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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进步，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当官本位的道德光环逐渐消退、金钱本位的时尚皇冠初露端倪，道德更像一场作秀的游戏。娱乐新闻中的炒作，大部分都与道德和良知有关。明星依靠了一些道德上的越轨行为让受众们继续记住他们。那些没有成名的则靠了给道德的当头棒喝一夜成名。恶名也是名。
社会广泛议论的话题主要聚焦在那些新事物上，它们的出生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不顺眼的。牛仔裤、迪斯科、卡拉OK、试婚、私营经济、个体户、典当行、染发、韩流、炒作、赞助式婚礼、跪式保姆、文字官司、私人侦探。据说，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但一窝蜂地把以上的所有东西都归入新事物，似乎很是牵强。
如果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那些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又怎能是合理的呢。其实黑格尔是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合理”与“合乎理性”完全不是一回事。
牛仔裤否定了的确良，迪斯科否定了忠字舞，卡拉OK否定了大合唱，试婚否定了包办婚姻，私营经济否定了一大二公，个体户否定了大锅饭，染发否定了一成不变，韩流否定了歌咏比赛，炒作否定了权威，赞助式婚礼否定了大操大办。
说到这里，道德演进的节奏已昭然若揭。时代的道德演进总是处在一个经济平台之上，才得以充分展开。道德的演进不是只朝一个方向，而是多方向地发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在时代的各个阶段中，在道德的各个层次里，都有一个“恶”的逻辑如同陀螺一般起到了动力的作用。
我们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善”，会以为那是道德运行的结果。我们也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恶”，就会以为那是道德要打掉的妖怪。但如果认真深入去探解就会发觉，正是理性所表达出来的“恶”，才是使这个世界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因。
二、角色层（3）
权利与权力之辨
1。权利是天赋的，而权力是被赋予的
权利与权力虽然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权利是天赋的，或伴随某种社会（经济）行为自然产生的。比如：生命权利，当出生后就有了。比如：公民权利，当十八岁时自然获得。但没有人生来就有权力，权力是被赋予的。权力是权利者集体赋予的。比如行政权力就是由公民的选举权利赋予的。
2。先有权利，后有权力
权利先于权力，就如同蛋先于鸡。权利是权力之母。它滋养权力，培育权力，支持着权力。而鸡也可以孵蛋。所以，权力是为了保障权利，拥护权利，回馈权利。
3。权力如何保障权利
既然权力来自权利，那么权力就只能保障权利，而不是去阻止权利。因此，公民权利得到伸张是正理，否则这个权力就是不法。权力保障权利的时候，必应是真诚而有力的。决不能以保障权利为名，行阻滞权利之实。更不能以侵犯一部分人权利为名，行不让另一部分人行使权利之实。
4。权利永远高于、大于权力
权利高于、大于权力，而且永远高于、大于权力。这是由上述三点来保障的。所以，就不可能有超越（超乎）权利之上的权力。一个国家，也就不能由那个已经存在的权力来领导，只能由全体权利来统辖。
5。权利是永在的，权力是短暂的
从时效上说，权利是永在的，而权力是短暂的。不可能有世袭的权力，而只能存永恒的权利。权力因权利而生灭，没有天授的持久性。而权利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政治的自然资源，生生不息的。
6。权力必经权利授予
一切权力都由权利来授予，即使权力自产权力的权力也是来自权利授予的。因此，就不仅没有天授的权力，而且也没有不可改变、不可撤销的权力。
权力病毒及消毒进程
陈胜、吴广们崛起于阡陌，摇旗在青山，却对历史骨髓当中的权力病毒束手无策，而只会使用决绝的杀死病体的方式来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标榜天下。
殊不知，陈胜、吴广们在杀死那些岌岌可危的病体、摇摇欲坠的王朝的时候，在自己身上也已经传染了权力病毒，早就有了遗传权力病毒的基因。因而，权力病毒没有被杀灭，反而更加具有历史抗药性，在传统钙质的积淀中葆有了越来越硬的外壳儿。这，也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延续下来的那个超稳定结构的精髓所在了。
