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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欲是如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按，即雨果），/ 和出几个白话的东坡……（7月22日）
梅光迪去信狠狠挖苦——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7月24日）
任叔永去信委婉中不乏严肃——
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
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7月24日）
7、8月火热的天，胡、梅、任“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炽热地切磋“诗国革命”，一正一反地笔战，终于使胡适清晰意识到，“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堡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 （《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于是他在7月26日、8月4日先后致信任叔永，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了，“吾自此以后，不再做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吾去志已决”，“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两位好友因为不理解，几乎与他分道扬镳——梅光迪学成归国后，做东南大学教授，成了顽固的复古派，更猛烈地反对白话文新文化运动——他只好单身匹马去探索了。这种探索中的寂寞孤独感萦绕着胡适，久久不散。8月23日那天，他坐在宿舍窗口吃自做的午餐，越过窗下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赫贞江（按，现通译哈得逊河），忽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剩下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地飞下去，去寻找它的同伴去了……胡适在如是无声的寂寞中迸发了诗的灵感，白话如一道闪光，引出了诗的题目：《朋友》（后改名《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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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色佳？纽约，笔战逼上梁山，呼出“文学革命”口号（3）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就是胡适的第一首“实验白话诗”。1916年，他一方面与朋友笔战探索，一方面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把白话诗这一假设作为“文学革命”命题的一个方面（小说词曲已为历史证实），进行实地试验。白话诗《朋友》，和《赠朱经农》、《中秋》是他“白话诗三首”试验之首……“我的白话诗还没有写得几首，我的诗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尝试集》。”“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胡适坦白地承认，“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 （《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所以，实验主义是胡适“诗国革命”或“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哲学基础。
《尝试集》于1920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了胡适“尝试”白话诗成功。同时这本小册子也使他誉满大江南北，被友人称白话诗的“通天教主”。这里插一段因《尝试集》“媒介”，他晤见废帝溥仪的故事。我们不作“话说”、“品评”，还是直击他的日记为准——
十一（1922年）？五？十七？（W）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
原来是溥仪主动约胡适去会面。
十一（1922年）？五？廿四？（W）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a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这是溥仪要见胡适的背景，由头便是那本时髦的《尝试集》。
十一（1922年）？五？卅？（T）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搨本。（论画诗，五仿）。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这就是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英文学系主任31岁的胡适和末代皇帝、被辛亥革命废黜的宣统见面的故事。此事曾一度引起舆论抨击热点，胡适因之写过一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刊登在《努力周报》上（1922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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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色佳？纽约，笔战逼上梁山，呼出“文学革命”口号（4）
回过头来，再述胡适的“文学革命”进程。1916年10月，他终于走出美东中国留学生（胡、任、梅等）笔战的圈子，投书祖国北京《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由于出版家绩溪人汪孟邹的搭桥，这两位时代名人、安徽籍老乡始得结交，书信往来）。这封“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信，立刻被刊登在《新青年》二卷二号（10月1日）上，胡适遇上文学革命的同志了，遇上“老革命党陈独秀先生”（胡适语）了！紧接着，10月5日，接陈独秀来信，要他“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是胡适辉煌的一年。他“早起开门，送出病魔，迎入新年。你来得真好！”（胡适1917年1月2日词《沁园春？新年》）大洋彼岸，遥远又遥远，古老再古老的祖国，北京，陈独秀的《新青年》2卷5号上，胡适的立身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
有名的白话“八不主义”就见诸该文：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刍议》最后十分温和、十分谦虚地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这篇论文还刊登在胡适任总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
胡适鉴于笔战的教训，小心谨慎起来，不敢正面提“文学革命”，而改用“文学改良”的称法。但是陈独秀不然。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改良“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这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论文，是跟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观点，紧随发表在下一期《新青年》2卷6号上。陈独秀旗帜鲜明地直白——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打出“文学革命”大旗后，“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已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语）。退路没有了，必得背水一战！胡适被逼上梁山。他感慨地说：“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完充满（笔战）硝烟，也最有成效的1916年和1917年新春。还有，他和异国女友、中国留学生才女的感情春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荒废自己的博士学业，1916年8月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至翌年4月底，历时9个月完成，中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当然论文是用英文写的，英文题《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 in Ancient China》，约9万字。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最后考试。5月27日的日记中追记道——
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主试者有六人：
Professor John Dewey
Professor D，S，Miller
Professor W，P，Montague
Professor W，T，Bush
Professor Ferderich Hirth
Dr，W，F，Cooley
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
吾之“初试”（按：即获得博士候选资格考试）在前年（按：应是1916年）十一月，凡笔试之六时（二日），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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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色佳？纽约，笔战逼上梁山，呼出“文学革命”口号（5）
杜威教授参加了主试，但6位哥大资深教授主试官中，只有汉学教授夏德先生懂汉文（胡适副修夏德汉学“丁龙讲座”，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国典籍的深邃，汉学上或许到不了胡适这位博士生论文的水平。但根据美国博士学位制度，博士论文答辩之后，须按主试官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尚须交100册副本备档，手续齐全后，才可以参加博士衔授予仪式。胡适当年没有时间等着戴博士帽，因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就相中了这位尚没谋面的“千里马”了。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率直陈之。
陈独秀这封信，是他1916年1月13日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立刻代表蔡元培校长写去给胡适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1月1日。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坦率，既便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这两位“神交颇契”的朋友，也是灵犀相通了。
胡适欣然接受。5月22日考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仅一周，29日向恩师杜威辞行。6月9日离纽约，到绮色佳他的女友韦莲司家告别，留居5日（“见待如家人骨肉，犹难为别”）。然后取道尼亚加拉大瀑布、水牛城，过境加拿大（6月15日），自圣保罗乘火车（6月17日）西行洛机山一路读书，6月20日到达太平洋港口城市文苦瓦（温哥华）。21日登上“日本皇后号”轮船，坐二等舱，横渡太平洋。途中遇到列夫？托尔斯泰之子伊惹？托尔斯泰公爵，与60多位亡命归国的俄罗斯社会党人，听其演说。7月5日到达日本横滨港。适国内张勋拥宣统复辟，胡适认为“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因船期短，胡适没有去游东京，继续航行，7月7日，船到神户，行日本内海。8日到长崎。7月10日，“日本皇后号”轮顺利抵达中国上海——
二哥、节公、聪侄、汪孟邹、章洛声，皆在码头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须发皆已花白，境遇之易老人也！聪侄十一年不见，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长。节公亦老态苍然，行步艰难……（《胡适日记？归国记》）
归心似箭。胡适在上海略作逗留，就转道芜湖，直奔绩溪上庄老家。母亲自接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