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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道光帝年富力强，锐意进取，面对着日益衰朽的清朝，作为一国之君，踌躇满志的道光又会有哪些复兴王朝的举措呢？
请看：海运皇粮。
六、海运皇粮（1）
为解决北方粮食不足和保证皇族、官僚以及官兵俸饷的发放，清政府每年需要将几百万石粮食通过运河北运至京师。这被称为“漕运”的国家大政到了道光年间已经是弊端丛生、难以为继。那么，漕运究竟遭遇了怎样的阻碍？面对可能断粮的危险，道光帝将如何谋划应急之策？这又导致漕运体制发生了怎样的变革呢？
【漕粮难运，借黄济运】
道光四年，年关将近。京城内外买卖年货的人群摩肩接踵，迫不及待的孩子不时燃响了爆竹，把新年将至的气氛烘托得更加浓重。忙碌了一年的各衙门官员正准备封印放假，回家过年。
这时，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大量湖水外泄，致使大运河从江苏高邮、宝应到清江浦（今扬州到淮安）一段水位急剧下降，漕船搁浅，京城粮道断绝，面临着断炊的危险。
这般光景，年是没法过了。
道光皇帝气急败坏，一面下令将南河总督张文浩革职，披枷带锁，押赴决口处示众一个月，让他好好看看他干的好事儿，然后发配新疆；同时派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冒着漫天大雪，驰往决口，会同两江总督孙玉庭等研究对策。
道光为何如此着急？如果您了解漕运是怎么一回事儿，就能理解道光皇帝此时的心情了。
大家知道，农民要交公粮，过去叫“交皇粮”。说是交粮，实际上，清政府往往要求农民交银子，但对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等八个产粮大省则要求农民直接交粮食，什么粮食呢？一般是大米，然后政府再将这些大米通过大运河北运到北京通州，这叫作漕运，以此解决北方粮食不足和保障百官俸禄、士兵军饷的发放。嘉庆道光年间，每年运送漕粮四百万石。
这项“南粮北调”的工程是封建社会的国家大政，号称“天庾正供”，耗费了惊人的人力、财力。自嘉庆年间起，漕运就已经弊端丛生，为此，让嘉庆和后来的道光帝伤透了脑筋。伤脑筋的首要原因是运输成本越来越高。
一般说来，漕运的成本包括五部分：
1、水手的工资、口粮的费用；
2、为保护漕粮而动用军队的费用；
3、漕粮的正常损耗；
4、疏浚、维护运河的费用；
5、漕船的建造、维修的费用。
嘉庆以来，有两个因素致使漕运成本骤增：
首先是生态环境恶化。当时，黄河从江苏入海，自乾隆晚年以来，黄河对运河形成倒灌之势，几次水灾，扰乱了运河水系，运河淤塞严重，漕船往往搁浅。这样一来，漕船不能按时抵京，时间一长，水手的口粮、工资，调动军队的开支大增；漕粮也更易霉变损耗；为了驶过浅滩，不得不动用上万纤夫节节拉纤，不仅额外平添了不少开支，而且拉坏了无数漕船，漕船修造的费用也是居高不下。
其次，吏治###也增大了漕运成本。譬如，在漕船修造这个环节上，当时有漕船六千艘以上，规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负责修船的官吏弄虚作假，从###取暴利，仅修船一项，国家每年就要花费上百万两白银。
同时，漕船经过数千里的运河，要想顺利驶抵通州，沿途要交纳不少“陋规”。漕运是“天庾正供”，国家严禁沿途地方官勒索陋规，但你不交陋规，漕船通过船闸、浅滩的时候，就难以获得地方的援助，在验米等环节也会受到刁难。更何况漕丁本身也不清白，所有漕船都不顾国家禁令，私揽客货，超载严重，甚至夹带违禁品，你不交陋规，你过得去层层关卡吗？这样一来，漕粮运到北京，每石米的价格就是南方价格的二三倍了。可见，若仅算经济账的话，漕运可谓得不偿失。
六、海运皇粮（2）
道光年间，著名诗人龚自珍行抵淮浦（江苏淮安），听见纤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通宵达旦，被搅得难以入睡。循着号子声来到河畔，一幅壮观的场面顿时映入他的眼帘，但见篝火烛天，上千纤夫挥汗如雨，喊着发自肺腑的号子，奋力拉挽，将一艘艘漕船拖进船闸。那份艰难，那份苦楚，让诗人目睹了日渐衰退的国家机器运转的巨大代价。作为一名政府下级官员，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歉疚之感，于是，浑身颤抖，热泪横流，脱口吟唱：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大家会不会有个疑问：清政府为什么不直接向北方的官员、兵丁发放现金，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买粮呢？