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也应该佩服陈隆毓,可佩服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能影响对陈家的批斗,在那个冬天,陈家的人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寒冬的残酷。村里的人都被分派了任务,要像上班一样轮流去生产队的院子里值班,批斗不会时刻不停的进行,时间长了挨斗的人不累去斗的人反而累了,而且总是那些话和口号翻来覆去地说,大家都有些烦。所以很多时候并没有激烈的斗争场面,都是陈隆毓和自己的儿子儿媳在木杆底下站着进行自我反省,一天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还是要挂着重重的木牌,戴着高高的帽子,露在外面的皮肤像是手脸这些地方都冻得发木,身上尤其是后腰和小腿肚却是累得发木,陈隆毓有时候实在坚持不住,就一屁股坐在地上,立刻就会有人大声喊着:“起来起来,你以为这是让你在这儿风凉呐,还想坐着?快给我站起来。”陈隆毓是实在站不住了,陈旺宗就哀求说:“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爹他岁数大了……”
“岁数大?所以才狡猾,想让我们上当,没门儿!”看班的社员没有丝毫可以通融的意思。陈隆毓就只好晃晃悠悠地重新站起来,可没站多会儿就又扑通一声,这次不是坐下,而是跪在了地上,两个膝盖震得地都开始晃荡。陈旺宗心疼地喊了一声“爹”,看班的社员正把头凑在一起抽烟唠嗑儿,听到声音头就猛地分开全部看了过来,然后又凑到一块像是在商量什么,再分开时其中的一个就说:“跪着就跪着吧,坐着是不行的,对你们这些反动派就得施加压力,在那儿赶紧好好地想,早点儿把问题交待清楚我们也不用跟着受罪,这大冷的天儿,遇上你们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萧记者,你听他们都说的什么话?好像我们乐意似的,他们那样去站上一天试试!而且我们不是只站一天,所以后来我爷爷就不是自己走回棚子,而是要让我爸背着才能回来。每天傍黑的时候,我都会和我姐站在门口儿焦急地盼,等日头全部落到山后面,我爸就会背着我爷爷,还有我妈跟在旁边,他们三个人就从村里慢慢走过来,样子就像……就像战败了的逃兵。回到棚子里,我爷爷再也不在门口蹲着抽烟了,他蜷着腿躺在木排床上,就像一只佝偻着的虾。有一次我不小心碰到了我爷爷的腿,他就叫了一声捂着膝盖在床上滚了好几下,我爸就瞪着眼骂我不长眼,我那时根本就不知道我爷爷的关节每天都肿得像面包。那个冬天我爸的腰疼病也犯得特别频,经常要让我妈给他拔罐,就是那种土方子,你可能见过,找个竹筒或者陶罐,把它倒过来口朝下冲着火苗烧,一会儿里面空气热了你就赶紧把它倒过来扣在肉上,罐子就会紧紧地吸上去,乡下人治个腰酸腿疼啥的还挺好用,就是看着有些吓人,下罐的人手也得熟练才行。”
“那个冬天我们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记忆很遥远也很模糊,或许因为那只是个开始,后来的过程太长事情又太多,让你根本没有心思去想是怎么开始的了。”
话从陈根清嘴里说出还是那样平淡,传到我的耳朵里却是格外的震撼,这个其貌不扬的人他肚子到底还有多少故事,怎么讲到现在还只是开始?
那是我生命中非常短暂的一天,短的让我觉得日出和日落是接踵而来。那天也在我的生命中少有的漫长,长的就像用一天走过了一个世纪。当陈根清用他那低沉哀伤的语言讲述着一段段往事时,我已经完全被这些虽不精彩却环环扣人的故事所吸引住,甚至都已经忘记我究竟是为什么要来这里,更不会去想这些故事到底和陈根清所说的魂灵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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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河的水哗哗地流,流得两岸桃红柳绿,春风在不知不觉中就又回到了这块神秘的土地。山上的布谷鸟开始“咕咕”地叫,这是社员们要下地去干活的信号,翻地、施肥、下种,一个个捋起袖子挽着腿裤开始在地里跑来跑去。批斗那是农闲时候的事儿,该下地干活还得下地,全村一千多口子人不能扎上嘴不吃饭呐!不再被拉到生产队大院挨批,陈家看起来似乎可以松口气,可没过几天,陈旺宗就接到了另一项任务,马德全说生产队决定让你和其它几个人一起到县城去送一趟木头。陈旺宗开始时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到县城去?这样的好事还会轮得到他?等都弄明白了,他才知道这人呐还是得现实点儿才行,命里八两别求一斤,就是天上要掉馅饼也不会掉到你的嘴里。
说起送木头的事,还得提马革命,去年他不是去过县造纸厂一次嘛,就是那次,为了显摆他这个生产队长公子的身份,他在人家面前好一通吹嘘,临了还留了详细的名字地址。马革命回来后因为事情不划算,去送稻杆的事也就半途而止,他是吹完就忘根本没往心里去,人家却真把他当成了盘儿菜,一个电话就打到了黄羊堡村的生产队办公室。造纸厂的人说,现在厂里非常缺原料,由于现在许多村都在闹运动,原来负责供应原料的几个村都没空儿顾他们了,可城里的用纸量却越来越多,报纸宣传单还有大字报小字报每天都不知得用多少纸,县革命委员会已经给造纸厂下了命令,无论如何都必须保证纸张的供应。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就是最高指示,造纸厂可怠慢不起,但原料不足是个大问题,没原料拿什么造纸?这时他们就想起了马革命,黄羊堡不就是在山区吗,现在普通的原料根本不赶趟儿,那些又粗又壮的大树才最能解燃眉之急啊!
