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全校人都知道你们的事，你还嘴硬？”
接受完老师的批评之后，我和刘芳调开座位。刘芳原地不动，我被调到最后一排，距刘芳有三米多远。再接着，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些学生很不要脸，还没长成人就学着谈恋爱，再这样发展下去，先把他开除掉。我知道学校领导是有所指的，但恐怕不只指我一个。
但是，这话的分量非常重，它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回到家里，又遭到了父亲的一顿痛打。
尽管这样，我俩还是顶住压力，继续保持着隔一两天见一次面的记录，相互鼓励，相互安慰。后来，学校准备把我调到另一个班级。据说，那个老师收拾捣蛋学生有一套办法。更糟糕的是，刘芳的父母到我家大吵大闹，说我把刘芳“欺负”了，叫她以后怎么做人，并准备把刘芳调到又一个很远的学校。
知道消息的那天，我们在空旷的田头躺了整整一夜，她哭得像个泪人。听着她嘤嘤的哭泣，我的心如刀绞一般。
后来，我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她去了别的学校。从此，再难见面，相互之间没有交流的时间和机会，偶尔听到对方的信息，也是被一些背后有指指点点毛病的人戳得稀烂。
从此，我讨厌这个学校，憎恶这个班级，恨不得瞅个机会把班主任好好地揍一顿。
堕落得不可救药
你是说学校和家长把你们强行拆开并没有让你变回一个好孩子？
是这样吧！他们以为这样做了就没事了，根本没人耐得下心来告诉我为什么做错了，所以我的怨恨一直积蓄着，直到后来把所有的怨恨泼给学校和社会。
我开始学着喝酒、抽烟，有时喝得烂醉如泥，还被饭店的老板用车送回家。到家后，尽管奶奶还护着我，疼我，但还是逃脱不了被母亲骂，被父亲打的厄运。他们都恨我不争气，给王家丢了脸。
在学校里我无心学习，上课时总是迷迷糊糊的。老师也不愿管我，同学们更不愿接近我。在这之前，初一期中考试时，我还是班里的尖子生。可到了期末，我的名次一落千丈，排在了倒数的行列里。
一个星期天，我辗转30多公里，坐公共汽车到刘芳的学校找她。门卫听说我要找刘芳，说啥也不让我进去。他还说，找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找刘芳。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无奈，我在刘芳就读的学校门口等了整整一天。我希望她能奇迹般地出现在校门口，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这种期盼最终变成了泡沫。见不到她，我只好灰心丧气地返回。
迷茫、失落和无助的我，坐在院内的凳子上发呆。忽然抬头看见墙头上疯长的蒿草，在微风的吹拂下不停地摇曳，在风的作用下不停地摇着，好像得了哆嗦病。我问自己，我难道不是一棵无助的墙草吗？
由于不求上进，父母不再给我足够的钱，奶奶也不像原来那样疼我。没有钱，我只好到饭店赊账，或找亲戚们去借。我不断地打听刘芳的消息，甚至给她写信，但是没有得到她的半点信息。
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学习环境越来越差，心理的承受能力也越来越弱。初二那年，我几乎在寂寞中度过。
你愿意这样子吗？
我也曾经想要努力，想得回曾经的成功和荣誉，但看到老师、同学冷冰冰的脸，我就又气又伤心。他们都把我当作一个坏孩子，我干脆就整天吊儿郎当，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摇曳的墙草（4）
初二年底考试，我的语文仅得了27分，数学得了12分，我正式地被列为全班的倒数第一，并成为全校的“重点生”。那时，我真想痛哭一场，真想找老师彻底谈一次，也真想找父母好好地沟通一回。然而，我没有勇气，也没有信心，特别是再次受到老师生硬的警告和父亲严厉的责骂之后，我感到彻底地绝望了。我还听说，父母为了不让奶奶护着我，竟和奶奶顶起了嘴，气得奶奶大病一场。
2003年寒假过后，我开始逃学，不想再回到令我伤心、厌烦的学校。我在学校的周围闲逛，在游戏厅和网吧里度日。为了不被父母发现，我按照放学的时间回家，再按照上学的时间出门。其实，离开家门，我就到了游戏厅，一混就是20多天。
网吧的生活能够带给你什么呢？
至少没有人歧视我，束缚我，没有监督我，我还能从游戏里获得发泄的快感。在网吧里，我平均每天玩两三个小时是司空见惯的，最多可达七八个小时，有时候很难把自己从游戏中停下来。我喜欢一个警察抓小偷的游戏。若“警察”占上风，我便迅速加入“劫匪”行列。要不了多大功夫，便能率领人马将局势扭转过来。倘若“劫匪”占了上风，我又变身为“警察”，调整作战方案，部署兵力，凭自己高超的“战术”将劫匪逐一歼灭，最后成为“霸主”。在游戏里，我体会到控制别人的快感，在现实里我那么无奈，那么弱小，别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游戏里我是自由的、强大的，我感到满足。
也许我有足够的钱泡吧玩游戏，我就不会犯事了吧！
王河峰在叙述自己在网吧里的“游戏人生”的时候，出现了少有的兴奋。可是他最后的那个问题，让我感到很可笑，也替他感到悲哀。