这样的精髓在被中国智慧的糖衣包裹起来以后，就有了别样的滋味。它让学者们找到了话说的由头，这个由头就是权力斗争的把戏。而不同的学者从中品味出来的却完全不一样：易中天找到了励志人生的品相，而吴思则看破了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真相。二者都是中国智慧的一个品种，但前一个给人娱乐，后一个告人残酷。正如鲁迅可在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而于丹却能在吃人的行为举止中辨出仁义道德来，都是高人。
权力病毒起始于每个人的欲望，升腾在介入社会生活的行动中，凝固于权力的高台上，没有终极的时空可以限量之。它比蝇蛆繁殖能力还要强，比鼠类的抗药能力还要高，又比梅毒、艾滋还要风流。权力病毒浸染人体，可以使人乱性、沉醉于性，也能使人忘性进而忘形。如果说爱情的起源是大脑内分泌的一小撮化学物质的话，那么权力病毒的繁殖也可说是中国（乃至人类）最难攻克的病症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角色层（4）
权力病毒在中国历史中周而复始地运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轮回与一圈圈涟漪状的报应。权力病毒的温床是严格的伦理制度，正是伦理从近及远、自亲到疏地奠基出权力的祭坛。在古希腊，有着“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传统。在日本，一个武士可以为了自己认为的真理而挑战幕府将军。而在中国，伦理的秩序始终要高于真理的价值，善战胜了真、成为首要的大事情。
但中国人还是有着一种不断消毒的精神，对权力病毒的弥散也保持了最低限度的警觉与革新态度。
第一次消毒发生在唐太宗李世民那里。一个皇帝能以自己制定的制度来严格约束自己，这显然超出了儒家的希望。我相信他一定懂得，权力病毒过快过多地进入王朝的机体与最高统治者的心肌，只能促其如隋朝那般速颓。但他是否还意识到，一个王朝，一个由皇帝来四海俯视的天下，权力病毒引起的那场蜕变是迟早的事。
第二次消毒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要革除的是权力病毒当中的奴性，它宣告了奴性中国形式的第一次破产。可惜的是，由于奴性的母体——权力病毒没有一个可以消灭之的良方，辛亥革命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其对阿Q们的影响了。
第三次消毒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自十九世纪末中国就开始引入西方的思想、制度、知识与技术了。而改革开放更是一次直捣灵魂的权力革命，因为它试图从权力病毒内的蛋白质与DNA上来实现一劳永逸的清除。
等到了第四次消毒，就是目下这场在静悄悄进行中的权利觉醒运动了。原来，权力病毒的天敌正是隐藏于每个公民血液当中的权利意识。当权利意识被激活之后，大量的白细胞以及抗体就会从身体的各个缝隙向权力病毒发起攻击，并愈战愈强……
政治过敏综合征
吾人关心政治，常能从政治新闻中观察出很多货真价实、抑或子虚乌有的信息来。政治家、政治人物、政客的出场顺序、音容笑貌、讲话表态都是可分析的材料，还有很多鬼使神差而来的传言在酒酣耳热中飞扬。怪不得中国的野史稗闻如此之多。
于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们，必须依照一个从大到小的次序出场、上镜、触电，否则就会引起社会波动，甚至天下小乱一阵子。在政坛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级别，就如同做学生的要排名次、上梁山的要有座次。座次上升就是人生突破，级别下降就是事业挫折。一切都被编好号了，领导人出场又怎么能突破这个数字鸿沟呢。
如果哪个政治家说出一句差不多、类似、近乎、还算破天荒的话来，立刻就是一石击起千层浪。不得了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头一遭啊。这也就他能说，像咱们老百姓可说不出来啊。
若是播出了一部有影响的电视剧，类似《雍正王朝》或《走向共和》的，更能使观者激动不已。看来要有动作了。得多吃两碗饭，活到那一天啊。眉飞色舞地谈论，有股子就要二婚的劲头儿。过后没啥动静了，该干吗还干吗吧。时不时提起来，像在谈论一个不争气的孩子。
中国人在政治上被压抑得太久了。久而久之，九九归一，就落下了病根儿。
“这是上面的意思”
“这里面的水很深”；
“来头不小”；
“这个人很有背景”；
“上边发话了”；
“上面拍板儿了”；
“最近上面有新精神”；
“这个很敏感”； 。 想看书来
二、角色层（5）
“这是一本禁书，你看看吧”；
“领导人出场的顺序好像变了”；
“上面表态了”；
