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者这样描写那排队的场面：“加油站前，长龙一般的队伍，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场的每一个美国公民望穿秋水，心急如焚，只为了获得一个机会，一个加油的机会。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终于轮到Jack了，可惜等到的却是一个售油完毕的牌子。他无奈地摇摇头，眼神中充满了失望。他知道，今天是没有机会再加到油了。”
那时，能不能加上汽油，成为无数美国人的心病。“请允许我发动我的汽车”是报纸的头条标题。看来，很多人希望能购买到那种名为“随到随买”的服务，但政府阻止他们进行这种交易。
限价令宣布前，市场中既有自助式的加油站——油价较便宜，也有提供全套服务的加油站——自然油价较贵。既有只在白天营业的加油站，也有全天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限价令一出，自助式加油站纷纷消失。他们的价格本已很低，现在既然不能提价，自然坚持不住。而提供全套服务的加油站虽然也不能改变价格，但他们可以取消所有服务，以降低成本。同样，那些原来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很快就只在白天营业了。任何削减服务的手段都等于抬高了事实价格。政府可以控制名义价格，但绝不可能同时控制所有相关的因素。而所有那些政府无法控制的因素，都一定会被老板用来去提高事实上的汽油价格，一直达到市场出清价格为止。
虽然一些有价值的服务消失了，但同时另一些服务却大幅增加了。比如加油站可以把润滑油和汽油搭配在一起销售。那些愿意在加油时一起添加高价润滑油的车主可以不必排队。汽油遵守政府定价，润滑油则大幅涨价，涨价的幅度一般是恰好可以弥补汽油限价造成的亏空。对此，经济学家巴泽尔讽刺地说道：“汽车在这一时期得到的润滑保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当然，车主们都知道，周到细致保养汽车的办法并不是仅有频繁更换润滑油这一种办法，多*修也是一个好办法。结果，限价令之下，汽车好像更容易出故障了。汽车被更经常地送去维修。其实并不是因为限价令造成了更多的事故和故障，而是因为每次维修以后，维修站都会把油箱加满。当然，这部分油价是计入维修费一起结算的，而政府并没有规定维修费不能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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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怪现象也层出不穷。比如，大油箱越来越多——加到油的机会难得，每一次都要尽量利用；而高级汽油越来越少——又不能提价，炼油厂费那个劲干什么。
也许牛肉面店主可以在这里得到启示。涨价的办法其实很多。比如，虽然牛肉面不可以涨价，但可以搭配销售高价凉拌菜。或者提供上门送货的服务，同时收取送货费。与这些积极手段相比，偷工减料的办法未免就有些消极了。我尤其劝那些已经享有市场声誉的牛肉面馆，要优先考虑积极的应对手段，而尽量不要使用影响声誉的消极手段。不值得为限价令这种注定不能持久的玩意儿赔上自己来之不易的市场声誉。况且，积极手段是那么多。
那些主张限价令的人没有意识到，不仅是汽油，任何商品或者服务都是多属性的。消费者看起来只是购买了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其实，他购买的必定是围绕这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属性集合。同样一瓶啤酒，在街边的小店购买只要两三块钱，而在高级夜总会可能就会贵上几十上百倍。原因就在于后者包含了许多其他属性。因此，限价令注定是自欺欺人的。欺人在于，限价令造成了虚假的价格信号，搅乱了市场自发调节的过程。供应和需求都得不到准确的信息，不知道是应该增加还是减少，更不知道增加和减少的数量。而自欺在于，颁布限价令的官员自以为控制了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可实际上他们所控制的仅仅是名义价格罢了。他们怎么可能去控制那数量和搭配种类上可能都是无穷多的属性集合呢？
欺人的结果是阻碍了市场扩大供给和减少需求的过程，使得供应紧张的局面长期存在。而自欺的结果则是造成了各种扭曲和资源浪费。消费者本来需要的服务不复存在，而消费者不那么需要的东西却在市场上盛行。大家的状况都变得更糟。
虽然后来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但石油危机后的整个1970年代，美国都在实行石油和汽油的价格限制。当然，同时还有一大堆其他形形色色的控制经济的法律、政策。那就是一个政府到处插手的年代。
1981年1月20日，新任总统里根的就职典礼在华盛顿举行。在仪式上，里根做了就职演讲，表明他要以解除对经济的种种管制为己任。
就职典礼结束之后，里根和其他贵宾前往国会大厦共赴午宴。在去宴会的途中，里根走进总统办公室，签署了一项法令：关于解除对石油和汽油价格控制的法令。那是他作为总统行使职权的第一件事。
面对政府管制，怎样化腐朽为神奇
一些中国商人，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面对层出不穷的政府管制，他们从不公开对抗，他们能用种种外柔内刚的手段，把这些政府管制化解于无形，为企业发展争取到足够的空间。但必须认识到，企业家的这种能力虽然令人叹为观止，但总归是有限的。如果政府管制无止境地增加，总有一天，企业家的活力会被彻底压制和扼杀。
