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我家每时每刻都全方位地布有除蟑药。大多数蟑螂被迫害致死，少数幸存者也迁居别处，另谋生路了。
在日本，很难与蟑螂绝缘。因为这里的气候太适合它们的生长。药店里的除蟑药有喷的、熏的、粘的，花样翻新，销势经久不衰。
我从小怕虫子，怕发霉的东西。小时候，家里烧的是蜂窝煤。当我看到从蜂窝里钻出小蟑螂时，便立即停止洗碗等厨房作业，跑进房间再不肯出来。
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桌子下面常囤积着白薯，我们有时蒸着吃，有时烤着吃，有时煮着吃。记得有一次，我钻到桌子下面去拿白薯，当手触到发霉的一个时，顿失言语，浑身发软。从此，研究霉，研究微生物的妈妈为我定了论：小帅永远成不了微生物学家。我很高兴在这个领域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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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理解（1）
有一位名叫木下彰的日本长者，幼年过着比当年的阿信还要赤贫的生活，睡铁板，盖草席，填不饱肚子，他如今已成了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企业家。
木下先生的年收入一亿几千万日元，可谓巨富，请客时多不看菜谱，只说“要最贵的”。
他很喜欢同中国人谈天说地，聊家常。一次，我跟他谈起了北京的父母。
母亲年轻的时候，膝盖的半月板做过手术，手术后过了一段时间的双拐生活。直到现在父亲还在向我和妹妹揭母亲的老底说：那个时候，你妈妈回家时，如果爸爸不在家，不能背她上楼，就会掉眼泪。
后来，母亲脱去了双拐，但是从此腿便对气候敏感起来，简直可以做天气预报。母亲腿疼，必是阴雨天；母亲腿不疼，必是艳阳天。
母亲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北面，而我家住在中关村的南面，在全家四口人当中，母亲离家最远。但是去研究所食堂买馒头，到菜市场买菜都由母亲一个人承担着。我当时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去帮帮母亲？甚至母亲累了一天提着重重的菜兜回来以后，我也没有让母亲好好休息过。我常常是在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时才装模作样地打开书本。母亲一见我在好好念书就会去厨房任劳任怨地准备晚饭。在父母的厚爱下，我懂事很晚。
母亲一生也没有学会骑车。父亲曾下决心教会母亲，可是在中关村大操场练习了几周以后，母亲依然只会转圈而不会走直线，父亲投降了。母亲一生乘“11路”，走了不知多少路。
在我和妹妹都出嫁以后，一天父亲突然对我们姐妹俩说：“对两个女儿我已尽到了责任。过去你们两个一直是全家的重心，以后重心将变为妈妈。妈妈身体不好又辛苦了一辈子，养大了两个女儿，劳苦功高，爸爸要好好奖励奖励妈妈。”
“怎么奖励？”我和妹妹异口同声。
“给妈妈买一件在北京城最暖和的，可以遮住膝盖的高级皮大衣。”
好皮货毕竟价格昂贵，不是一下子可以办到的。父亲在一个大信封上用粗笔写下“妈妈大衣”四个字，每个月发工资时都会往里面放几张票子。我和妹妹也偷偷往里面放过，虽然父亲一再说：“不要你们的，你们把各自的小家庭管好比什么都强。”
也记不清究竟过了多久，那单薄的大信封终于丰满起来，里面已有厚厚的一沓。多少次看见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床上点那信封里的票子，有时还拿支红铅笔做记录。每次点完钱后，总能看到父亲微蹙眉头，自言自语地说：“还差一点。”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父亲又从写字台紧锁着的大抽屉里拿出那个大信封，上床盘腿坐好，“十块，二十块，……”不同往常地大声数起来，钞票一百元一沓地铺满了大床的一角。“有两千块了。妈妈的大衣钱够了。”父亲兴高采烈得像个孩子。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带着母亲进城了，直到很晚才兴冲冲地回来，手中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包。
