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危，许多人被迫逃离，仅我们两千多人的四大队，一个星期就跑了六七百人。我被抓后不久，有人偷偷地告诉我，王凤鸣很快就要对我下毒手了。我一再要求见王凤鸣和向上级写报告，都遭到了拒绝。
正在我毫无生望的时候 ，一天晚上，警卫排长利用查哨的机会悄悄告诉我：“罗政委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喜万分，立即想起了一九三O年大抓“AB团”。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指示我们红十二师一次就放了三十多人。想起当年刀下救人罗政委今天又来到身边，我觉得自己有救了。
第二天一早，我被带到罗政委的住处。一见到罗政委，我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满肚子的委曲一下子涌上心头，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并要给罗政委跪下。罗政委的警卫员一把拉住了我，让我坐在凳子上。罗政委说：“不要哭，有话慢慢说嘛！”接着，罗政委问我“肃托”是怎么搞起来的，又问我是怎样被抓起来的，给日本人发电报是怎么回事。我一一向罗政委作了汇报，并气愤地说：“我没有电台，四大队的电台和译电员都由王凤鸣控制着，我怎么能发电报呢？”罗政委又向我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肯定地说：“我都清楚了，你没有问题，放心回去好好休息，还要准备带兵打仗。”短短的几句话，犹如一团火燃着了我的心。临走时，想说几句感激罗政委的话，可是鼻子发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罗政委的亲自干预下，“湖西肃托”很快被制止了。
事后，我才知道，王凤鸣在四大队搞的这一套，根本没有向北115师师部报告过。还是在十月初，我们配合杨得志同志的部队在济宁以北作战时，杨得志同志曾问过我“湖西肃托”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这几个月我经常在外作战，不了解具体情况，只知道杀了不少人。战后，杨得志同志将此情况报告了师部。罗政委当即给支队部及王凤鸣发了电报，要他立即停止杀人，一切问题等罗政委到后再定。随即，罗政委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从抱犊崮山区出发，穿过津浦路和几道封锁线，行程几百里，星夜赶到湖西地区，纠正了“肃托”的错误，并进行了善后工作。
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每每想起，总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果不是杨得志同志及时报告，如果不是罗荣桓政委果断处理，我早就成为“湖西肃托”的冤死鬼了。
（原载1985年《星火燎原》第二期）
3、郝中士谈湖西“肃托”事件
湖西“肃托”事件是1939年8月开始。
事件发生地区：中国共产党苏鲁豫区党委下属湖边地委活动的微山湖东边与西边，现在的鱼台县、单县、嘉祥县、金乡县、邹县、滕县、奉县、沛县一带。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当时抗战期间干部非常缺，为培养基层干部，湖边地委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地方干部，也有少量军事干部，学员中大多数是丰县和沛县的回乡知识青年。由于城市被侵华日军占领，这些回乡知识青年既不能在城市读书，又不甘心在农村当亡国蚁，所以他们的抗日热情很高。
这时侯发生一个问题。本来地委规定学习站束后，根据斗争需要学员统一分配，从哪地方来不一定回哪地方去。快到毕业时，学员中出现了不愿分配的现象，提出从哪里来回到哪去的要求。这样，学习未结束，学员就闹情绪。这件事引起了湖边地委的重视。地委书记李毅当时正患恶性疾病，不能主持日常工作，把这件事交给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
本来只要做思想工作，好好动员一下，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为青年人热血满腔，都是为的革命和抗日斗争，虽然有狭隘的地方主义，想回到家乡好发动群众，仉昆人口标还是一致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是，后来把问题搞复杂了，错当成了敌我矛盾。
王须仁到干校来调查，说发现有坏人在幕后活动。坏人是谁呢？说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教员魏定远，另一个是学员曹广善。于是将二人逮捕，刑讯后，搞出个“托派”组织。既然有“托派”组织，于是提出要“肃托”。早在三十年代，苏联斯大林为排除反对自已主张的托洛茨基，以背托洛茨基叛列宁的罪名，不仅驱逐了其人，还在全国大搞肃清托洛茨基分子。这件事也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当时所谓党内理论权威的康生，就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过“肃托”文章，在党内造成了神秘的色彩和不安的情绪。王须仁提出了要“肃托”，在
当时确是耸人听闻，也引起人人自危。
魏定远是河南省南阳人。抗日战争开始，曾经到山西省参加八路军随军学校学习，学习后回沛县参加地方工作。湖边地委创办干部学校的时侯，王须仁代表地委在沛县物色教 员，亲自把魏定远要到千校。干校负责人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兼任的，他只挂个名，日常工作交由非*党员魏定远负责处理。按说，王须仁对魏定远是很信任的。其实，魏定远到于校工作后，有些事不听王须仁摆布，两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曹广善是沛县孟桥人。1933年到1939年间白区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时，据说他曾自首过，以后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牧员。抗日期间，曾有一度和我们对抗。沛县当时分作七个区，他在三区栖山。*沛县三区书记胡传耀与区委员在三区活动时，曹广善就与他们对抗过。因为曹广善自首过，王须仁便把他作为叛徒来打击。说他和魏定远是敌人，是有意搞破坏。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１１５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山东分局的同志离开湖西后，于1940年3月派了一个调查组去湖西；6月，写出了《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暗害分子王须仁等人的罪行；同时发出《关于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处理意见。
