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彬抖抖浓眉，耸耸双肩。
魏钦公却用颤抖的手紧握钢笔，在日记本上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号。
最后白子明指示李毅要“慎重”处理，至于如何“慎重’并没有具体讲，就同王文彬等几位部长回单东南区党委去了。
魏钦公来不及给常俊婷打招呼，他知道，党内的秘密是不容许泄露的，只好跟随白子明等一起离开了谷亭。
然而，这次会审最大的恶果是苏鲁豫边区的最高党政军领导人，都被这一假相所迷惑，都认为湖边地委真的发观了“托匪”，他们对于王须仁施用残酷肉刑，不仅没有制止和批评，而且还称赞王须仁的“能干”使王须仁更加事无忌惮。这就为这一案件的恶果发展埋下了伏线，开了绿灯。 txt小说上传分享
9、“肃托”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魏定远郝晓光承认自己是“托派’’并且各自供出了一套组织后王须仁继续用酷刑逼问“托派”组织中的人员。他们二人供出了二十多个“同伙”，其中包括刚有区党委派来干校受训的曹广善，丰县的青年部长李伟身，沛县的党员干部孟昭琦、盂昭立，鱼台县的干部闻奋喜，湖边地委的干部史谦（即史维先），更有慎者还有地委妇委书记（即妇女部长）常俊婷，还供出了没有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朱新民，王天章（二人均在家中）等，还供出了牛敬安，马敬亭，魏成义，单子英，以及在国民党地方部队工作的孙大光，唐高瑞等。
顺藤蔓延，马上逮捕了曹广善，曹广善曾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捕自首过，现在是重新参加革命，又被扣上了“托匪”的帽子。在刑讯中他又胡说了一套，他的口供与魏定远、郝晓光又不一样，于是王须仁便采取了新的措施，指名逼供。如问“XX”是不是托派？曹说不是，于是就用刑，—边加刑，一边问是不是，直到说是才予松刑接着又问另一个，以求得更多的口供。结果就用这种办法，将曹广善活活打死。
湖边地委按照区党委的指示，将“肃托”轰轰烈烈地开张起来了。
王须仁根据逼供材料，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维功等人都有重大嫌疑，必须隔离审查。
在这向时，王须仁等把史维功和常俊婷二人当作进攻的重点，这是他们进—步杀害党内干部、扩大他们的“战果’’的关键。因为史维功是鱼台县委书记，常俊婷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如果把他们二人打成托派，就可从此杀向地委直至区党委领导机关了。
在魏定远、郝晓光的口供中，本来没有供出史维功的名子，只有一个史谦（即史维先），王须仁则用张冠李戴的办法，硬说史维先就是史维功。为此多方搜集史维功的所谓“罪状”。
史维功的罪状是：
（1）苏鲁豫区党委调史维功来鱼台县委工作时表示不满，没有立即服从命令，拖延了时间。
（2）来鱼台县委工作后，鱼台县的工作发展缓慢。
（3）说上级不会使用干部，不会估计干部，上级对他的批评不接受，这是有意制造上下级不团结。
（4）担任鱼台县委书记后，虽然经常与地委在一起活动但与地委的关系不密切。
（5）曾对人说史映溪（女干部）是兄妹关系，而史映溪则否认此事。
（6）与常俊婷的关系密切，史维功要调女干部姚焕敏到鱼台七区去工作，组织部长王须仁不同意，而常俊婷却允许将其调走。
所谓这些“罪状”都走日常工作的问题，与作为“托派”的问题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甚至这些“罪状”是否能够构成错误都很难说。
王须仁等给常俊婷罗列的罪状是：
（1）与有问题的吴云汉关系密切（什么问题？没有说）。
（2）召集妇女干部会议，不通知组织部，外出指导工作也不通知组织部。
（3）史维功要求调姚焕敏到鱼台工作，常未报告组织部就允许。
（4）常俊婷是文协负责人之一，和魏定远的关系很密切，并时常到男生训练班去以征*员的名义召开会议和请客等。除上述所谓“罪状”，王须仁还搞到了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朱华分别给常俊婷、魏定远的信——
“你所创作的散文……，已经试露，甚得社会人士的好评、奇誉，请以后多写佳作，以光篇幅，更希望培养文艺作者，是所至盼——致常俊婷。”
“文协的组织尚未成立，也不勤于创作，如此下去，将促我坍台，使我难堪，……刘吼风、李葛嵩乃写作能手，即希望将其吸入组织。致魏定远。”
本来这两封信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而王须仁等人则认定信中所说的话是暗语，理由是李葛嵩（鱼台县抗日*政府科员）并不会写文章。朱华为什么说李葛嵩是写作能手，派人问了一下就会搞清楚的而王须仁等却根本不想这样做，却一口咬定朱华的信是暗语。又联系到，刘吼风本是区党委派到湖边地委宣传部做干事的，而史维功却坚决要留他做鱼台县委宣传部长。
