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惨案大揭秘- 第41部分

　　王须仁、王凤鸣感到十分尴尬。

　　王凤鸣恶狠狠地对梁兴祚、罗玉荣说：“你们真无耻，以前你们说什么来着？”

　　王须仁见彭明治对他们的“肃托”持怀疑态度，私下便对王凤鸣说：“彭明治这个人可靠吗？”分明有意要对彭明治下毒手了。

　　彭明治对此也有所察觉，便提高了警惕。他找到锄奸科科长冯致祥，问道：“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冯致祥惊慌失措，无言对答。

3、郭影秋翻案
当彭明治看望梁兴初、李贞乾、罗有荣、罗隆生等人的时候，王须仁悄悄地问王凤鸣：“彭明治这个人可靠吗？”

　　王凤鸣哼了一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彭明治见王须仁、王凤鸣和白子明三人拧在一起，继续残害革命干部，而自己又无法挽回越来越险恶的局面，心中十分焦虑。而此时，“二王”已对他产生了疑心，使他不得不加倍地提高警惕。

　　正当彭明治忧心忡忡的时候，又一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随他一块来的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也因受牵连而被捕了！

　　又一场特殊的审讯正在进行着——

　　白子明拿着一份伪造的山东分局的电报在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的眼前晃动着，他问郭影秋：“你是不是郭子化领导下的干部？”

　　郭影秋不假思索地顺口答道：“是。”

　　白子明说：“那好，郭子化已经自首了，他供出你也是托派。”

　　郭影秋大惊失色，他感到事情太突然了。

　　白子明接着说：“别人会冤枉你，分局不会冤枉你吧？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快快承认吧！”

　　郭影秋听说分局里有人说他是托派，不由产生了混乱的思绪，他说：“我承认自己是在郭子化领导下工作的。既然他说我是托派，那我也就没法说清楚了……”

　　“好，不管怎样，只要承认了就好办。”　王须仁狡黠地笑着说。

　　白子明便将郭影秋送进了牢房。

　　郭影秋傍晚回到了牢房里，他越想越冤枉。但白子明手里拿着分局的电报，这可真是：活人偏偏要死在证家手里！他郭影秋此刻就是浑身都长满了嘴也难分辨清楚啊！他真想夺回那份电报撕个粉碎！

　　既然人家供出你是托派，你不承认能行吗？可是，稀里糊涂承认了，后果会怎样呢？

　　他忽然想到了一些无辜死去的人……死，他并不畏惧，然而，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毫无价值地被处死？那实在是天大的冤屈！不行，别人承认是托派，他郭影秋管不了这么宽，他不能也胡里胡涂地承认了事，必须将问题申说清楚，即便是死了……

　　郭影秋翻来覆去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便给彭明治、白子明、郭成柱（苏支政治部副主任）写了一封长信，指出：他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派，那是他的问题，与我无关。我虽属郭子化领导，但我加入的却是共产党，我一直是在按照我们党的要求来进行工作的。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郭子化承认自己是托派，并不能由此来推论我也是托派。……昨天那样承认是托派，是完全错误的，已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气节，要求你们把我枪毙。”

　　白子明见信后，知道郭影秋的案要翻了。

　　王须仁却火了：“我再对他进行审讯，我就不信他姓郭的会真的不怕死！”

　　一天上午，郭影秋同*干事陈景文等几个人被带到了一个院子。

　　王须仁首先审讯了陈景文，硬逼陈景文说出其他的“托匪”，遭到了陈景文的严词拒绝。

　　王须仁恼羞成怒，便抡起一个木榔头，把陈景文活活地砸死了。

　　他恶狠狠地对郭影秋等人道：“谁不承认，陈景文就是你们的下场！”

　　——王须仁妄图杀害郭影秋的信号发出了！

1、李贞乾以死相争
郭影秋和李贞乾都是边区的创始人之一，八路军主力到达之前，在他们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了抗日的武装斗争，在边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对他们的逮捕，在边区广大党员中在部队中在群众中，进一步引起了更大的震动。逮捕了梁兴祚、罗玉荣等人，进一步震动了苏支的领导人。

　　广大的党员和干部迷惑了，人民群众对八路军开始由亲近变得疏远起来，有些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的人，因害怕自己受到牵连而不十分情愿地离开了革命队伍，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葬送在自己人手里啊！

　　“肃托”事件的发展，使亲者痛，仇者快。

　　王须仁、王凤鸣等首先集中力量残酷*李贞乾同志。

　　审讯李贞乾，是由王须仁主持的，参加者有支队锄奸科长王须仁，大队特派员冯致祥等人。

　　王须仁开口就咬定李贞乾时“托匪”，他狡猾地对李贞乾说：“在边区像你这样的干部，我们是不轻易逮捕的，只要你承认了，还可以给你保密。。。。。。”

