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后，照样到溪滩挑石子，倒入老屋地基——亦是3次。他是战乱的幸存者。他的一家老幼全被太平军杀死了，他则被掳去做苦力，而且脸上还被刺烫了“太平天国”4个蓝字！太平军中有一位裁缝收他做弟子，把出色的缝纫技巧传给了他。这为他日后生计多添了一条路。冯金灶有了长女顺弟后，又添了一子二女。他辛劳农作，勤俭诚实，一有机会就串村做裁缝活，为人称道，力图复兴家业。这一切都在顺弟的眼中心里，除了每晨每夕和弟弟赶去溪滩，从父亲担子中捡出几块石子，捧着一起到老屋地基外，她暗暗思忖，长大后她如何减轻父亲的重担。
七月廿五，一年一度的徽州太子神会又来到了。绩溪的“太子会”，以抬着木雕的太子神像为中心，由戴着大头面具、脸饰五颜六色的“开路先锋”、“和合礼士”（二人）、“驮太子侍卫”和“执龙凤伞者”等人组成队列，一路跳着“驱神纳吉”、“乞求平安”的“破寒酸”傩舞而来。每到一村落，便有成百成群的青少年举着南瓜灯照明助威。这时锣鼓声、炮竹声、口哨声、吆喝声混刹一片，村中族长、每户当家人，对游舞而来的“太子会”祭坛焚香、跪拜。于是傩舞开始，按锣鼓击点（无丝竹乐），“开路”、“和合”、“侍卫”、“龙凤伞”5个舞者，按4个方位，大圈套小圈地转跳；跳到高潮时，抛“福寿”纸的人，将小小的红、绿、黄三色纸，抛向每户人家，驱邪降福……这样热闹的神会，从小姑娘到大姑娘，冯顺弟是每年必到的。
她14岁那年，太子神会轮到上庄做，她赶去看热闹。她的姑妈嫁在上庄，伴着她观会。她感到今年的“太子会”没有往年那样奢华、神乎，傩舞和锣鼓爆竹也没有其他村里那么张扬。她因此听到不少议论之声，有说“今年三先生在家过会，不许这，不许那，把‘太子会’弄的冷清了！”“嘿，三先生还没有到家，八都（上庄乡）的鸦片馆关门了，赌场门也不敢开了！”“有太子会的南瓜灯，却没有烟灯，这可是八都多年没有的事啊！”冯顺弟听着听着，顿时觉得“三先生”是个顶天立地、威光四射的人。
“太子会”快结束时，听说“三先生”来了，她就好奇地驻足等候。“三先生您来了。”“三先生。”声音落处，只见人们让出了条路来，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紫黑面膛，留有短须，两眼炯炯，威武锋利，踏着稳健步子而来。冯顺弟壮着胆，再仔细窥视几眼，发现“三先生”穿着在她想象之外，朴实平常，丝毫没有官气——只是穿了件苎麻布大袖短衫，下面是苎麻布大脚官裤，再下面还是麻布鞋子，远比不上财主绅士，与一般乡民无异——可他是个走南闯北的官呢。
“那个黑脸包龙图的，便是三先生。”姑妈当场和顺弟咬耳朵，告诉她，“三先生”前些年在关东最北边地方做官，他走过万里长城，还走几十日冷得冻塌鼻子的北边，冰天雪地；还到南蛮绝域，蚊子有苍蝇那么大。他不怕日晒冰雪，那张脸就是被海风吹黑了。听说“三先生”是封疆大吏手下的能将……
“三先生”和同伴走过她们跟前时，停顿了下。“三先生”瞥了冯顺弟一眼，独自下坡去了。
“三先生”就是冯顺弟未来的丈夫，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不过此时他已经是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的父亲，第二次鳏居了。
上海大东门，宦途产胡适（1）
胡铁花已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第一任夫人冯氏，1863年死于太平军战乱中。徽州是太平军清军作战胶着地带，绩溪正处大道要冲，战火纷飞，那里的老百姓罹难惨重。据说冯氏为太平军所掳，尽节身亡。她没有给胡铁花生孩子。第二任夫人曹氏倒给胡铁花生了三子三女，痛乎憾乎，在生最后一胎儿子时是难产，一对孪生兄弟嗣秬、嗣秠好不容易来到人世间，母亲却在翌年（1878年）患产褥症去了阴间！过了三年，正届不惑之年的胡铁花，把身家、续弦事抛在一边，决心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治装北上，到吉林去投奔吴大 。此去便六年不回首，只是在1886年，吴大帅调任广东巡抚时，他追随有隙，往故乡一转，在“太子会”上邂逅了14岁的冯顺弟，留下美好的印象。一眼看去，顺弟便是一个年轻、强健、纯良的姑娘。不久他又得知，冯家世代务农，忠厚本分。这样的农家女子，正符合他续弦的标准。
续弦的事终于摆上了胡铁花的生活日程。他在吴大 帐下业绩显著，被推荐到紫禁城，得到候补知府职位的缺额，就回到家乡上庄等消息。又一个三年过去了——1889年，他遣媒人去中屯村冯家求婚。这年，胡铁花已经47岁了。
媒人直截了当告诉冯顺弟的父亲，胡铁花47岁和三子三女的事实，就开口要“八字”。冯金灶当下就表示不合适，说“我们种田人家的姑娘不配做官太太，也不敢当晚娘（后母）”。媒人一鼓巧簧之舌道：“三先生是很实在的人，要的是庄稼人家的姑娘，晓得过日子，也会过日子。三先生是个好官，体恤百姓，当然更会怜惜自己的家内哩。至于当晚娘，挂个名而已呀。大儿子今年就做亲了（结婚），有家就自顾自了；至于两个双胞胎，都已十五岁，用我们徽州话说，‘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抛’，都已经在上海的学堂里啦；大姑娘早已出嫁，而且脾气极好；二姑娘从小许给了人家；三姑娘留在乡下家里。三先生是要把新娘子带到任上，一起生活的，这同诰命夫人有什么两样！”