朱华是沛县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组建地方组织和建立地方武装上，功绩卓著。他很有文采；对鲁迅先生十分敬重。他在1937年2月4日写过一篇日记，日记主要记述了他与鲁迅的交往，以及个人对他的印象：“今天读了几篇悼念鲁迅的文字，据他们常和鲁迅接近的人所说，我知道鲁迅先生是有着坚忍苦斗的精神，不屈不挠的心志，他那种认真的毫不假借的脾气使我感佩。可是他这种冷冰冰的坚忍，是用之于对事对理；而他对待后进的温煦煦的热情，却正和那成为对比。我自恨只有和他见几次面的机会，而没有亲炙其门。我只记得那年他在师大操场演讲，在风沙弥漫中那囚徒样的面孔，对着围绕他的群众，苦涩的吐着壮烈的语句。在他每次转脸西北，他的话就要被咽回去，而使他不得不重复一遍。虽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中，终于在讲完之后又被大众恳求，而饶了像原来那么长的一段，可是我还觉得他讲得太少。还记得不久在中院礼堂（最大教室）前院台阶演讲，他最后的一句是：“我们要斗争，要使这个小孩子，血淋淋的诞生。” 我常把这话重复着说给别人听。鲁迅先生的演讲总是不长，不能满足我的热望，可是又总是斩钉截铁说到是处。 这是“九。一八”以后不久的事，此后再没有看见他的机会了。今天我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不少鲁迅先生人格的感化，暗暗地勉励自己，鞭策自己，把先生冷冰冰的坚忍苦斗的精神，当作我做人的鹄的。我用不着小家子气的对这个那个用着热情。我跟着先生对事理的斗争而斗争，我跟着先生热爱的大家而热爱。先生的字写得很规矩，他说：四十多年的工夫，还不算好。这使我真要自愧了。。。。。。”
王须仁知道朱华的这则日记，有人对王须仁说，这篇日记虽然对北师大演讲情况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但日记中只记下一句“我们要斗争，要使这个小孩子血淋淋的诞生”，这是什么意思？它召示和预言着什么？是不是“托派”的暗语？
这样一来就把魏定远、朱华、史维功、常俊亭、姚焕敏等人联系在一起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1、常俊亭、史维功等人被隔离审查
第二章
这天一大早，常俊婷照例来到一位老奶奶的篱笆院，她怕惊醒了老人，就轻手轻脚地把院子打扫干净，又借来水桶，给水缸打满了水。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一溜风似地从外面跑进来，一见常俊婷就说：“俊婷，王部长让你马上去一趟，一大早的，肯定有什么急事。”
常俊婷听了一愣，她预感着不会有什么好事。这个王部长成天严肃得让人怕接近，最近加上搞“肃托”，很多人都怕和他见面。
常俊婷不敢怠慢，忙丢下手里的活让这位中年妇女做，就赶忙来到王须仁的办公室。
王须仁正躺在椅子上抽着烟，见常俊婷来了，随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坐吧。”
“王部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常俊婷没坐。
“怎么，没事就不能找你么？”王须仁瞥了常俊婷一眼，又说：“找你就有事的。”
常俊婷问：“什么事？”
王须仁吐了口烟圈：“你对肃托有什么看法啊？”
“看法？有托匪就肃嘛。”常俊婷忽闪着大眼睛。
王须仁离开椅子，笑着说：“好嘛，我平时就很赞赏你的政治头脑。”他给常俊婷倒了一杯水，又道：“今天叫你来，就是问问，你是不是参加了托匪活动了？”
“没有，我没有，绝对没有。”常俊婷回答得很干脆。
王须仁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恢复了那副严肃的面孔，他把手里的杯子放回桌上，又点燃了一只烟，边抽边审视着常俊婷全身。他有些恼火，但却心平气和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组织要讲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常俊婷认真地说道。
“别嘴硬了，有人已经供出你了，你要好好想想。”王须仁严肃地说。
“是谁说的？绝对没有的事！谁说的，我敢和他对质！”常俊婷急了。
“还对什么质？现在主要是靠你自己交待，还是主动些好，免得被动，那就不好了！”
“王部长，我确实没有参加什么托派，更没有参加什么托匪活动。我怎么主动啊！”
王须仁那烟头往常俊婷脚下一扔：“怎么？你还想欺骗组织吗？”
“我。。。。。。没欺骗组织。”常俊婷见王须仁来火了，便把头低了下去。
“那就说！什么时候参加的托匪组织？都搞了哪些活动？”
“没有啊。。。。。。”
王须仁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还犟！”
常俊亭委屈得眼里含着泪：“我没法说。。。。。。”
“那好，从现在起，对你进行审查。”
“审查就审查！”常俊亭镇静地把脸一扬。
“来人，把她带走，审查！”王须仁厉声道。
两个战士提着匣枪，跑进来把常俊亭押出了王须仁的办公室。
妇女部长常俊婷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使整个湖边地委受到强烈地震动。
