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刘莹（济宁）。
另一人的名字，我记不起了。
请查一查刘的《总结报告》或山东分局的《训令》，看看有无“真托匪”的名字及其罪状，如能查到文字材料最好，查不到可调查一下，或问问刘居英也可以。
（二）这份材料的署名，是否可以用《湖西锄奸事件调查研究小组》？用什么确切，可请示中士、渠清同志商定。
（三）璞如同志是参与《事件》处理的全过程的，也应征求他的意见。
在京的湖西老同志尚多，如李毅、李文、广斌、效斌、冠五、孝昭等，即使不能向他们个个调查，最好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调查材料，彤光、凤舞还有其他有空的同志，可辛苦走走。
此致
敬礼
郭影秋
（一九八O年）八月二十一日
郭影秋给令闻同志并静之、凤舞、彤光同志的信
令闻同志：
前此来信收到。
两天前我接吴宪贤（原一机部某局局长，邳睢铜地区干部）同志的来信，信说，关于党史搜编工作，苏鲁豫皖是一个大协作区，由安徽省委书记王光宇同志负责，在合肥开了一次协作会议，草成了三个文件，包括王震、张爱萍同志的谈话。这次会议主要解决的是淮北问题，没有涉及到徐州，也没有涉及到路北，是属于工作设想及开始联络的问题，联络点在合肥。
上述协作区缺了一半，陇海路北及徐州的一半不知是怎样落实的。这一半的主要部分在山东，其次是河南，再次是江苏。江苏和山东的关系最多。
搞搜史编史的工作，关键在县史，如果县史搞不好，所谓协作区、省、地的工作都不会落实。铜山史最复杂，抗战开始分东四两个部分，东部的邳铜、睢铜、宿铜、萧铜……合而分，分而合，很难对口；西部的的沛铜、萧铜、丰铜也很错综复杂，到而今关于铜北、微小湖南端的情况一直弄不清楚。这就要费很大的工夫，找当年在该地工作的老同志仔细核对。铜山如此，其他各县也应如此；各县如此，地区也应如此。不如此不能取信于人，也不能取信于后代，把假历史传下去，几年几十年后还是要翻过来的。“重于始”，还是很重要的。
陇海路北可能比淮北要好搞一些，因为大部是山东的地方。
干部离休以后，从事修史的人可能多一些。可和山东省委商量一下，看怎样办好。湖西史还有中土、渠清、子敬、广斌、朱献民、魏饮公、吕英同志等等，如大家有可能提供一些力量，还是可以搞好的。
静之的身体怎样了，希望他少工作，多养病，他知道的材料是比较多而扎实的。
敬礼
问静之、彤光、凤舞、莲芳同志好
问节日好
郭影秋
（一九八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令闻同志并
静之、凤舞、彤光同志：
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我想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王须仁是什么人，他是怎样在一年之内连升四级的？（1938年七月，二总队政治部锄奸干事；1938年十—月，特委秘书主任；1939年三月，单县中心县委书记；不久，提为湖边地委组织部长；1939年八、九月间，区党委组织部长，共升五级。）
第二，分局定的七个“真托匪”（魏定远、曹广善、朱华、王天章、牛籍庵、朱新民、X X X）有没有确凭实据？不是刑讯下的供词，而是实际可靠的材料。
第三、分局调查组的《总结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还是白子明提供的片面之辞？这个《调查总结》与各个当事人的申诉、回忆，有无出入？如果有出入，这个出入是怎样来的？对比这些出入，事后看，历史的看，究竟谁对？
在整理大量的繁复的材料中，应当力求真实。分析、推论是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要真实、准确的材料说话。前次我补充的几点意见，是事实，但有些是从当事人和我的对话得来的，除了我、他以外，别无对证。今天把问题提出来，他们会食言，会坚不承认。事实要求真，不宜抹掉，但刘居英同志的名字可以不提。
希望多向中士、渠清同志请示，多向李文、子敬等同志请教。湖西这段党史，早晚是要弄清楚的，湖西的革命斗争史也是需要弄清楚的。现在，邓克明同志已写出《湖西万人大扫荡记实》，单县县委正在搜辑王文彬、李贞乾等烈土事迹，集腋成裘，将来是可以把“湖西”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弄清楚的。
关于王清惠同志死难的时间，静之同志曾说，死在辛羊庙事件以前，并引我的诗句作证。静之的意见是对的，我确有诗说：“才悲铜北遭明劫，又痛辛羊中暗枪。”
