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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银行家们的努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他们的力量也远远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目标。短短几年之后，银行家就不得不放松了对政府改革的要求。
但商人们依然想要实现国家政治结构的彻底改革。1922年3月，商业公团联合会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国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把商人们召集起来，研讨如何使国家重新回到辛亥革命不久后的那种共和国状态。为此，会议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包括：确定政治体制，保证全国统一，解散多余的军队，整理财政，等等。可是，会议实际的结果并不如人意。商人们最终仅仅提出了几个宪法草案。随着几个月后曹锟成为总统，恢复宪法合法性的努力即宣告终止。国家政权依然虚弱不堪。商人们希望的那种良好法律秩序依然如水中月那样可望而不可即。 。。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8）
上海商人由于实力突出，并且紧邻租界，在自治方面走得更远。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宣布独立。以往的类似行动往往意味着国家*和地方割据。但这次上海商人独立，并不以领土占领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商人们所做的，仅仅是宣布与信誉扫地、无法信赖的中央政府决裂。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以此来实现地方上的*和自治，并进而实现理想的公共秩序。
许多人对上海商人的独立表示嘲笑。他们认为商人们太天真了。“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热情……根本已错。”确实，商人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们的独立甚至没有被政治势力认真对待。不待军阀们有所动作，商人们的自治组织就流变为目标有限的联合会，仅仅满足于减少军阀战争的危害。
种种的建立自由主义体制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效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商人们的努力方式。他们的做法往往是谈判、协商和妥协，公开发布文告，通过各种宣言，这些方式的确符合自由主义的本意，也是自由主义本身发展的表现，但在1920年代的中国，这种方式确实有理由被人讽为“与虎谋皮”。但那些采用更激烈方式的人又怎么样呢？也许，在短时间内，他们取得了商人们无法企及的政治成功，但从长远看来，他们并不成功。他们无非是把中国固有的治乱循环再次重复而已。
相反，倒是商人们遭到挫折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总有一天，人们会再一次面对1920年代的商人们曾经面临的问题。当他们寻找答案时，当初那些商人们的选择就有着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
商人们提供的最大教训可能是，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自由社会建立的基础条件。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和基本稳定的社会中，实现自由、自治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可能格外困难。在市民社会建立的过程中，一个稳定有效的国家政权可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虽然国家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国家也往往会成为实现自由的最大阻碍力量。也许可以说，在不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自由社会，人们注定就要面对这种两难局面。身处两难局面的人们会找到出路吗？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取决于人们的努力和耐心。
纱厂危机
在工业化的社会里，农业虽然不占据主要的产值，但由于生产的是基础消费品和工业原料，所以，农业仍然处于社会的基础支撑地位。农业的落后，不仅造成农民收入低，还将极大地妨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1922年10月开始，中国国内市场，纺织业的原材料——棉花开始涨价。到1924年6月，棉花价格上涨了73％，从每担两白银上涨到49两。棉价上涨大幅增加了纱厂的生产成本。大部分纱厂从1923年起开始亏损。不堪重负之下，不少纱厂不得不减少产量。超过三分之一的生产能力被闲置。上海25％…30％的纱厂干脆歇业。一些纱厂被外资企业吞并。一时间，危机笼罩着整个中国纺织业。这就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纱厂危机。
棉花为什么会涨价呢？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因为棉花出口太多，尤其是对日本出口太多。舆论界呼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限制棉花出口，以降低国内市场棉花的价格，确保中国纱厂的原料供应。。 最好的txt下载网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9）
确实，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出口棉花都销往了日本。1923年，中国一共出口原棉万担，其中有万担被日本人买走了。看起来，大量出口日本的确是棉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不过，换个角度看，结论恐怕又有所不同。中国出口原棉只占当时全国原棉总产量的10％…13％，也就是说，虽然日本人占了很高的出口比例，但大部分棉花还是留在了中国国内。
从日本人的角度看，从中国进口的棉花只占其总进口量的5％…10％，其他棉花主要来自于美国和印度。所以，在棉花上涨的原因里，日本人的因素固然存在，但并不是最主要的。棉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毕竟日本人在中国大量收购棉花，这是明明白白摆在所有人眼前的事实。而且，日本的纺织企业往往采取集体行动，他们拥有较充裕的资金，在争抢原棉方面比中国企业更有优势。中国产业界对此自然非常紧张，认为日本人必定有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
商人们开始向政府上书，要求禁止棉花出口。1922年底，经过华商纱厂的倡议，中国政府批准了禁止原棉出口的禁运令。不过，这个禁令注定作用有限，许多日本纱厂已经在中国开设工厂。他们采购原棉的行为并不会受到出口禁令的影响。
尽管出口禁令的作用有限，但它还是遭到了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这种对贸易的限制明显违反了许多中外之间的国际条约。各国在北京的外交官们纷纷出动，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国际条约不能不遵守，中国政府不得不在1923年5月废除了禁运令。棉花出口禁运令仅仅在1923年的春天发挥了作用。
其实，中国的纱厂主们心里也明白，禁运令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面临的危机。他们只是把这个办法当作“暂时的补救办法”。纱厂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农业，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工商业的需要。而这种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解决起来非常困难。工业的发展始终受到农业收成前景的严格限制。
当时的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量不高，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制约大，除了农业人口自用以外，剩余不多。这样一来，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农业能够提供给工业的基础产品就会不足。当时快速发展的中国轻工业，比如纺织业，在原料方面对农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原料以外，中国社会还需要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取资金，购买外国的工业机器设备，提高工业化水平。
在工业化的早期，农业对工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实际上，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的历史阶段。要想成功实现工业化，整个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工业是不可能在落后农业的基础上一枝独秀的。