　　李贞乾当即严词驳斥。

　　王须仁恼羞成怒，遂令用刑。

　　于是，李贞乾受到了残酷地毒打。

　　李贞乾见王须仁非让他承认了不可，一气之下就说：“你说我是我就是！”

　　王须仁得意地笑了，马上追问：“谁介绍你参加的？”

　　李贞乾说：“尹夷僧。”

　　王须仁认为这是对他的嘲弄，马上把李贞乾绑在凳子上，把两根电线捆在李贞乾的身上。

　　王须仁把手摇发电机猛摇一阵，李贞乾便全身软瘫了。

　　李贞乾 在昏迷中被关进了—个空房子里。

　　他清醒以后，决心以自杀表示自己对王须仁一伙的抗议，以此唤起上级党组织的重视。

　　他偷偷地把自己的裹腿解开，吧绑带搭在梁上，打算自缢。

　　正巧被警卫发现了，于是监视更严。

　　接着王凤鸣，王须仁又找李贞乾谈话，进行“攻心“。

　　这时的王凤鸣明目张胆地要李贞乾必须供出苏支四大队的负责人才行，并且威胁说：“老彭这人怎么样？四大队的干部中还有谁是托匪？你不如承认了，说苏支四大队的负责人是托匪，如若不然，对你将是持久地、残酷的刑罚，你好好想想吧，何必受那洋罪啊？”

　　这分明是在诱供啊！

　　作为四大队的政治委员的王凤鸣如此明目张胆地、迫不及待地要在四大队的干部中找“托匪”，充分暴露了他要篡夺军权、妄图把四大队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的野心。

　　李贞乾面对王凤鸣所提出的问题，严正地指出：“前次被迫承认自己是托匪的话，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是一种极其幼稚的表现，这是党性所不允许的。请你们认真考察我的历史，了解我的过去的事实再作结论。至于别人的事情，我管部了那么多，你们只审查我吧。”

　　王凤鸣、王须仁听了李贞乾的这些话，无言以对，愤然而去。

　　接着便进一步*李贞乾，再次进行所诣“审讯”，这次参加审讯的有王须仁，白子明、冯致祥等。

　　王颈仁一开始就要李贞乾供出“托匪”暴动的负贡人。

　　“你说，“托匪”暴动的负贡人是谁？”

　　李贞乾拒绝这样筒单的回答问题，要求全面地说明自己的情况和意见。

　　王须仁不允。

　　于是李贞乾以死相争，严厉指出：前次所供是托匪，全是假造，是被迫承认的．决不能一错再错，危害党的事业。”

　　王须仁等勃然大怒，拿起木棍朝李贞乾的脸上、身上乱打，打—棍，一层皮，一道血，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接着，王须仁便把陈筹拉来“对质”。

　　陈筹（1912—1973）　　江苏宿迁人。1931年考入江苏省教育学院。

　　1934年毕业，　曾任徐州民众教育馆教导干事、教员。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丰县县委书记，湖西工委组织部长、书记，苏鲁豫边区

　　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苏鲁豫边区特委会执委、政府工作部长兼苏鲁抗日联

　　军政治部主任，

　　陈筹在王须仁的淫威之下，信口胡说起来：“李同志，你就承认了吧！你加入组织是在谷亭王文彬介绍你的。”

　　王文彬介绍李贞乾加入的是中国共产党，怎么和托匪扯到一起了？

　　李贞乾愤怒地对陈筹说：“陈筹，你真无耻！你讲良心么？”

　　于是，王须仁对李贞乾再次施加酷刑，用水灌，用火烧，用鞭打。

　　李贞乾又死去，又苏醒，死去活来，反复多次。

　　王须仁等趁李贞乾在昏迷中，拉来了罗玉荣、郝中士、张桂来、王彦民等，要李贞乾承认这些人是“托匪”。

　　王须仁：“李贞乾，你说是不是？”

　　这时李贞乾在昏迷中，根本不知道拉在面前的是什么人，只有微弱的“哼——哼——”声。

　　王须仁摆摆手，让把其他人带走并说：“承认了就好。”

