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当时与同乡高一涵合租。院子不大，进门有门房（供男佣住），中间为居室，两侧为厢房、客室、储藏室用，居室旁为耳房（供女佣住），厨房较小，厕所更狭。胡适在这里住了10个月，结婚后要把妻子接来，感到这里房间远不够用，就另觅他处。
——钟鼓寺14号（解放初称钟鼓寺胡同，后改称钟鼓胡同）。胡适1918年3月租下这座有9间正房总共17个房间的四合院。租之前给上庄母亲写信谈起，“出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约有十七间，价钱太贵了……一处有房十间，都还新……明天再去问问看”。租下后给在上庄家中的江冬秀写信，告诉她新址，与江村在京闻人江朝宗公馆仅隔一巷，月租20银元，并付了定金，等待她的到来。钟鼓寺胡同为明清时多位皇宫勤杂人员所住，这里四合院虽然较大，但就层次来说，仍属普通。
——陟山门街6号。在景山大街，原系官僚政客的公馆，胡适向林觉民盘租居住，连室内的沙发等也一并顶了下来。房间宽敞，院子很大，有长廊，厨房里还有机井。
——米粮库4号。1930年6月，胡适由上海（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回京，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后，就搬这里居住。这是一幢小洋楼，房间比陟山门6号更宽大、更多，便于他接待众多朋友。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挚友一度住在这里。该楼设施完善，有车库、锅炉间（供暖）、卫生间、浴室。院中绿树成荫。
——东厂胡同1号。1946年9月，胡适由美返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搬入坐落在王府井大街北头的东厂胡同1号。这座大院落曾是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的住宅，共分四路院，每路院各有四进套院。抗战胜利后，该宅被划作北大文科研究所，胡适住的是黎氏居家院落的中间一座四合院。这座院子也是很大的，东院是个花园，内有亭台。正中是大门，进门后有三进房：头进是客厅、客房；二进为胡适家居所在，还有办公室和书房；三进是胡适藏书房，共有3间，满是书架。西院是厨房、佣人住处和车库。现在胡居已被拆除，原址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单位。原先胡适的那个四合院，可谓文人集萃之地，先后住过的有傅斯年、范文澜、吕叔湘、罗常培、季羡林等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郭沫若、梁思成也在那办过公。
抗日战争开始后，胡适1937年9月奉命赴欧美，开展“国民外交”活动，1938年起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江冬秀为避战祸，则迁居到上海。先住在侄女婿程治平家法租界天主堂街（现四川南路）50号，后租住麦琪路（现乌鲁木齐路）三德坊。后来小儿子胡思杜去美国读书了，一度为节省用费，曾与她儿子的一位同学高少爷同租住在姚主教路一套一室一厅的西式小公寓房，后因不习惯这位东北公子哥儿的浪漫生活，复搬回到侄女夫婿程冶平、胡惠平天主堂街家住。
1949年4月，胡适离走中国大陆去美国，江冬秀一度渡海峡居台北（暂住胡适学生兼同事傅斯年家福州街20号。傅斯年时任台湾大学校长），一度去泰国曼谷，与长子媳住在一起。1950年6月，飞美国纽约，与丈夫一起住81街104号5楼H号公寓，这里是胡适当年大使卸任留纽约做学术研究工作时的住所。夫妻终于在一起，过海外寂寞、清苦的流寓生活。
1958年4月，胡适回到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1月，迁入南港研究院内为他专门建造的新居，即“胡适南港故居”。这是一幢不大的平房建筑的小洋房，拥有卧室两间（胡适夫妇各一）、书房一间、客房一间、客厅兼餐厅一间，设备简约，符合胡适平淡的生活作风，但室内阳光照射不足，颇为阴暗。这是胡适夫妇生活最后一个港湾。现在连同胡适公园、胡适墓地等已辟为台北“胡适纪念公园”。
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2）
45年夫妻生活在动荡的岁月里，诚然是一个漫长的但也是一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人性磨合过程。