那你又是怎么走上犯罪这条路的？
玩游戏是要钱的，我每天在网吧里都要花10多块钱，多的时候要几十块钱。父母每次给我的“学习费”，在游戏厅里只能坚持两个小时。我像断了线的风筝，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动力。
2003年2月的一天下午，我站在路边正为没钱玩游戏发愁。这时，一个认识的女孩恰好路过。她叫小雪，长得和刘芳一样漂亮。
“小雪，有点事我想给你说”，我拦住了她的去路。
“有啥事，这么神秘”，小雪问。
“到里面讲”，我指了指旁边不远处的一个小屋。
小雪跟着我进了小屋，问我找她到底有啥事。我看着她，走过去，小声地对着她的耳朵说：“我爱你，想和你交朋友”。她听后非常生气，愤恨地说“流氓”，然后夺门欲走。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在她准备开门的一刹那，我扑上去拧住她的胳膊，捂住她的嘴，然后就把她强奸了，之后还从她的身上抢走了5块钱。
做完之后你是怎么想的？你不知道那是犯罪吗？
其实做完后我心里也特别乱，脑袋里好久都缠杂着小雪的哭泣和流泪伤心的脸，也有点后悔，知道自己做的事很下流无耻。蠢事做了，自然无法挽回。
所以我心里也怕，怕小雪报案，怕警察抓我，就向母亲撒了个谎，称学校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观，过几天才能回来，之后我在外面躲了三天。那几天真是不好过，整天提心吊胆，特别是看见警察或者警车，就绕着走，听到警笛声，就紧张得不得了，生怕被抓走了。晚上睡觉也不踏实，老是做噩梦。有一次，我梦见小雪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朝自己砍来，一下子就惊醒了，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到了第四天，我悄悄地潜回村里。在打听小雪家没有任何动静，平安无事时，悬着心才搁进肚里。
是不是小雪没报案、你没被警察抓走让你胆子更大了？
也许吧。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假装上学，实际上是去游戏厅玩。路上，经过一个水塔时，从一个女孩裤兜里强行掏走30元现金。再次发现没事后，很快我就变成了一个与游戏里完全一样的“劫匪”。一旦没钱，就想办法去抢，如果是漂亮女孩就顺便占点便宜。我跌入了犯罪的泥潭，而且越陷越深。
2003年2月21日下午4时许，王河峰看周围无人，将一女孩强制猥亵后抢得元。
3月5日下午4时许，尾随一姓张女孩到一无人路段，抢得现金30元。
3月7日上午9时，将女孩霍某某骗到僻静处，先抢得现金3元，又意图强奸，因霍某反抗呼救未遂。当天下午被公安机关抓获。
从被抓获到现在，你对你所犯的罪行应该有了新认识吧？
我很后悔。那天下午，我将抢得的钱在网吧里挥霍完后回到家，正准备躺下睡一会儿时，警察就破门而入冲到我的卧室里，把手铐铐在我的手上。
被带走时，向父母、奶奶告别，才知道自己对那个家多么留恋，我哭了，眼泪都没办法擦，我一步一回头，看到奶奶哭得死去活来。
摇曳的墙草（5）
现在我知道自己对别人犯的罪行，不仅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而且给那些女孩的造成了无法补偿的创伤。我悔恨，不仅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而且也给一直清白的家庭涂上了污点……
（说到这里，王河峰哭了，他哽咽得不能说下去。这一次，他可以抬起手擦掉悔恨的泪。）
◎采访手记：
几个小时的采访，我能够感受到往事带给王河峰的痛苦。他时而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荣耀兴奋，时而为已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而后悔。他是个独生子，有着很不错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学习条件，本应该为父辈或家庭承担起责任，但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监狱里，他有了反思剖析自己的机会。他的经历有很多值得成人思索和总结的教训。首先，作为长辈要对子女负起教育的义务，引导他们认清良莠，辨别是非，矫正方向。千万不可把溺爱当成真爱。其次，学校对所谓的“重点生”不要另眼看待，更不要一棒子将他们打死，要多给他们创造一些健康向上的学习环境和纠正错误、改过自新的机会。孩子年幼，求知欲强，对很多事特别是性的问题都需要老师用科学的方法，去潜移默化地引导、教育。
通过监所同志的介绍，我了解到小王在服刑期间学习法律，总结反思，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在此，我为王河峰积极改造的成果感到欣慰。但也希望成人世界从中有所感悟，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
★相关链接：落后的性教育