常俊亭，字漱玉，生于1918年，宿城人。她的家是个贫困的小手工业者的家庭，勤劳朴素的父亲每天挑着手摇织布机走街串户，维持着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1924年，常俊亭进入学堂读书，1930年她考入宿城毓秀女子中学，成绩优秀，爱好常俊亭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同时她还酷爱文学，在三年的学习中，她阅读了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小说，对外国文学也涉猎，特别是阅读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青春的脚步跨入了新的生活领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她感叹涕零，在自己的枕头上绣了“九。一八”三个字，以表示抗日雪耻的决心。民国25年，她于凤阳师范毕业，到江苏省江宁县任教。曾不顾父母“断绝关系”的威胁，毅然抗婚。芦沟桥事变以后，常俊亭返回宿城参加了抗日战时服务团，经常到街头演戏、唱歌、演讲，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民国27年，宿城沦陷，她毅然参加宿东抗日游击队，于部队积极教战士识字、唱歌，为伤员包扎伤口，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8年初，宿东游击队奉命转入山东微山湖地区。她随军前往，被任命为湖边地委妇女部长。由于她的积极工作，湖边地区鱼台、金乡等县都成立了妇女协会、姊妹团，办起了妇女识字班。这样一位女中豪杰一下子成了“托匪”，能不引起震惊！
尹夷僧和袁汝哲都是湖西军民十分熟悉和敬佩的党员干部。
尹夷僧（尹学渊），1910年生于丰县尹小楼村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尹小楼小学、丰县第一高等小学、丰县师范、省立徐州中学读书。在校学习期间，他深知生活的艰辛，刻苦好学、成绩优良。特别是在师范、高中学习阶段，学习更加努力，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为以后参加革命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1929年在家乡经赵淘（赵万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学习马列主义的积极性更高，并在同学中宣传马列主义，有时学校放假也不回家，组织几个要好的同学到农村搞宣传。有一年，他利用麦忙假的机会，到微山湖畔以打短工为名，深入农村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学校多次组织同学闹*，给国民党反动当局施行政治压力。1931年冬在徐州东关老黄河滩参加飞行*，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肖县的冯姓、李大义等。在敌人审讯时，他们没有交出半点口供，因敌人无法搞清他们的政治身份，经保释出狱。学校按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指示，以“思想诡秘”为由将其开除学籍。尹夷僧回乡后，即与党组织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担任了*丰县县委宣传委员。他以教书的公开职业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对宣传工作的要求，*丰县县委研究制订了宣传工作的内容，如，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占领上海的一系列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等。尹学渊为搞好宣传工作和县委的其他负责人一起，组织党员，发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党的宣传活动。1932年至1933年间，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丰县县委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县城查禁日货、开展讲演、散发传单。尹夷僧除做好全县的宣传工作外，还在当地组织革命力量，发展党员，筹建贫雇农组织，与地主豪绅作斗争。1933年夏，尹小楼一带因大雨成灾，农民生活无着。尹夷僧、王厚隆、陈旭等几个共产党员发动群众联名上告国民党顽乡长刘宗义不体贴民情和贪污行为。并以此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不能对国民党政府抱任何幻想，只有推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