就越会被人称赞，就会达到名副其实的境界。如此这般，即便是反对过自己的人，也会被感动。

　　故说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当。右主名。

　　所以说好名声来源于好表现，好表现来源于通情达理，通情达理来源于良好的道德修养，良好的道德修养来源于顺应事物规律，顺应规律来源于适度的分寸。这就是名。

　　笔者感悟

　　一个人有良好的修养、渊博的知识，而且为人谦虚低调的人，必然会有良好的名声。有着良好的口碑才有可能给他带来高贵的身份。这就要求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遵循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按照这个道德规范在行事，就会产生众口皆碑的好名声，越是按照道德规范去做，就越会被人称赞，就会达到名副其实的境界。如此这般，即便是反对过他的人，也会被感动。

　　好名声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他要行善积德、为民造福就是好名声的来源，只要他名副其实就可以确保长治久安。所以说好名声来源于好表现，好表现来源于为民造福，为民造福来源于良好的道德品质，良好的道德品质来源于顺应事物规律，顺应规律来源于适度的分寸。这就是“名”。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正是反映的“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托天下。”的境界。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衰落。他不但从小勤奋好学，而且胸怀远大政治抱负，以天下为已任。

　　有一次，年轻的范仲淹和朋友郊游的时候，遇到一个算命先生，据说算得很准。范仲淹问他：“你看我能不能当宰相？”算命先生觉得这个孩子口气太大，不想给他算。范仲淹连忙改口：“那你看我能不能当医生？”算命先生问他：“刚才你问能不能当宰相，现在为什么又问能不能当医生呢？”范仲淹说：“只有宰相和医生可以拯救人民。如果当不上宰相，不能最大限度的拯救人民的话，就当医生，一个一个的救死扶伤。”算命先生听后非常感动，热情鼓励他：“你有宰相爱民之志，就一定能当上宰相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皇佑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