1919年，农业大丰收，为当年的工商业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持。可是，从1921年开始，许多地方先后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这时，中国农业技术落后、产量低导致的弹性缺乏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农民当然要首先保证吃饱，然后才能考虑挣更多的钱。于是，农民纷纷放弃了棉花等商业作物的种植，改种粮食。棉花产量大幅下降。即使1923年以后棉价大幅上涨，棉花种植的不景气状况也没有改变。这一时期主要增长的是粮食产量。直到1927年，棉花的种植面积都没有恢复到1919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依赖棉花生产的纺织业自然难逃一场危机。。 最好的txt下载网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0）
当时的一些批评家指责中国农民的懒惰和无知。他们认为，中国农民不愿意接受更现代化、更灵活的市场信号，不愿意主动融入工业化体系中去，只愿意固守传统的耕作方式，不寻求任何变革。这种指责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一个明显的反例足以推翻这种指责。1919年至1923年间，山西这个远离沿海纺织工业中心的地方，棉花种植面积一直在稳步增长。原来，山西产出的棉花，在市场中一向有很高的声誉——产量高、洁白度高。这种优质高产的声誉显然赋予了山西棉农更有利的市场地位，有助于山西棉农获取更高的收益。这足以抵消自然灾害带来的对粮食作物的强烈需求。相反，在离纺织工业中心天津近得多的河北等地，棉花的种植面积却因为自然灾害明显减少。更多的耕地转而栽种粮食。
中国农民在种植方面的保守态度，实际上是他们面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存危机的正常反应。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反应是无可指责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怎样改变所谓农民的“懒惰和无知”，而是怎样降低中国农业生产工业原料时面临的风险，并尽可能优化农民在市场中的处境。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普及。
当时的中国农业，由于技术落后和承载人口众多，很难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经营。分散的小块耕地必然优先用来满足耕作者所需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才会考虑生产那些可用于工业原料的商业作物。这种低弹性的农业生产结构显然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中国工业。如果风调雨顺，这种矛盾还不突出，一旦发生大一些的自然灾害，农业对工业的支持能力就会大幅衰减。1923年前后的纱厂危机就是一个例证。
造成纱厂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内纱厂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同样面对原材料大幅涨价的情况，英国和日本纱厂所受到的影响就要小得多。许多外资纱厂不但没有亏损，还借机吞并了许多中国的亏损纱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有当时中外之间政治力量的不平衡，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能力，以及企业主面对危机时的调整能力，也同样重要。
后来，逐渐随着农业产量的缓慢恢复，纱厂危机逐渐得到缓解，但并未完全消失。因为这场危机，某些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1925年爆发了上海工人运动。这不能不说是纱厂危机的诸多深远社会影响之一。
在工业化的早期，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非常重要。那么，是不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农业就不那么重要了呢？不，工业化深入以后，农业的作用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农业发展出现波动，会造成主要消费品价格的波动，进而影响劳动力的价格，并最终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和稳定。
因此，怎样确保农业发展能够跟上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这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工商业会因为农业的发展不稳定而受到影响。社会整体结构将因此缺少一个重要的稳定支柱。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业落后主要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政治制度的不稳定。现在，农业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政治环境也已实现持久稳定，可是，农业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这不仅表现在农民收入水平不高，还表现在农业的生产效率整体不高，甚至非常低。 。 想看书来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1）
土地制度的僵化要为农业的落后负主要责任。1920年代农民往往在小块耕地上耕种，农业的弹性极低，人们辛苦一年，只能勉强吃上饭。而现在，由于土地制度的原因，中国农业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这种分散的小块耕地的生产方式上。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的农业经营方式无法出现。这种小农经营方式，想要跟上现代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完全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产量，还是经营者收入，小农生产方式都注定要被现代社会远远甩在后面。中国农业的真正发展同样需要一场社会层面的改革。
1920年代的国企改制
这家国有企业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就，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技术实力，都是当时国际上屈指可数的既大又强的企业之一。但即使是这样成功的国企，也不能压倒经济规律，这家国企最终的命运还是通过出售实现了私有化改制。
晚清国门打开之后，上海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之一。因为这种开放，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上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一跃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其繁华和活力，一时无出其右者。不过，其中无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上海的发展是以由外国人管理的租界为核心的。虽然租界的存在侵犯了中国政府的主权，但正是通过租界这个渠道，许多现代化的因素进入中国。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租界实际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
租界由外国人全权管理的一个好处在于，建设城市时可以尽快引入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城市建设技术和经验。1882年，英国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电厂。这个中国最早的电厂的建设时间仅仅比世界上最早的巴黎北火车站电厂晚七年。
后来，电厂发展成为新申电气公司。1891年，上海居民的室内照明开始使用白炽灯。随着电气产业的发展，线路的架设和租界的城市管理规定之间开始出现矛盾。租界的管理者是工部局（就是城市市政厅，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传统将之理解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一的工部，故称工部局）。工部局对路旁架设线路限制极严，新申公司又没有足够的财力铺设地下电缆。电气产业一时难以发展。租界纳税人会议建议由工部局出面收购新申公司。1893年，工部局出资6万多两白银收购了新申公司，成立了电气处。电气处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管理，是一个国有企业。
收购资金来自工部局发行的债券。电气处成立以后，工部局继续投资，扩大电厂生产能力。1896年，新建的发电设备的烟囱高达36米多，成为当时上海最高的人工建筑。以后，工部局多次扩大生产能力，到了1908年，发电容量达到了4400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