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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4）
不过胡适是个极爱体面的人，当众如是说，会不会有言不由衷之处？1960年12月17日，胡适的老同事、挚友钱思亮（原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台湾大学校长）在台北福州路自己家为胡适设寿堂开寿筵，庆祝他七十华诞。入席的有钱思亮夫妇（钱夫人在上海“孤岛”时期认江冬秀为干娘）、张祖怡夫妇（夫人江小波时江冬秀的侄女）、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夫妇、胡的生活秘书王志维夫妇，唯独没有胡太太江冬秀——大家心照不宣，胡适有口难言：小脚夫人留恋纽约她的麻将桌，怎么也不愿和胡适一起飞台北定居（直到化尽了胡适海外积蓄，才于1961年10月18日返台）。胡适并非夫人不在身边而感到“自由”，目下最现实的是没有条件在自己家里做大寿（14个月后他西去了），是什么滋味呢？于是在钱府的寿筵上他作秀地对胡颂平的太太薛妫珍说：“人家都说你对颂平服侍周到，你的菜又做得好，因此颂平在外面吃饭都不安，都要回家去吃……”接着又称赞王志维的太太张彦云贤惠，帮助自己做修补领扣等麻烦的工作。于是胡适擎起酒杯说：“颂平、志维，我代表我的太太敬你们夫妇一杯，你们对我的照顾，我的太太也很感激你们。”胡适讲的真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然而他的太太现在在干啥？兴许是耽于通宵的“围城”大战。
江冬秀的搓麻将是出了名的。她做了胡适博士太太后，除露一手烧徽州菜、指挥佣人干活外，就无限止地战“围城”，从北京搓到战时上海，战后又搓到北平，再搓到纽约，战线绵延她的大半生，战绩嘛可以说战无不胜。她的手气特别好，每次总是赢局，麻将桌上赢来的钱，几乎成了胡家不固定收入之一。江冬秀沉醉于“围城”战，忘了时间，忘了国界，忘乎其所以然，乃至1950年狼狈流寓美国纽约后，尽管因为经济窘迫，迫使自己打理生活，还是渐渐支起她的麻将桌，汇聚她的（华人）麻将友，她的“天外天”生活又热闹起来了。胡适在不是滋味的苦恼中，还是包涵了。胡适的薪俸并不太多，积蓄有限。江冬秀1961年10月告别纽约“麻将”友，终于回到台北南港，却断不了麻将之瘾，但“中研院”院区有规定，不得设牌局、打麻将，胡适不能因为自己太太的麻将破了这规矩，因而打算在市区租赁间小房子，供她作“围城”之战场，但因为手头紧促而作罢。漫长的岁月中，江冬秀也竟有搓麻将一度忘了昼夜，忘了“共赴国难”，搓得连自己身边的小儿子思杜也忘记管教的时候，在美国镇日为祖国抗日而奔走呼号的胡适大使终于忍耐不住了，就写信给留在上海“孤岛”的江冬秀，要求“我盼望你不要多打牌……我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间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脾气，我颇不放心，所以要你多在家照管儿子。”（1938年5月5日）
胡适与江冬秀就这样磨合着共同生活过来了。再看看这一家的里里外外，江冬秀起着什么作用。
白字书信传真情，专断持家真大气（1）
江冬秀素描之一：搓麻将；素描之二：写白（别）字。不写白字，不是满口熟练的京片儿，那就不是江冬秀了。这里不妨拣出这位“大名垂宇宙”无双博士太太1938年12月8日，从上海写给在美国大使任上丈夫的一封家书（白字或病句笔者在括号内作了更正）——
xing （马偏旁辛字）：
今早报上说你因身体不适，进某医院疗养，我看（了后）吓我一大跳！盼望不是大病。但是你要（是）没有几分病，不会住医院，是（使）我很不放心。盼望老天爷开眼，就（让）病好了罢。是不是牙痛病见（现）痛凶了？我只有靠天福保佑你，祝你康健。我实在不能回想（忆）了。你（以前生）一两次的病，大半我都在（你）身边多。回（否）则在国内，信电都方便，现在心想打个电报都不敢（能）。可怜到我们这个地步，做人太难过了。
不用别人捉刀，不必把自己的感情先暴露出去（她做老闺女时），担开纸，握起笔，自己来写，虽然病句、白字不乏其有，但开门见山，直白自己的感情，女性特有的爱怨五味俱下，比起那个时代套用典故，文绉绉的尺牍，不知高明多少了。怪不得胡适曾说，“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紧要话，颇使我欢喜”。就在这封慰问信中，江冬秀还老实不客气地直奔另一个主题：
你的脾气好胜，我一晚不睡觉，望你平身（心）气和，修养修养罢。你的师姐师妹要把我们全全（全家）送掉，也是前世遭击（造孽），现世出这一班宝贝。想开点罢！干（甘、安）心完了。
江冬秀丝毫没有忘记当年胡适康乃尔大学时期得“师姐”韦莲司、哥伦比亚大学时期
的“师妹”莎菲，以及精神追踪到绮色佳去学农的小“师妹”曹诚英……“这一班宝贝”。为了维护自己全家的安全，警告丈夫“安心”。接着笔调又一转，回归正题，江冬秀始终主张胡适教书做学问，反对胡适出去做官，她直白道——