媒人进一步说，“乡下十三四岁的姑娘已经定亲了，十七八岁姑娘，还是填房命”。可真击中冯金灶夫妇的心病。媒人继而缓兵，“今天我要回娘家去，明天来取八字吧。”
冯金灶夫妇被媒婆说得几无回旋余地，但他们总是担心女儿过去太吃亏了，而且又会被人闲话，“贪图财势，高攀官家”……但是顺弟却不是这样想的。这位大姑娘早就把父亲的辛勤劳作、担石填屋基植于心田，自恨不是男儿，有力分担兴家重负。现在可是机会来了——当填房嘛，聘金财礼肯定会多些重点，这对于重建祖屋是有帮助的；而且来日方长哩！“三先生还没有到，八都烟馆赌场都关门了！”这句话一直盘旋于她的脑海。男人要有他的威严，才是真正的男人；烟鬼、赌棍怕三先生，正说明他是个好人。“三先生是个好男人。”顺弟认定了这一点，是和父亲不谋而合的。所以当父母征求长女意见时（在封建堡垒的皖南，倒是尚开明的），她回答：“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个好人，就请你们俩做主吧。”
“至于嘛，男人家47岁也不能称是年纪大……”末了她竟然添了这么一句。
说亲的尾声是戏剧性的对八字。顺弟的母亲是骨子里不希望女儿嫁过去的，所以第二天媒人回来讨八字时，她让村里蒙馆先生写下她故意错报的生日和诞辰。也可谓无巧不成书，测字先生排铁花和顺弟八字时，一下子发现顺弟的有误，当即从抽斗里取出一张三年前的红纸，是当年到上庄观“太子会”时，顺弟由姑妈带来算命时留下的庚帖，那才是“真家伙”哩。先生狡黠一笑，神乎其神地推算了一会后，突然拍案说道：“天假良缘，八字完全对拢！你这媒人告诉三先生，让他开礼单。你也代我向金灶家道喜啦！”
金灶的犹豫彻底消除了，金灶妻只好吞下了自己的聪明误，暗自称奇。算命先生的玉成，在他们看来是前世的命定，于是这场婚姻很快顺利地进行了下去。在胡铁花的日记中，言简意赅地留下了“续弦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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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东门，宦途产胡适（2）
（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二月）十六日，（从上海）行五十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十三日，十四日，宴客……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初七日，由中屯归
五月初九日，起程赴沪，行五十五里，宿旌之新桥……
从订婚到结婚，再返任，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其中婚礼的一切程序都经过了，可见胡铁花的明媒正娶是完整而隆重的，对妻子是珍爱而怜惜的。他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官员，新婚之后，就带了爱妻返回江苏知府候补任上。当然，岳父那座梦想中的宅屋，他出资帮他建成了。
1891年，胡铁花双喜临门：他的“候补”有了着落，被任命为凇沪厘卡总巡。这是一份官场肥缺，做官做在上海；这年辞岁时，他的小儿子胡适在上海大东门一家胡家合伙经营的“瑞馨泰”茶叶店里出生了——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胡适排行第四，名嗣 ，行名洪骍，字适之，胡适的名字是他在上海读书时取的，以后成了行名。18岁的妈妈冯顺弟迎来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但是好景只有三个月，1892年2月，丈夫奉调往台湾，只带了师爷胡宣铎（他的恩人族兄胡宝锋胞弟）、书童胡郎山、裁缝胡锦泉，轻从渡海而去。行前，胡铁花为少妻、稚子作了安置，将他们带到了川沙城厢市中街自己家经营的“胡万和”茶叶庄。万和又被称“老万和”，因为早在清嘉庆年间，胡适的高祖已在川沙开创“万和”，茶叶制作兼销售，日渐发达，在上海和汉口开了分店。当年，川沙是个滨海盐村，嘉庆十五年（1810年）始设抚民厅，直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才改厅为县治。因此川沙民谚有云，“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这时的“胡万和”有大三开间店面和里间，楼屋也较宽敞，只是为制茶工场和工人宿舍所用，不便内眷居住。