马革命接到电话后就说,树这里倒真有得是,就是没法给你们送呐!你们有车来拉吗?造纸厂的人说没有,拉木头那得大卡车,厂里没有。马革命就有些为难,说这怎么办,就是想帮也帮不上啊!造纸厂的人忙说,不是还有清水河吗,我看了地图,我们厂在下游,你们那儿是上游,现在正好又是春天,河水正涨的时候,你们放排过来正合适。放排?马革命张大了嘴,这可是旧社会的作法呐,由于太危险,好多年都没有人这样干了。听到马革命的口气有些犹豫,造纸厂的人就急了,说救场如救命你们就再放一次吧,厂里肯定不会亏待了你们。
马革命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当然前提是造纸厂满足了他的条件,至于条件具体是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人心里清楚了。马革命把事情告诉他爹,马德全就瞪着眼说:“放排?你不要命了?”马革命就说:“以前也不是没放过,仔细一点儿没事的。再说,又不是我去。”马德全就奇怪地看着儿子,马革命接着说:“给县造纸厂送木头是县革委会的指示,也是我们黄羊堡生产队的任务,当然是要由全村社员一起承担了。至于由谁去,当然也要由生产队研究决定了……”
马德全听着儿子一板一眼地说完,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放心了,他从儿子身上不仅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种当官的派头,而且还看到了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地方,儿子现在已经全面超过他了。在召开的生产队会议上,马德全就是完全按照儿子的意思在办,既然是上级的指示,大家还能有什么意见?不过这种危险的差事当然是自己能躲就躲,各个生产小组的组长自然也不会提名他们的亲朋好友,所以村里虽然那么多人,但在除去老人孩子还有女人之后剩下的合适人选无非也就那么几个,不是平时不听生产队指挥的刺头儿,就是老实的谁都可以拿捏的面瓜,当然,像陈旺宗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自然更是首当其冲,这不正是他为人民服务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嘛?
三月里的天还算不上暖和,春暖花开那是诗人眼里的意境,地里的庄稼人赤胳膊露腿感到的还是春寒的料峭,尤其是河水,看着呼呼冒着热气儿,沾在身上却还是刺骨的凉,这时候放排在节气上还有些早。但这是生产队安排的任务,是县革委会的命令,谁能不去?名单公布之后也没有任何可更改的余地,没上榜的在心里暗自庆幸,上了榜的只能撇着嘴骂自己倒霉,就算明知是马德全故意报复,也得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陈旺宗是非常平静的,他听到这件事情时就知道,自己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人选,无论与公与私马德全都没有理由放过他。
苗香菊悒郁着脸说,“不能不去吗?我怎么眼皮一个劲儿地跳,不是好兆头啊!”