1984年，在浙江某乡镇，一家电子元件厂成立了。这是一家乡镇企业。二十多年以后，这个当年小小的乡镇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上市股份公司，总资产超过20亿元，拥有员工超过3000人，是中国电子行业百强企业之一。
从时间上来看，这家公司的发展可以说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今天，这家公司基本已经可以像一家正常商业公司那样经营管理了，但是，能够到达这一步并不简单。看似正常普通的状态实际上是在克服了很多政府管制以后才获得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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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本身正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正常的市场中，并无所谓乡镇企业、城市企业、农村企业等等的区分。企业就是企业。一帮人聚在一起，组成一个意在盈利的组织，履行一些法定登记手续，这就是一个企业。中国的乡镇企业实际上是指那些身份为农民的人在大中城市以外所创办的企业。这种特征当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意义，仅仅是某些特定法律法规，比如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的产物。
根据成立注册时的登记资料，浙江这家电子元件厂的主办者是当地镇政府下辖的一家工业公司。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不能根据这种纸面上的信息来判断企业真正的所有者。在那个时代，私营企业还属于违禁之物，许多实际上是私人创办的企业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名义上的主办者，并把自己的企业定性为集体企业。
这家电子元件厂也不例外。虽然它完全由私人创办，但不得不以集体企业的面目出现。注册资金80多万元，来自于企业创办者从银行借来的贷款，镇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投资，但镇政府拥有这家企业的所有权。当然，创办企业的那个人拥有经营权。
这种集体企业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93年。这期间，这家企业实际上处于所有权不清楚的状态。但是，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权利分配又是另一回事。由于企业创办者在企业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关键作用，他的法律身份虽然仅仅是一个经理，但他实际上和企业所有者没有什么区别，他也正像真正的老板那样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法律上的所有人——镇政府——实际上不可能干涉企业的内部事务。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企业在这期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到了1993年，国内出现了一些新形势。这时，浙江等地的私营经济已经渐成气候，在当地的经济总量中占了重要的比例，有的地区甚至超过了90％。虽然这些私营经济打着各种各样的掩盖性的名义，但他们毕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有经济。于是，出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麻烦。一些地方政府因此承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为了摆脱政治压力，大家纷纷去找解决的办法。有人翻宪法，发现合作经济也是公有经济的一种。好，应对办法有了，那就是把事实上的私营经济称为股份制合作经济，并将其划入公有经济的范围。这就为私营经济找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保护伞，这方面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这个方法看来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于是，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从浙江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开始，股份制合作企业很快在全国得到了推广。那些原来戴着集体经济“帽子”的私营企业也纷纷借机“摘帽”。真正创办、经营企业的人开始从法律意义上掌握企业的所有权了。
虽然有了改变的机会，但是，政府在企业所有制方面的管制并没有全部消失，企业家想要一下子得到企业所有权还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解决办法就是在“合作”这个概念上做文章。电子元件厂首先改名为有限公司，然后划分了股权。按照划分方案，原来拥有100％所有权的镇政府拥有36％的股权，另外重要的一块是所谓“职工集体股”，占50％的股份。企业经理人则以职工个人股的方式直接拥有了一部分股权，这部分股权的比例并不大。这几部分股份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合作”。