于是他去距“胡万和”不远的南市街，川沙有名的“内史第”府第，租下前进厅屋侧临街的一间厢房，将妻儿安置下来。
“内史第”是清咸丰举人、内阁中书沈树镛所建的府第，当年院落深重，规模宏大，有三进二院两厢，六、七十个房间。著名民主人士、新中国第一代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诞生是府的内院楼上东厢朝南的第一间房内，并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从事民主运动和社会教育事业间歇，也常去老家歇住。他的老祖母沈氏和外祖母沈氏，恰是沈树镛的一对胞姐妹，“内史第”便成了黄家住屋。孙中山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也诞生在这座大院落里，并和她的姐弟度过童年、少年时代。宋先生的母亲倪桂珍（1868——1931）是川沙人，1887年与海南文昌人传教士宋耀如结婚，1890年由上海搬迁回川沙城厢居住，就租用了“内史第”的前进厅屋沿街的西南侧的厢房、楼房，住了13年。此外，据传黄炎培的长子黄竟武烈士、著名音乐家黄自、会计学家黄组方也皆先后诞生于这个大院。世事沧桑，一度显赫的川沙“内史第”府院，现在只余第三进院落了（现浦东川沙镇兰芬堂14弄1号），砖雕门楼上挂着的陈云手书的“黄炎培故居”匾额，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被精心保留下来了。殊不知此地曾经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三位名人曾留有深深痕印的故居。
笔者1994年10月实地踏看浦东“内史第”，瞻仰“黄炎培故居”时，看到黄先生亲书的一幅书轴：“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恰是这位先贤高风亮节的一生写照。笔者也从当地文史界人士那里听到，“内史第”大院（20世纪）50年代还保存着，用作于当地公安部队的一家营房。宋庆龄先生曾对保姆李燕娥讲过的“一口住户们洗衣打水的井”也还存在；宋家旧居的沿街房屋，则成了一家糖果杂货店。然而一切景象，竟在1986年这个城厢古镇大拆迁中消失了——“内史第”众多旧厅空屋，包括宋氏故居、胡适故居……在滚滚尘土和劳力呐喊中不复存在了。痛哉，历史是不能再造的！不过胡适和他的母亲在“内史第”只住了一年略多几天，1893年2月26日，胡铁花派人来接母子俩去台湾，护行的有他的四弟介如和孪生二子（均已17岁了）。胡适曾说过，“我幼时在川沙住过一年，没有印象，但以后听母亲说，川沙是个鱼米之乡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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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东门，宦途产胡适（3）
笔者好友程法德先生是胡适的侄外孙，20世纪40年代末在北平读辅仁大学时曾与胡适相处甚密。他告诉笔者，胡适成年后专门去过川沙有两次。一次是1917年7月，胡适自美国留学回国，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做了北京大学教授，暑假返故乡绩溪拜望母亲（也同时去旌德江村探望订婚12年的未婚妻江冬秀）途中，经过上海，专门去了川沙一次，到“老万和”店楼上，取走了先父遗留的手稿，计有年谱、日记、奏稿、诗文等，至于其他的遗物如官服、官帽、朝珠、信函等仍留在房内。另一次是1934年2月8日，胡适自北平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住沧州饭店。乘隙，在程治平的陪同下，乘小火车到川沙，去看了“内史第”婴儿时代的故居，又到“胡万和”茶叶庄休憩，吃了中饭，才返回上海。胡适对此行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致在大陆最后几年里，常对程法德说，“暑假里你回上海了没有？有没有去过川沙？有没有看过‘老万和’（那时该店由胡适侄婿、程法德父程治平经营）？我告诉你，这样的走法最便捷：你在上海可以乘小火车到川沙北门下车，穿过乔家弄，出去就是市中街，一脚踏进我们的‘老万和’啦！”
偌大的“内史第”被拆得只剩下第三进院落“黄炎培故居”，至于“胡万和”呢，还好。自（20世纪）50年代中公私合营后该店历经沿革，以后就成了劳保商品专卖店，是“铁饭碗”，而且换了“公”字的招牌，店面虽经几番改造，但院落与进深依旧，不知不觉地较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上庄主家政，宽厚加忍耐（1）
胡铁花奉调进台后，初任全台营务处总巡，继管台南盐务总局。公务稳定后，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