　　于是，王须仁就说李贞乾供认这些人是“托匪”了。

　　如法炮制，他们又把四大队队长粱兴祚以及参谋长、通讯参谋、一营营长、付营长等人拉来，在李贞乾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也说是证实了这些人是“托匪”。其实李贞乾在昏迷中，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贞乾虽然受到百般折磨，伤势很重，仍然赖全大局，以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为重。当游击队中有的同志去看望他时，看到他伤势如此严重，受到这么大的委屈，非常难过，非常气愤。李贞乾一再告诫：“回去后，千万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同志们，千万不能发生越轨行动，要相信上级党组织。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2、年龄最小的女“托匪”
王须仁、王凤鸣等为了把梁兴初打成“托匪”，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他们除了逼迫陈筹、孙鹤一等人编造口供外，还用极其毒辣的手段，逼使张令仪承认自己利用女色勾引梁兴祚上钩加入了“托匪组织”。

　　张令仪，女，山西省汾阳县人，1921年出生，抗战时期在汾阳铭义中学读书，她是在校园不辞而别投身八路军的。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这首歌，是张令仪在山西汾阳的教会学校——铭义中学里学会的。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人唱这首歌。这歌声像一支动员参战的号角，激荡着张令仪的爱国心。那时，汾阳医院里住满了前线负伤的将士，张令仪和姐姐张令德离开课堂，参加了救治伤员的义务护理。1937年10月，日军逼近太原，阎锡山的部队溃不成军。败军到汾阳后，汾阳城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张令仪的父亲张锡九和母亲刘清香在汾阳城开办的第一家西药房“永年西药房”遭到败兵打劫，张家不得不关闭药房。此时，铭义中学被迫迁往黄河边的稷山县继续办学，姐姐令德因身体有病不能外出，她进入汾阳医院的护士学校学习，令仪和弟弟则随着学校南下。姐弟俩乘坐一辆邮政汽车，追赶铭义中学。整整一天，16岁的令仪和13岁的弟弟世杰趴在车窗上不眨眼地往外看，他们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这晚，姐弟俩借宿在一个乡亲家里。“嗒嘀……嗒嗒”，清脆的号音在寒冷的清晨吹响，令仪从未听过这种号声，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摇醒还在睡梦中的弟弟。姐弟俩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一队驻在附近的队伍正在出早操，他们衣着整齐，行动敏捷，他们就是传说中打日本最勇敢的八路军。令仪羡慕极了，她真想跑到队伍中去，也当一名威武的八路军。但司机过来催促姐弟俩赶紧吃饭赶路。姐弟俩来到南迁后的铭义中学，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抗日救亡之事，学校里到处都能听到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吼声。学生们三三两两地离校投奔抗日团体，或去敢死队，或去延安，或去民族革命大学，或去临汾八路军学兵队。自从那天早晨被起床号唤醒，张令仪就再也忘不了那支八路军队伍。她未征求父母的意见，自作主张与同班的两个同学悄然整理行装，与学校不辞而别，踏上了抗日的征途。三个学生乘火车直奔临汾河西帽儿刘村，因为这里有个名声在外的八路军学兵队，是以*北方局驻晋办事处的名义开办的。万万没想到，简短的谈话之后，负责人告诉三个学生，因照顾统一战线的缘故，学兵队已停止招生。他动员说：“你们到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去吧，那里有不少全国闻名的教授和知名人士讲授课程，也有八路军的教官负责教练，目的都是为了打日本。”“不去，我们坚决不去。”张令仪坚决抗议。她的家就是阎锡山的队伍打劫的。“要不，你们到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找丁玲团长吧。”学兵队负责人推荐。第二天，三个学生就到了八路军战地服务团。不一会儿，就见一个胖胖身材、圆脸，穿着橘黄色坎肩的老大姐，和蔼可亲地出现了，她遗憾地表示：“战地服务团已满员，现在不增加人了。”张令仪委屈得直想哭鼻子。老大姐劝道：“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你们到民大去吧。”三个学生失落地离开了“战地服务团”。第三天，三个学生又回到刘村，找到八路军学兵队。这次接待三个学生的是个操四川口音的人，他是学兵队的大队长何万祥。看到几个学生娃态度坚定，他笑眯眯地问：“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学兵队？将来到前线怕不怕苦？怕不怕死？”“没有国就没有家。八路军抗日最坚决。为了抗日救亡，什么艰苦也不怕。”三个学生激情满天地做出回答。何万祥笑着说：“你们被录取了。”三个学生娃顿时兴奋得热泪盈眶，笑着跳着跑回旅店拿了各自的行装，到大队部报到去了。1937年11月，张令仪被编入临汾八路军朱德学兵队女生队。1938年毕业后分配至山东省单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任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少先队指导员。其间积极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教唱革命歌曲。同年夏加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任歌咏组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