“这小子有后台”；
“我黑白两道儿”。
有意思的是，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发布了一篇题为《我的最新决定》的日志，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自己不得不选择“闭嘴”。“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上面的意思”。一个以主张人权（性权利）的先锋人士，原来也是在不自觉且很传统地制造着政治迷彩。
布莱希特认为，一切熟知的事情，因其熟知就理所当然，不需理解。而陌生化效果借助戏剧手段，除去了人物及事件理所当然、众所周知的因素，给它们打上触目惊心、引人求解、决非如此的印记，从而引起联想、思考，引来批判、探讨。
呵呵，政治中心外的围墙与栏杆也一样促使人们试图透过现象去寻找本质。这样的本质可以是秘闻、野史，也可以是解密、戏说，还可以是揭露、爆料，更可以是说出真相、颠覆既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围墙和栏杆，权延赤的红色记忆也不会那么畅销，《雍正王朝》、《汉武帝》也不会风靡天下，中国的当代史书写者也不会一点一点儿非常有策略地往外吐料。政治的迷彩确实有着很重大的经济价值，也能让那些知道些许真情的人成名成家。
而作为围墙与栏杆之外的一般人，也似乎不想把这层迷彩揭掉，并希望自己也能探头进去，不仅可以观光，而且值得炫耀。
那些类似李银河的学者，对于政治迷彩的侵袭，一方面很无奈，一方面也可以借此为暂时或永久退却的借口，同时还能增加自己的迷彩。
也许政治并非如此神秘。但作为政客，要故作神秘；作为公务员，要制造神秘；作为作家，要卖弄神秘；作为商人，要经营神秘；作为冷眼旁观者，要欣赏神秘。这些，就是今日迷彩政治之一斑了。
腐败自我谈
早就想写写腐败的话题了。
这个话题已经被谈论得太多了，好似一个大马蜂窝却一只蜂都不见，都去找蜜去了。这就不好谈了。但我发现这些谈论里基本上只谈论别人，不怎么谈自己。
于是我又有了谈兴，就从自我谈起吧。
在自我谈之前，还是得对“腐败”这个词分析一番。“腐败”是一个典型的矛盾词，矛盾词的意思是说，一个词正说也可以，反说也可以。比如：炒作，宋祖德之流一定会这么说：不炒作也是一种炒作。比如：风险，那些搞融资集资生意的总是如此宣传：没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那么，不腐败是否也是一种腐败呢。当然不是。但是一个人要是不腐败，恐怕是不好混的。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也就是“腐败”作为矛盾词的本质。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做官了，会不会腐败？如果我去做生意，会不会行贿？
我想，医生收红包，为了孩子上学去送礼，其实都是腐败和行贿的小苗。
我如果有孩子，我也会去找人的。我做生意，我也要给人好处，要不然怎么拿单。这是必须的，是行规，不可能不这样做。
那么，我就没资格谈腐败了吗？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腐败。
一种是生存性腐败，一种是享受型腐败。
生存性腐败的意思是说，不得不腐败，不腐败就生存不下去。不如此，就解决不了自己的生存问题。
二、角色层（6）
我也一样。我也会托关系、走后门，找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来帮助解决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看病的事情。认识一些官儿是一种荣耀，他们可以帮助我办事，以便在竞争上先人一步。
有时候不这样做不行；但有时候就变成了享受，想这样做，因为尝到了甜头。后者就是享受型腐败。
生存性腐败比享受型腐败要轻，应该尽量少做生存性腐败、不做享受型腐败。但它们其实都是不可原谅的。
那怎么减轻我的负罪感呢？
于是就去批判腐败，去批判那些受贿者、有权者、既得利益者，去批判这种社会现象。
时代的精神病气质
汉语常常会把名词给形容词化了，如：
红红的×××（意思是，这个×××具有“红”这个属性）；
科学这么做是不科学的（意思是，这么做不符合科学规律）；
太监太监帖、鉴定完毕（这个太监会上网）。
而当“精神病”这个词也形容词化时，就会出现以下的骂人话：
精神病啊。
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吧。
精神不正常吧。
神经病。
还有当精神病与神经病混淆之后，就会有更有趣的现象。到底什么样的行为算是神经病，什么又可归入精神病，确实是值得分析的。但在日常的汉语口语里，却基本不作区分，就如对心、脑的混淆一样。
这个世上无非三种人，即：
精神正常者（俗人、大众的单数、群众的个体，老百姓之一）；
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