“见面礼”便是对“西湖烟霞洞事件”的反击。结婚泯没不了胡适的本性。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名将，年方而立，风度翩翩，是一颗多情的种子。1923年，胡适与在杭州师范读书的同乡、当年婚礼上的伴娘曹诚英（时21岁），在西湖烟霞洞演出了一出荡气回肠的恋情活剧，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地被激情左右了的新月诗人徐志摩（保密神经松弛了）在北京讲出去了（实在熬不住了）。跟在胡适身边的侄儿思聪也一不小心露了口，这时的主妇江冬秀已经老练了，得知这个“飞来横祸”，她不嚎啕大哭，也不作河东狮吼，只见她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搂住只有二岁的小儿子思杜（1921年生），一手拖住大儿子祖望（1918年生），顷间将刀勒向自己的脖子，对胡适声泪俱下叫道：“你好！你好！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和我离婚！好！好！我先杀掉你两个儿子！再杀我自己！我们娘儿仨都死在你面前……”这可怖凌厉的场面把胡适镇住了，既不敢开口提半个“离”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开来往，安安心心地与冬秀琴瑟相调过日子下去。即使有时江冬秀发脾气，嗓门响了，要面子的胡适躲进卫生间，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搁口杯，将声音弄得很响，以作“掩耳”。
其实胡适的脾气是最好不过的，除了从母亲那继承来的“忍耐”之外，还大肚量地为他人着想，何况是自己的太太，“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结婚前1917年元旦，他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写《病中得冬秀书》一诗中就付出这样的诺言，所以婚后即使太太或发虎威、或作狮吼，他都忍受得了，而且衍生他的家庭哲学“三从四德（得）”。
——“三从”者，一谓“太太出门要跟从”；二谓“太太命令要服从”；三谓“太太说错了要盲从”。
——“四得”者，一曰“太太化妆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记得”；三曰“太太打骂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钱要舍得”。
这都是他亲口讲的“笑谈”。所以胡适的怕老婆并非猥琐、可怜，而是富有情味、颇有乐趣的。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付诸行动——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自己说过，在他赴美做大使任上，有位记者来采写了他，说他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火花），二是收藏荣誉学位（名誉博士），云云，其实“我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个很有用，的确可以说是我极丰富的收藏”。在收藏中，胡适还悟出了一点道理，准确与否？且听——
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或者还不会错吧？（《胡适之谈笑风生》）
在这个（怕老婆的故事）收集，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者极权的国家。（《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胡适收藏“怕老婆的故事”同时，还收藏“PTT”（“怕太太”）铜币。此举缘起一位朋友从巴黎寄给他十几枚法国钱币，币面铭有“PTT”字样，胡适一下联想起它的谐音“怕太太”，于是就发起成立“PTT”协会，会员证章就是这枚“PTT”钱币。胡适晚年还在热衷此事。1961年他的朋友李先生在巴黎收集到了十几枚“PTT”币，托叶先生带给在台北的胡适。胡适同时买了6、7本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belphogor》，连同“PTT”币交董显光转给华盛顿“PTT”俱乐部会长。他给他的秘书胡颂平还讲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怕老婆的故事。
江冬秀真是那么个“悍妇”吗？否，否，否也。笔者朋友程法德先生是留在大陆亲近胡适夫妇的唯一上庄胡家人，他眼中的“冬秀外婆”是，（抗战之初）“还不到五十岁年纪，五短身材，体型发福，讲话一口京腔”，“穿着朴素，日常多是穿一袭合体的阳丹士林布旗袍，逢过年和喜庆的日子才换上素色的绸缎长袍，再是发髻上多戴一枝大红的绸花。她看上去总是很整洁，脸上常常带慈祥的笑容，又很讲究礼貌，雍容大方，有点贵妇人的气派”。旁人都爱议论的，是江冬秀那双小脚。她很听胡适的话，订婚后，胡适从美国来信，要她“放成天足”，胡适之妇，不当畏旁人之言也”。冬秀的确按未婚夫的要求放足了，但没有“复天”，程先生眼中，“她的小脚只是肥了一点”，“当我搀扶她上下电车时，我很纳闷为何她的小脚上总是著一双有后跟底的很小号的皮鞋——穿那种皮鞋，鞋头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脚。在那（20世纪）30年代，缠小脚的老太太还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绣花鞋。我有一次劝她去买绣花的小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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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3）