陈旺宗就安慰说,“嗐!瞎想啥儿?我水性不差,再说现在还没到雨季,河水也不大,好走。”
陈旺宗说的没错,清水河的水流现在确实不是很急,而且他的水性也确实不差,只是自古以来凡是让水淹死的人好像还是水性好的居多。不会水的人一般都不会被淹死,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下水;水性差的人也很少被淹死,因为他们不会去戏水。
苗香菊也是这样说的,“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会水,不就不用去了?”当然这只是发发牢骚,黄羊堡的人不会水的还真不多,况且陈旺宗还当过兵。
第二天,要去放排的人都得到了特别优待,放假一天在家休息,马革命则带着村里其它的壮劳力到山上去伐木头。山上的树确实多的是,只要你有力气,想砍多少就有多少。清水河是沿着山脚绕行的,马革命就挑了紧挨着河边的一块树林,里面都是半人粗的马尾松,这样把树砍倒去掉周边的枝叶就可以直接扔到河里。早年黄羊堡的人没少放过排,只是这几十年少了,生活不那么窘迫,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冒这个险。有人先扎起几个木排放在水里,然后站在上面等着,木头扔下来后他们就拖过去一根根地扎起来。木排的扎法有好多种,用得多的是重排,就是在木头上凿洞,然后把整根的细木头穿进去,这样把许多根木头扎成一串就成了排,这种方法扎起来的排结实,适合于放远路,十天半月都没问题,但扎的时候费力费时。由于到县城并不是很远,正常情况一天就可以放到,所以马革命安排扎的是软排,用山上的树籐当绳子把木头一根根地绑起来,扎的速度自然就比较快,所以只到晚上河上就漂起了数不清的木排,拴成了长长的一队,一眼都看不到头儿。
排扎好后,剩下的事儿就是放排人的,第三天一早,负责放排的人就收拾整齐到了河边,也不用准备什么东西,拿几个干粮在路上吃就行。以前在清水河上放过排的老人说,这一路到县城只有三四个险隘,过的时候需要费点儿力气,其它地方就都非常平缓,你坐在排上顺着水往下漂就行了。说是这样说,摊到身上的人还是紧张不已,苗香菊一直都站在河边,目送着陈旺宗上排后还没有离开,她的心始终在紧紧地揪着,那种感觉就像丈夫是要去战场。
放排的人手里拿好长长的竹竿,马革命一声令下,岸上的社员就一起动手,一片刀光闪过之后,系排索就都被砍断,顺着水流木排整齐地开始往下漂去。最头前的排是最重要的,就像是船上的舵,掌握着方向,需要力气大有经验的人在上面,大伙就一起推荐陈旺宗,这倒不是觉得他能胜任,而是觉得站在最前面的人肯定最危险,没有人愿去自然只能陈旺宗去。陈旺宗并没有想这么多,让他去他就去,他觉得这就是划木筏子,站哪儿都无所谓。其它的人就四散分在其它一些排上,浩浩荡荡的排群像是一列水上火车,又像是一条巨大的水蛇,在河面上弯弯曲曲地滑行。水流平稳的时候确实不需要做什么事,就像老排工所说的那样,你可以坐着,甚至还可以躺着,能从容不迫地看着两岸的光景,得意的时候还可以吼上几句山歌,惹得岸上的人不时地也叫喊着迎合。那一刻,放排人的心里没有恐惧只有自豪,就像他们是正在接受国家领导人检阅的仪仗队。
陈旺宗是少言寡语的人,他的热情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全部泯灭,听到别人的欢歌笑语,他只是自嘲地笑笑,还有一份童心却已经找不到童趣。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想过危险,这么平稳的河流又哪里会有危险,这趟活儿简直就像是在给他们放假,是让他们出来游山玩水的。陈旺宗也根本不会想到,这时他的生命已经开始进入倒数计时。
苗香菊一直都觉得心里有些发堵,干活儿的时候也有些魂不守舍,不时地会有人说她,“你的种子都撒外面了”,或者“看不到你的地畦子打歪了”,她这才会慌乱地缓过神儿来。苗香菊的心神不宁一直持续到陈旺宗走后的第二天,傍黑的时候,有人突然喊了一声:“看!那不是放排的人吗?他们回来了!”苗香菊就赶紧从地里直起腰,跷着脚往远处看,确实有一群人从乡上的方向走过来。放排的人把木头送到后,肯定是要从县里坐车回来,到了乡上下了车也只能再走回村里。苗香菊巴望着眼瞅,走过来的人一个个地从眼里闪过,可却一直都没有看到属于陈旺宗的那张脸。
放排的人已经到了地头上,马革命早就在那儿等着,问:“都送到了?”就有人说:“送到了,这是人家打的收条。”马革命把收条接过去,放在衣服胸前的口袋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剩下的就是哪天他到造纸厂去兑现谈好的条件了。放排人完好无损地回来,家家户户都喜笑颜开,只有苗香菊一个人笑不起来,她还在慌张地看来看去,还是没有看到陈旺宗。苗香菊急了,一把拉住周三炮的胳膊,“三炮兄弟,我们家里的呢?他怎么没回来?”
苗香菊之所以去问周三炮不问其它人,原因有两个,一是周三炮是村里有名的直肠子,说话从来不会拐弯抹角大家都信他;二是周三炮的女儿周米兰和陈根红一般大也是同学,平时两个孩子处得还特别好,所以苗香菊就直扑着他去。周三炮让苗香菊一拉胳膊,脸色就有些慌乱,其它的人听到声音也都安静下来,眼睛齐唰唰地看着他们两个人,周三炮就看了看其它几个放排人,然后鼓了鼓劲儿说:“你们家里的,他……他没了。”
没了?好端端的大活人怎么能没了?马革命这时也才发现所有的放排人都回来了,就是独独不见陈旺宗,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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