当代中国（10）
这其中耐人寻味的是“职工集体股”。看起来，这部分股权是属于所有企业职工的，但企业管理者却并不把这部分股权进一步直接分配到职工个人手中，而是维持“集体”的状态。不难看出，这是企业经营者的故意安排。他们并不认为这部分股权应该全部分给职工。实际上，他们认为这是属于他们的股权，但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安全，他们在当时不能直接占有这部分股权，于是，他们就采用“职工集体股”的形式把这部分股权预留下来，以后再说。
于是，原本可能削弱企业所有者产权的股份合作制改造，却帮助企业家落实了相当部分的所有权。政府管制的腐朽被化为了企业机制健全的神奇。
1994年，公司法开始实施。公司法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法律，表明政府已经开始采用世界通行的市场经济做法来管理公司这种重要的经济组织。这种法律的变化表明，意识形态方面，政府对私营公司已经不是那么敏感了。股份公司的管理者抓住了这次机会，进一步扩发了自己对公司的所有权。
根据公司法的要求，股份公司进行了新的登记。这时，对于浙江这家股份公司来说，法律上真正属于企业家的股份并不多。如果操作不当，在进行新的登记手续时，当时的股权分配被固定下来，企业家就会失去大部分的企业所有权。这时，建立股份合作企业时被预先留存的职工集体股就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重新登记的过程中，股权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职工集体股被取消了，这50％的股份被直接分配到了管理者和员工个人手中，当然，管理者得到了大部分，员工得到了其余的部分。镇政府的股权比例进一步降低。
在进行这个股权变动以前，企业有为数不少的资本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这部分资产在股权分配时没有动用。在股权分配完成以后，这些资产被转增为股本。占有较多股份的企业管理者自然在这个转增中得到更多。于是，企业管理者的股权比重进一步增加了。随后在1997年，又进行了股份调整。通过一系列操作，镇政府的股权比重再一次下降，降到了，企业创办者超过了镇政府，成为了企业的第一大股东。
对股份公司进行新的登记，进行所谓的规范化管理，这其实也是一种政府管制。现实中，这种频繁进行的登记制度已经成为对企业发展的一种干扰。但是，在浙江这家企业那里，这次登记反倒成为他们健全企业机制的一个机会。企业家的股权进一步增加了，并前所未有地成为了企业真正的大股东。
到了1998年，这家企业的股权结构基本上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其中，企业创办者及其家族成员一共拥有企业股权的44％，企业管理者以外的员工股份，原本属于员工个人，但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人数不得超过50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在当地劳动局注册成立了一家职工劳动保障基金会，员工股份转到了这家基金会。后来，这个基金会转变为员工持股会。
在这家企业开始谋求公开上市、发行股票时，员工持股会成为一个合法性障碍，因为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禁止上市公司发行内部职工股。对这个问题，企业又设计出了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由职工自己去寻找代理人，委托他们持有股份。一共确定了25个代理人，再加上其他投资者，成立了一家专门的投资公司，持有这部分员工股。这样，基本上就解决了上市的法律问题。在经过了一次复议以后，最终在2000年12月，浙江这家公司成功实现了公开上市。围绕着这家企业所有权的种种法律上的变化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余下的事情就是看市场竞争的过程和结果了。政府管制的影响至少在法律层面上不再存在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当代中国（11）
这家公司由私人一手创办，后来转变为股份合作公司，再以后又成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最终成为上市股份公司。历经这些复杂的变化，公司创办人居然能够始终拥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并不断扩大自己在法律意义上的企业所有权，最终成为企业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股东。在中国所有上市公司里面，这家公司是经理人持有股份最多的公司之一。
这位企业家实现企业所有权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企业所有制逐渐在中国确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企业所有制不断克服来自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政府管制，最终赢得了合法的地位。让人不得不赞叹的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几乎从不公开反对和抵制政府管制，但他总能找到有效的办法化解政府管制，并一次次把政府管制变为企业自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