你现在好比他们叫你进虎口，就要说假话，他们就爱这一套。你在大会上说老实话，你就是坏人了。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小人）加你的罪，何苦呢？
……你看了我这封信，又要怪我瞎听来的，望你不要见怪我罢。我对与（于）你，至少没有骗你过说话呀。
冬秀看官场比胡适透彻多，一针见血，喷饭喷饭。她开始反对胡适去做大使，被胡适“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的话劝住了。1940年春，传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的消息。别说江冬秀沉湎于麻将战局，她立刻感觉到又有新的官运亨通于胡适，于是又赶紧提笔去敲打——
昨天看见孙先生，他开会回来，见我头一句话替我恭喜，说你就要回来了。我莫明（名）其妙。他告诉我，命你回来做研究院长。我听了狠（很）不好过。骍，你知道我皮（脾）气处处不忌（讨厌）那一种假仁假意（义）的朋友，有点肉麻他不过。你要知道，万一有此事出来，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甚）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党官方学术机构，院长当然是蒋介石“钦定”人物，其复杂又微妙
的情况是江冬秀无法知道的。胡适直到1958年才做上“院长”。尽管如此，胡适在从政问题上，是很感谢小脚夫人的“作梗”的。他在回江冬秀的信中说：“我读你信上说：‘但愿我给你信上的一句话，你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我狠（恨）自己不能帮你助点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结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我的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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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字书信传真情，专断持家真大气（2）
江冬秀的众多“白”字中，有一个“狠”的字是很有色彩的。据说这个“狠”与现在的“很”字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是通用的，此字出典倒有个小故事。江冬秀的侄外孙程法德回忆此事时曾对笔者说，抗战开始后，冬秀外婆避战乱在上海“孤岛”，她常写信给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堂弟江泽涵，叫我到邮局去发信。我小孩子好奇，有时偷看了信，很奇怪，她都是将“很”字写成了“狠”字。有一次我熬不住问她了。她笑嘻嘻地回答我：“你看过叔公（即胡适外公）写的书吗？”后来我才知道，胡适外公著作中，有很多地方将“很”写成“狠”的。可见江冬秀在胡适的氛围中，接受新文化还是积极的。江冬秀在胡适鼓励和怂恿下，还收集了一首徽州民谣《奶头歌》，发表在1924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所主办的《歌谣周刊》上，读起来清新隽永：
衔着奶头嫡嫡亲，
口口声声爷娘亲；
丢了奶头淡淡亲，
娶了老婆黑良心。
这也许是江冬秀难得的“文字”亮点吧，否则何谓“小脚夫人亦随之”。不过，她对胡适的书架——胡适南港住宅，连餐厅靠墙两面都是书架，放满善本影印书籍、唐宋各家文集、《宋文鉴》、《唐文粹》等等，是大唱反调的，调侃道：“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的东西。”不尽然。她自己也是读些书的，她读《红楼梦》很认真，贾府里，众多丫头的名字都背得出来，对老祖宗贾母那一套封建阔绰的排场并不羡慕，而是讥诮。此外，她就是钟情金庸的武侠小说。在纽约给胡适整理撰写“口述历史”的安徽小同乡、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唐德刚教授回忆说：“ （冬秀）老太太找不到（搓麻将的）‘搭子’了，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如此，笔者窃以为调侃还应该加上半句，“适之造房子，给死人和神道、仙女、剑侠住的地方亦不少哩”。
上述这些毕竟是“有闲”、“副业”，主持胡博士的家政，才是江冬秀立身的根本。在这方面，这位小脚夫人即泼辣又大气，诚如胡适的族侄、读北大时曾住过胡适家的石原皋所评论：“家中事情都归她处理。她有魄力，有决断，颇有些才华和男子气概。”