不久，山东分局又派人对湖西“肃托”事件中因受累被捕在酷刑下被逼承认参加“托派”而尚未遭到杀害的大批同志，均看成是“自首”、“变节”或“叛变”行为，分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致使许多同志意见纷纷。
中央对此问题非常重视。
是年，山东及湖西的一部分同志到达延安，将湖西“肃托”的经过向中央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中央专门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全面了解了“肃托事件”的真相，明确了“肃托”的错误性质，于1941年2月20日正式作出《*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纠正了山东分局以前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中的某些错误指导思想，并提出了相应可行的善后处理办法。《决定》肯定了王须仁是暗害分子、党内异己分子。撤销王凤鸣的职务并开除党籍，交由军法处判刑。白子明因与“二王”搭伙成奸，以牺牲区党委这个集体来换取个人生存，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同时撤销其工作，调离湖西地区，另行分配。
中央责成山东分局根据《决定》精神进行善后工作，对于在事件中无辜牺牲的同志，一律追认为烈士。
山东分局再次派人来湖西，向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和慰问，并在单县东南辛羊庙召开追悼大会。
中央《决定》转到115师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１１５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
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仓皇叛逃，投靠了大汉奸郝鹏举，改名杨步仁，当了汉奸团长，成了人民的败类。郝鹏举起义时，他不起义，后逃往台湾，这是后话。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２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湖西“肃托事件”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王凤鸣所在的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
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法宪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
王须仁有意想掌握部队，就在里边挑拨，与王宏鸣勾结起来。“肃托”引起局势紧张后，他们联名给区委书记白子明写信，要求把区委机关驻地从单县东移到串县北小王庄，说是与地委机关驻地金乡县谷亭镇靠近，以便控制局势。借着这个机会，王须仁和正宏鸣二人又打着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命令”的旗号，除白子明一人末动，我被软禁，其余所有区委委员都被逮捕起来。逮捕这些委员以后，*苏鲁豫区委会实际上已解体，他们未经向上级请示，还独自成立了什么苏鲁豫整顿委员会。
王须仁和王宏鸣以“整顿委员会”名义向鲁西南、津浦铁路南边各县和丰县一带下通知。通知这些县的脱产干部全部集中，各县除留一人看家外，其余都来。集中后，分两种情况处理，一部分继续逮捕，另一部分办训练班，在训练班周围也派人站岗放哨，等于软禁。
由于牵扯到部队干部，连梁兴初也被逮捕起来了，从地方到部队，大部分干部都牵连上了，“肃托”扩大到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整个苏鲁豫区党政干部中，只剩下王须仁、王宏呜、白子明，其余部不是好人。事件扩大到这种地步，王须仁自己也有点害怕了，因为局势不好收拾，对上级也难以交待。这件事，通过几个渠道反映，终于让*山东分局知道了，一一五师也知道了。
*苏鲁豫区委委机关设在单县王寨，我在区党委任组织部长。王须仁是区委下属湖边地委组织部长，可能是因为有个上下级垂直关系，暂时只把我软柴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刑讯。另外几个委员，宣传部长马霄鹏、军事部长张如、*部长王荣（王文彬）．很快就破刑讯，遭受到各种刑具的折磨。
这些久经考验的中青年好干部，个个不屈不挠，言正辞严驳斥“莫须有”的罪名，最终都被杀害了。
我和一些同志被关押压在一起，大家议论，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应该尽快让上级知道。被关押中还有一个不是干部，是沛县刘邓店的一个小商贩，和我们认识的干部刘昭筹是同乡。于是，我们一边派人注视不要让站岗放哨的人知道，一边用铅笔写信给*山东分局报告实情，希望尽快派人来，否则还有更多的干部要遭到杀害。把信交给那个商贩时，我一再交待他：“你是个小商贩，审查清楚不是敌探很快就会放 的。”这个人放出后，他把那封密信带给了刘昭筹，刘昭筹及时把信上交了。事后知道，在得到这封信之前，*山东分局已经从别的渠道得到了信息。
*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部长郭子化、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都是*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在得知湖西“肃托”事件以后，一同来到湖边地委机关住地金乡县谷亭镇，既是去参加“七大”路过，又是专门来共同解决问题。先是一律释放关押的区级干部，问清情况后，释放了县以下干部。罗荣桓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进行动员，说明他们是党中央委托来解决湖西问题的。并且肯定性质，指出“肃托”扩大化是严重错误的。他当众宣布了三件事。头一件，所有被逮捕关押的于部恢复名义，恢复工作。第二件，整顿组织，配齐班子，从各县县委到区委重新按排于部。第三件，把暗害分子王须仁、王宏鸣带回鲁西南审查。
以后，党中央又两次派人处理善后工作，凡被刑讯致死与枪杀的干部，一律恢复名誉，亲眷一律按烈士家属享受优抚待遇，并在单县南关设置烈士陵园。*中央在湖西“肃托”事件结案后中，指出王须仁等暗害分子。此人被押解到鲁西南审查后，自知罪孽深重，不久便自杀了。王宏鸣助纣为虐，深感罪责难免，在关押待审期间，只身外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档了伪军，后下落不明。也有人传闻，说他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