“我穿惯了皮鞋”。她微笑地说。我想，只有穿皮鞋才是她衣著上仅有的一点时髦。这是江冬秀这位大教授夫人的从头到脚的加饰。
手上呢？程先生回忆说，“冬秀外婆除了常年手上戴一只赤金的桶箍戒指外，别无珠宝首饰，这在当年上流社会夫人中很少见的。”
对于江冬秀的节俭，程先生顺带向笔者讲了一件事：上海“孤岛”时期，他的胞兄法善结婚，要向女家下金饰聘礼。冬秀外婆知道后，欲为程家节省点钱，就巍颤颤地到古拔路竹垚生（胡适好友、银行家）家里，打开代存的一只老式木质“百宝箱”，取出一付沉甸甸宽厚的刻花金镯，足有4、5两重——“这是婆婆留给我的，现在就送给法善充作聘礼吧。”那知这付金镯子是银质包金的，样式又太老旧，被女家退了回来。
1939年冬，江冬秀在上海过她的50岁生日。胡适早些日子从美国寄来慰问信、捎来了礼物——一只圆形的金质挂件，里面嵌了蝴蝶标本。睹物生情，“没料到冬秀外婆对着我母亲抽泣起来。我母亲也陪着垂泪哩。”程法德先生说：“冬秀外婆就是这样一位不尚奢华，通情达理，又会自我消遣（主要是叉麻将），有时说话风趣而内心富有感情的女人。”
“外界对冬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主要是胡适这对夫妻文化差距太大，同时又不了解她。我们胡适的近亲、后人都一致认为，江冬秀实在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妇女，为人和蔼可亲。我们中没有人认为胡适的家庭是不美满的。”程法德先生补充说。
首先是对丈夫刻意但有时超过额度的爱护。她对胡适的休息管得很牢。“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尚未同衾，胡适还在美国留学时，已经这样表示了。结婚后第三年，1920年12月17日，这一天恰逢阴历十一月初八日，巧合胡适生日（阳历）与江冬秀生日（阴历）相重。多难逢的“双生日”！于是胡适写诗《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她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她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她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她撕了。
双生日——写诗祝贺——喊哼——抢的快——免遭殃：带着麻辣的恩爱，虽然有些啼笑皆非，但胡适确是“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男人嘛。
这一思想可真贯穿了胡适家庭生活的始终。1961年10月，江冬秀自纽约返台北（1958年4月胡适是独行返台的），与胡适团聚。南港“中研院”全体同人举行“欢迎胡太太茶话会”。胡适即席说：“我是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太太来了之后，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分拘束，就少了一分自由。我的太太每个星期要到城里住一二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接着他充满美好回忆地谈了当年美国留学归国返乡，走了一天路去江村相亲，“还是看不到她”的那段趣事。最后说：“我有两句诗：‘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这就是说有了拘束。‘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可以在今天PTT俱乐部里对全体同人说的话。以后欢迎同人到我家里来玩。”
“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的具体诠释，就是胡适手指上那枚“戒酉”戒，那是在他四十岁生日时，他的太太专门定制，给他戴上去的。那一回，也恰逢北大校庆32周年，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搬到米粮库4号新宅，设宴招待同人、朋友，正好觥筹交错，不料江冬秀给他戴上了“止酉”的戒指，不免煞了风景。因为胡适患有心脏病，江冬秀苦心孤诣想出了这一招。此事见报后，在上海的忘年交张元济先生撰写一联赠胡适云：“我劝先生长看蓄贤闾，戒指从今小喝些老酒”（上联）；“你做阿哥将带了小弟，北大享个无限的遐龄”（下联）。胡适晚年住台大医院时，对他的护士徐秋皎小姐也曾说起这件事，“那时我在北平，酒吃得太厉害了。我写了‘止酒’两个字。‘止’就是停止的‘止’字，‘酒’字的水旁不写，看起来是‘止酉’两字，戴在手指上。朋友们劝我吃酒时，我把手指一抬，说：‘太太的命令！’朋友们就不劝我再吃了。”胡适此言不虚，有1931年春赴青岛，辞酒山东大学“酒八仙”（杨金甫。赵太并 、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儒、闻一多、梁实秋）为证。他扬起戴着“止酉”戒指的右手，要求免战，并说“得意尚呈金戒指，自羞感谢吾夫人”。
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4）
不过胡适是个极爱体面的人，当众如是说，会不会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