1998年的一次调查显示，80％~90％的中学生缺乏基本的性知识，％的人不知道女孩来月经、男孩遗精就意味着有了生育能力。
新的调查表明，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不仅需要了解性的知识，尤其需要端正性观念，培养性道德。后两方面尤其需要来自成人世界的正确引导。在调查中，％的人认为开展青春期性教育很有必要。同时，68％的家长承认性科学知识是门学问。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三方面给予的帮助非常有限。目前国内在校学生总体缺乏制度化的青春期性教育，中学课程设置中唯一介绍到生理发育知识的是初中三年级的《生理卫生》。同时，教师综合素质不够也是一大问题。教师的性观念滞后，专业知识匮乏，课堂讲授照本宣科、单调枯燥，表示很感兴趣的学生只有12％。
而在一般的中学生家庭教育中，青春期教育往往处于缺位状态。这项调查显示，能主动进行青春期教育的家长仅占7％，有93％的家长承认自己不能主动积极地对孩子进行青春期性教育。
☆专家视角：
现在我们国家青少年性犯罪中有很多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性教育引起的，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说性教育的缺乏导致了他们的性犯罪，但至少可以确定它是引发性犯罪的必要条件。当然，在形形色色的青少年犯罪中，即使是性犯罪也是各案而异，引起犯罪的因素很多。就本案而言，王河峰的经历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从他的童年一直到他进入监狱的一条令人心酸的人生道路，对于他的悲剧，很多人都认为是他自甘堕落，但他的父母、同学、老师以及周围的人群对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
西方犯罪学理论中的“标签论”认为：犯罪不是某种行为或某个人的固有属性，是社会或刑事立法、司法所贴的一个标签。刑事立法与司法就是社会对某个行为标附贴签的过程，这种过程会影响人们对自己的评价或对未来的认知。它的代表人物之一贝克尔也说过，犯罪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是社会对行为作出反应的结果，重要的并不是个体的犯罪行为，而是社会对其作出的反应。标签论者让我们注意社会反应的副作用，他们认为社会反应是导致越轨的原因，当个人初次越轨后会引起社会正式与非正式的反应，导致个体的重新定位自我认识，从而继续扮演越轨者的角色。在本案中，王河峰由于早恋受到挫折，再加上他对性知识的渴望反而招致父亲的打骂，这种初次越轨使得他的周围人给他贴上了一个“坏孩子”的标签，使他与他本来的群体隔离开来，这种变化使人生观与价值观本来就不成熟的他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怀疑，青少年时期本身就对自己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很迷茫，再加上他不被周围人认同，原先的“尖子生”、“好孩子”等标签全被“小流氓”等坏标签所代替，使得他反而无所顾忌地继续堕落下去。
王河峰的悲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性的无知。在初尝禁果之后，他们的行为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反而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他的一切都毁了。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人告诉他性是什么，在此之后几乎每一个人都指责他，他既不知道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是什么，更不知道性之后的伦理道德与法律责任。我们发现青少年性犯罪高涨时，总爱说他们缺乏必要的性教育，可是到底给他们什么样的性教育，在中国至今没有多少父母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就算考虑过，也不愿意让孩子更多地接触这个从古代就忌讳的话题。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人认为过多地或过早地让孩子接触与性有关的东西只会毒害他们幼小的心灵，引发他们越轨甚至犯罪。但现在我们分析很多青少年性犯罪的案例时却不是这样，多数青少年性犯罪是由于他们对性的无知所引起的。在现在呼声越来越多的性教育问题中，笔者认为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课堂教育、宣传说教之外，更重要的是大人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其实我们成人在很多时候把他们当成孩子，很多人都没有真正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