其实，这个办法清政府不是没想过，但是，当时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国内市场并未形成，少量的需求勉强可以满足，要是北方的官员、兵丁都到市场上买粮，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可买。所以，即使千难万险，成本奇高，政府也得保证漕运。因为，那个时候，粮食已经成为战略资源，这关系到国家机器运转和北方粮食的安全，漕粮晚到北京几天，都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道光继位五年来，一直为漕运成本过高而烦恼，但是，如今的难题已经不再是成本多高的问题了，漕船都搁浅在运河滩上，一动不动，除非有神仙相助，否则，就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了。当时，每年漕粮在十一月征完，十二月起运。如今漕粮刚刚起运，就搁浅，关系北方稳定的命脉就被切断，道光皇帝怎能不急？
大家会不会有一个想法：清政府为何不尝试陆路运输，怎么一门儿心思非走运河不可呢？
中国古代车辆设计十分落后，解决不了四轮车辆的转向和操控问题，只能设计制造独轮的人力车或两轮的畜力车。这种车装载量很小，加之全国道路十分简陋，车轮和车身之间没有减震装置，通过###极差，速度奇慢。要是这样运粮，一路上人吃马喂，恐怕到了北京，一车粮食基本上也就消耗光了。所以，有这么一句古语：“千里不运粮”。通过陆路运送粮食，清朝人连想也没想过。
摆在道光帝面前的难题是让这批搁浅的漕船脱离淤塞河段，能够即时北上。于是，钦差大臣文孚和署理两江总督魏元煜提出了一个方案——借黄济运，并提出了实施此方案的经费预算——三百万两白银。
借黄济运就是打开闸门，把黄河水灌进运河。因为黄河是地上河，河面高于运河，所以，黄水可直达淮扬，运河水面升高，足以浮送漕船。但是，此法虽可使搁浅的漕船暂时通过，但过后大量泥沙将使运河淤塞，甚至破坏淮河、洪泽湖的水系，故称引狼入室的馊主意。这个方法过去不得已情况下已经用过几次，多次的事实证明后果严重，不堪设想。
当时州县官中有人告诫政府的高层说：“借黄济运之说，询之土人，虽妇人孺子皆知无益。”就是说你问问当地人，即使是妇女、小孩儿都知道这个主意不好。道光和文武百官自然也深知“借黄济运”后患无穷，但此时，形势严峻，迫在眉睫，火都快烧到眉毛了，也就顾不上别的了，只能先顾及眼前了。
道光皇帝一方面抱怨“借黄济运”弊端太大，一方面又让魏元煜“权宜办理”，也就是把责任推给了魏元煜，你看着办吧。然后，道光帝又将三百万两的经费预算给打了个二点六折，首先批准了八十万两。就这八十万两也仅仅由中央财政拨了二十万两，余下的六十万两让他自筹。魏元煜当然筹款无门，还是皇帝面子大，出面替他从山东和江苏借来了余下的款项，好歹凑齐了八十万两。
六、海运皇粮（3）
二月初九（公历3月28日），借黄济运正式启动，闸门开启的时候，有的地方官情不自禁，痛哭流涕。大家纷纷劝慰，说顾全大局，漕运要紧，等等。此时，原两江总督孙玉庭已被革职留任，正主持借黄济运，然而，一个多月后，他越发感觉形势不妙，此时的黄河正处在枯水期，倒灌进运河的黄河水有限，绝大多数漕船仍是举步维艰，但恶果倒是立竿见影，新的淤泥正在形成，于是，奏请停止借黄济运，改为盘坝接运。
【盘坝接运，海运南漕】
什么是盘坝接运？
盘坝接运就是在淤浅的运河河道中临时筑坝，再将附近的湖河之水用水车灌进坝中，借以暂时提高水位，船行过坝之后，转从高邮由驳船北运。此法虽不致像借黄济运那样扰乱运河水系，但代价太高。以这个方法运到北京的漕米，谁还能###心下咽。这不，孙玉庭报上了盘坝接运的支出预算，共需白银120万两。
时间已是初夏了，往年这个时候，连湖南、浙江这些地方的漕船都已经到了通州。而现在，大批漕船还拥堵滞留在淮安以南。京城已经出现粮食恐慌，清政府不得不紧急从奉天（今辽宁省）调运剩余米粮入京，缓解粮食压力。但奉天人烟稀少，产粮不多，不可能给北京的粮食供应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形式日益严峻，道光帝不堪重负，此时，他没敢大打折扣，东挪西借凑够102万两，至此，国家已经为这批共200万石的漕粮投资了180多万两白银了，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清楚这是一笔亏损到极点的投资。不过，道光皇帝在懊恼之余多少也为自己这次慷慨而自负，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孙玉庭可能还会给他节省些钱。