昨天，张铎同志来了。他前些时到单县去了一次，说烈士陵园管理得不太好，烈土名单很乱。去年，我曾向单县建议，请他们编写烈士陵园的烈士传，每一个烈士，能有个籍贯、性别、年龄、任职、死难的简历也好。当然其中有很多人如王文彬、张如、马霄鹏、赵万庆烈士等，是应当大书特书的。这个工程也不小，希望逐步完成之并完善之。
专此，即致
敬礼
郭影秋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上海
郭影秋致孔令闻的信
令闻同志：
一月廿三日来信收到。
信中提到的“悔过书”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节性的问题，不过：①那种情况下的“悔过书”是真的还是假的？②唐辑五有无其人、其事？③即使在不明情况下参加了，只参加过一次会，也只是政治上的幼稚，不能据以断定是“真托匪”，处以极刑。
“一支”、“办事处”，是些什么样的单位？谁主持的？在什么地方？查起来当然要费事，不过魏的经历不是孤立的，总有他的同伴，如刘莹同志等。只要查清了“一支”的情况，如：是我党领导的还是国民党领导的？当时的领导人是谁？有哪些工作人员？在哪个地方？哪个单位里？是否发生过“中华革命党”、“国际无产者联合同盟” 这类的案件？既然有个“县委会”，那就不会只有一两个人，而是有许多人？那个“县”是指哪个“县”？那个县的党史上有无这段历史的记载？这件事虽然很复杂，但顺着魏的同伴经历去摸，我想终究是会弄清楚的。
在托匪名单中又出现了一个单子英，这个人大概就是我记得的七个“真托匪”中忘掉的一个。
“事件”中首先整的是魏，魏的情况弄清楚了，其他情况就好解决了。
目前我们所做的是一种调查研究工作，党史研究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可通过李文同志，和高级党校的党史研究》密切合作，逐步扩大研究成果，也可和他们商量，作为他们的研究项目之一。
小孙说的这个“事件”足“反革命政变”，不像，倒像是个冤假错案。我们的研究的不足意图翻案，而是为了实事求是的弄清事实真象，它是我党在抗日战争后突出的一个重大案件，能把这件事调查研究清楚，也算是对党史研究的一点贡献。
近接到邓克明同志编写的《湖西区日军万人大扫荡纪实》打印稿，还可以。可见湖四革命斗争史还是有人在研究的。你可用教研室的名义向福州军区司令部邓克明同志要—份，以便作下一步的研究准备。
祝
春节好
影秋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六日上海
令闻同志：
来信收到。我寄去的关于湖西抗日斗争史的材料和静之同志转你一封信想来也收到了。
“湖西事件”的调研工作，前一段是有成绩的，一方面汇集了大量史料并进行了分析比较的研究；另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问题已逐步揭开。例如所谓七个“真托匪”的问题，朱华、王天章、朱新民已经*；曹广善即将*；牛籍庵未死，还在教书；单子英是金乡人，不难查清；待查清的只有魏定远一个人，已经查出一些材料。四十多年的积案，看来要在我们手里弄清了，这是对党的一点贡献。
现在调研的重点是弄清魏的真实情况，要有凭有据，毫不含糊。只要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事件”的错误性质，问题即可以基本上解决。
查清了“事件”的真象，首先是报中纪委备查，因为“真托匪”是山东分局定的，中央也是认可了的，地方党为他们*，中央是否同意也还是个问题。如中央有时间复查那就更好，委托山东或江苏省委处理也可以，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
至于是否发表？在什么园地上发表？那要看调研工作是否科学，是否符合真理，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此事不急。在红旗飘飘或文史资料上发表，都是不合适的。
我们党自建立以来，有过很多的肃反事件：中央苏区的打AB团，湘鄂赣的肃反，鄂豫皖肃反，陕北的肃反，详细材料都没有披露过。“湖西事件”的材料能披露到什么程度，还需研究，恐怕还要经过上级批准。此事须要慎重。
此致
敬礼
郭影秋
（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五日
郭影秋致孔令闻、季凤舞等人的信
令闻同志：
来信收到，上报的材料也收到。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有一件事须要补上。1955年间，我曾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对湖西锄奸问题，不要在政治运动中再加审查，中央（或中组部）曾为此发了通知，要求不要审查，不列入档案。像这样的大事件，应当提，不然中央和省委会以为我们做事太不周密，太不准确了，我已告诉中士同志。