首先是待人接物。“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流行于上世纪前50年中国的一句社会俗语，说明胡适的交游非常广泛，车夫走卒均可去拜访胡适。米粮库4号胡府名副其实地门庭若市，而这家的主妇并无一般贵妇人、阔太太的傲慢、势利眼界，总是敬客礼宾、和顺通达、笑容满面。逢到安徽乡亲找上门，这位胡师母就分外热情，待飨于她亲手制作的徽州名菜“一品锅”（绩溪人叫“吃锅”）：一只有两只耳朵的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地端上了桌，里面还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一层油豆腐，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青菜，味道极好”（梁实秋）。胡适的中国公学门生、家庭教师兼秘书罗尔纲一度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他说当家人“胡师母没有进过学校，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治家有方，待人接物，克尽情意。胡适得有一个舒适宁静的家庭环境做学问，接待亲友，都是她的力量。胡适的事业，应该说有一半是她的”。有一次他们的长子胡祖望（时年15岁）坐汽车上街（胡适有辆私家车），遇上一位蒙古王公大出殡，为丧仪长队而堵车，回到家里冲着他母亲发脾气：“妈，你死了就埋，绝不摆仪仗阻碍交通！”如此没分寸的话，令江冬秀大为生气，蹬蹬地上楼去了。罗尔纲劝慰道：“小孩子不懂事，请师母宽恕他。”他担心中午胡适回家，江冬秀告状后要起风波。胡适一向是主张“非孝”的（但他对自己的母亲非常孝顺），吃中饭时听了此事，颇不以为然，过了5分钟后说：“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尸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江冬秀听了这话，发了一个怔，顿时脸气变了，把头低了下去，但只是极短的一下子，到她抬起头来时，脸色恢复了常态，没起风波。罗尔纲在场目睹这转瞬即逝的变化，感动地联想道，“好一个强毅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克制自己，取得家庭的和睦。”胡适处处爱护、尊重江冬秀，公众场合中给足她面子；江冬秀同样尊重胡适的思想观念，关键时刻该忍让，就无条件地忍让。
白字书信传真情，专断持家真大气（3）
正因为江冬秀识大体，怪不得胡适晚年时还称赞江冬秀不迷信。他对秘书胡颂平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太太跟我结婚四十多年，我从没有影响我的太太；但她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你看我们的外交官中有两位，他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先在房内算一个金钱卦……”（《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9月4日星期一）
江冬秀不信神鬼，心地坦荡，当然也不怕盗贼。胡适家曾两次遭“梁上君子”光顾。第一次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北京大学，虽然已结婚了，还没有把江冬秀接来，因此失窃了——
（那时）很穷，跟高一涵两人合住一座院子（按，即缎库胡同8号）。南面三间是高一涵的，北面三间是我住的。这时高一涵到南方去了，我的侄子（按，即胡思聪，胡适二兄绍之的长子）住南三间；白天，侄子到北大去上课了。一个厨子出去买菜，往往开着大门，空城计，倒没有失过事。那天晚上，我的侄子睡熟了。我夜里三点才睡，因为第二天八点有课。这个贼来了，大概等我等得太久了，就在厨房洗面间里偷了一面镜子，一把茶壶，还把我从外国带回来的箱子也打开了——那时外国皮箱很软的，在上面一个横屉里有个照相机也被偷去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洗脸时看不见镜子，以为侄子拿到房间里去吧。接着发现茶壶不见了，再在前面看见箱子也打开了。在院子后面的墙外，发现茶壶里的茶叶倒在泥土里。唯一比较称值钱的，就是照相机的被窃，也不过值十块银元而已。从此次以后，我在国内没有被小偷偷过。（《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后来胡适家当大了，身价更高了，门面阔了，佣人多了，主要是江冬秀来了，里里外外被她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竟没有遭盗窃。但是1949年4月以后，在海外做了流民，胡适连最心爱的书籍也没带几本，寄寓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