不料，这180多万两银子仍然未能解决问题，200万石漕粮仍然没有运过黄河。无奈之下，孙玉庭不得不再请拨款，他深知道光帝崇尚节俭的秉###，所以，这次他要的不是现金，而是手中的漕粮，根据《清史稿》记载，孙玉庭请截留漕米一百万石。
本来，用180多万两银子的投资将200万石漕粮运过黄河已是赔本买卖，而今仅剩100万石了，转瞬间又亏损了一倍。而且夏至将临，水势更难预料，漕粮已经注定无法按期运到京城。道光帝###无可###，立即做出了一系列重大人事调整。将革职留任的两江总督孙玉庭、现任两江总督魏元煜以及漕运总督、南河总督一并交部议处，追究责任。
不久，处罚结果也出来了，降职的降职，勒休的勒休（勒令退休），孙玉庭被勒休，而且赔偿此前剥削运送滞留漕粮费用的十分之七。考虑到如果让孙玉庭退休回家，等于把他从漕运的纷扰中解放出来，未免便宜了他，所以，道光帝命令把他押往运河工地，开挖河道。当时72岁高龄的孙玉庭每天拿着铁锹挖泥，心情沉重，估计欠道光帝的这笔巨款今生永无偿还之期了，做了一辈子官儿，给儿孙们欠了一屁股饥荒，真是死不瞑目。
借黄济运失败，盘坝接运失败，漕运危机终于走进了死胡同，这时还有何计可使？
早在借黄济运计划即将启动之际，有人提出了个海运南漕的想法。这个办法的希望寄托于运河的东方——广袤无垠的太平洋。是啊，如果将漕船驶出长江口，前往天津，不是一样能将漕粮运到北京吗？您能猜到是谁在这时提出海运的建议吗？大多数人可能想不到，这个颇前卫的计划的提出者居然是谨小慎微的道光皇帝。。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六、海运皇粮（4）
道光五年二月初五（公历1825年3月24日），道光皇帝下发圣旨：目前借黄济运，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必将留下后患。从前有海运之说，意见纷纭，并无定见。朕想江苏、浙江等地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一年中往来数次，似海运尚非必不可行。朕意欲将各地应纳漕米改雇大号沙船，让水手小心驾驶，定能履险如夷。其他如风涛之警，盗贼之事，也不必担心。只是事属创举，办理不易。但不可畏难，束手坐视，漠不关心。有关单位应该广咨博采，通盘经画，不存成见，将海运相关事宜一一熟筹，据实具奏，候朕裁酌施行。
不过，道光皇帝的这种跳跃###思维让各省督抚多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刚刚批准了借黄济运，现在又要讨论海运南漕，这是怎么回事呢？一研究上谕，就能发现道光皇帝是以商量的口气写的圣旨，也没肯定说非海运不可。
于是，官员们普遍猜想这可能是为以后海运作准备，但又一想好像也说不通，因为很快决口就堵上了，雨季之后洪泽湖水位上涨，运河就能通行，何必还海运呢？而且，海运也不是新主张，这本是嘉庆朝否定了的方案，谁愿意冒风险去搞什么海运呢？所以官员们的反应并不积极。
原来，在嘉庆初年就有人提出过海运的建议，但反对呼声太高，这些反对意见中既有一个大陆民族对海洋的不信任，更深层次原因还有既得利益在作怪。漕运之利太大了，贪官污吏可以中饱私囊，连世袭的船户都可分一杯羹，不仅可以借漕运带点儿私货，贩运走私，而且，单论漕丁这份儿威风，也够让人心理满足了。
当然，这些理由都拿不到桌面上来讲，要讲只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立论，于是，提出了三个反对理由：
其一，海洋中礁石密布，艰险难行，天庾正供，不可尝试于不测之地；
其二，由谁来运呢？漕丁不认识海路，让民船来运，船户又散漫惯了，难以稽查，万一延误，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其三，实行海运，现在以漕运为生的几十万人的生计就会发生问题，对社会治安威胁不小。
总之，反对者说得振振有词，嘉庆皇帝也是举棋不定，最后，反复斟酌，否决了海运的建议。根据《清史稿》记载，从此之后，在整个嘉庆朝，就没有人再敢提海运的建议。
在处分了魏元煜、孙玉庭之后，五月十八（公历7月3日），道光帝调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十余天后，将山东巡抚琦善提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