江苏党史办公室，曾想写—篇湖西抗日斗争的文章，我告诉他条件不成熟。现在，搜集材料并写出文章的单位很多，如：徐州市委，徐州地委，菏泽、济宁地委，单、丰、沛、萧、砀等县委，不只概括地写了过程而且写了人物传，如王文彬、李贞乾、马霄鹏等等。不过他们是各搞各的，县县不对口，县地不对口，更没有人进行综合研究。这件事是个大工程，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写成一本《湖西革命斗争史》，或分段写也可以。
要搞这件事，上面须要有个头，如山东省委或江苏省委，还须要组织几个人，先从抓资料做起，还是要集腋成裘；经费和组织也要切实挂上钩。只要决心做，还是有可能做起来的。
这个意见，供你参考。
敬礼
郭影秋
（一九八一年）四月廿九日
令闻同志：
关于王须仁的党籍问题，安大孙陶林同志已经复了信，他说一点印象也没有。看来王须仁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坏分子。究竟是怎样混入的，一时恐怕难以查了。现将孙的来信转去，以备查考。
前此我曾设想写一个湖西革命斗争大事记，恰巧徐州党史研究室来了两个同志，带来一个录音机，我把我所记得的大事都讲了，大概十四、五次可以讲完，印制以后可寄你一份。不过许多复杂、细致的事，还须要广泛搜集材料，我能回忆的只是一个大纲。
匆此，即致
敬礼
影秋
（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
令闻同志请
转彤光、凤舞同志：
彤光、凤舞同志自济南来信收到，此事已经中士同志委托和珍同志处理，我就不必再向和珍同志写信了。待山东党史审查提出意见后再说。
“事件”的修正稿，我还没有看到。写湖西的三角斗争，李广德、赵芳洲、秦和珍、朱本正、赵紫生（曲阜师院）等同志都可以动笔，可向他们约一下。
令闻同志说要约几个人写湖西中学，这很好，希望有可能的时候就做；还可请老湖中的同志，如朱煜、赵冕、聂补武等提供一些材料。
敬礼
郭影秋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
凤舞同志：
来信及附诗均收到。
老兵同志的诗写得很好，我的诗写得很随便，不值得一和，请代我致谢。
一九三九年夏秋间，我到过宿西，见过宿西的负责人李石（倚）荘、李秉素、丁茂修同志，他们斗争很艰苦，老兵同志可能就是那时见到的。
张德堂和王丰同志的和诗收到，请代为致谢。
我接到孔令闻同志从金乡寄来的一封信，不知他现在到哪里去了。
静之同志的病不知怎样了？请代为问好，不要做过重的劳动。
问彤光、莲芳同志好。
敬礼
郭影秋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梁兴初：湖西脱难忆罗帅
罗荣桓元帅离开我们二十一年了，但那高度的原则性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罗帅无论是执行党的指示，还是处理各种工作，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他总是敢于纠正，敢于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罗荣桓同志在山东纠正“湖西肃托”事件，把我从错误政策的刀口下救了出来。
一九三九年春，罗荣桓同志率领115师进入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那时，我们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活动在微山湖以西地区。我是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王凤鸣是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他又是湖西地区军政委员会书记。这年夏秋之交，他伙同地位组织部长王须仁在湖西搞起了“肃托”运动，他们采取逼供信的办法，仅一个多月，在地方上就杀了好几百人，而后又把运动扩大到军队中来。十月中旬，我带着部队从济南前线回到湖西。王凤鸣突然派人把我抓了起来，说我勾结徐州的日本人；还给他们发过电报。那时，王凤鸣他们“肃托”肃红了眼，根本不听我的申辩，一口咬定我是特务，还要我供出同伙。同时，他还把四大队所有营的干部和部分连的干部抓了起来，搞得湖西地方和军队人人自危，许多人被迫逃离，仅我们两千多人的四大队，一个星期就跑了六七百人。我被抓后不久，有人偷偷地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