进门后，父亲吩咐我去给母亲倒水，而自己却急不可待地打开那个大旅行包。“快，穿上给女儿看看。”还没容母亲坐下来啜上一口水，父亲便把新买来的皮大衣披在了母亲的肩上。父亲就是这么一个急性子。母亲骤然间变成了一个很显阔绰的贵夫人，在大镜子前翻过来调过去地笑得合不拢嘴。
“还有一顶皮帽哩，买完大衣还剩了三百块。”只见父亲像变戏法一样又从大旅行包中变出了一顶皮帽子，戴在了母亲的头上。
看着母亲鼻尖上渗出的汗滴，我相信即使是在冰天雪地里，母亲也不会受寒了。我赶快帮母亲脱下大衣。不让母亲挨冷固然好，但也不能让母亲受暑呀。父亲一定忘记了当时已是初夏，谁受得了这么老半天的全副武装。
“小帅，你也来试试。”随着父亲持续的兴奋，于是我也成了“贵夫人”。全家三个“贵夫人”和一位“贵夫人”观赏者那天情绪一直高涨到深夜。
听我讲完这个家庭故事以后，木下先生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你父母太幸福了，真是太幸福了！我太羡慕他们了。”
此后，每逢遇见我，木下先生便说：“你的父母太幸福了。”
我终于慢慢领会了木下先生对幸福的理解。是啊，树立一个小小的幸福目标，然后朝向它不懈地努力，最后这小小的幸福被抓在了手里。这种人生风景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木下这样的大老板。他想办任何事，都只是批个数字就可以了。为实现这一小小幸福的酸甜苦辣则是完全品尝不到了。
究竟什么是幸福，应该怎样理解幸福？
平平凡凡的人寻找幸福时容易瞄准富有的人、成功的人，而富有的人、成功的人有时恰恰会反过来到平凡人的生活样式中寻找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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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理解（2）
最近在一本书《你的误区》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使幸福可望而不可即的莫过于有意寻找幸福。美国教育学家杜朗曾叙述过他过去如何寻找幸福。他先从知识里找，得到的只是幻灭；从旅行里找，得到的只是疲倦；从财富里找，得到的只是争斗；从写作中找，得到的只是劳累。然而有一天，他在火车站看见一辆小汽车里坐着一位年轻妇女，怀中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一位中年男子从火车上下来，径直走到汽车旁边吻了一下妻子，又轻轻吻了婴儿，生怕把他惊醒。这时杜朗才惊奇地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他从此懂得：生活中的每一正常活动都带有某种幸福。
苦味西瓜（1）
那年，丈夫终于就职了。
经过了一套中档西服的精心包装，经过了履历书对自身特长的重笔勾勒，经过了考驾驶执照等附加技能的火急到位，在到处碰壁，四面楚歌之末，他总算与一“法人”结缘，那是一家韩国企业的日本分公司。
本已身在他乡，又入第三国职场，一纸“采用通知书”使他精神高亢，比起他来，我没有过就职的兴奋，因为“得来全不费工夫”。在老师及友人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就职，顺利地退职，顺利地再就职。我的苦恼不在求职上。
一个小小的生命已经镶嵌在我的肺腑里，他开始抓住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体力，我的全部。一切都无法像从前那样再向学习或工作倾斜。我盼早日“失业”，盼早日“滞在家中”。可惜，我有业不得失，有家无法滞在。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他的签证还是依附于我的“家族滞在”。
这下可好了，他终于成为堂堂的“社会人”。踏上日本岛八年以来，我也算第一次有望从跑上下来歇歇脚。我将有幸成为守在摇篮旁的母亲。
他“入社”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魂不守舍，思绪已远远地偏离了眼前的计算机，也没有落在正在腹中拳打脚踢、做着健美操的宝宝身上，我是在全神贯注地想今晚该如何为他摆庆功宴。
下班后，即去采购，提着装得满满的六个大塑料袋，我腆着大肚子，走出菜店，一步一摇，两步一歇地摇到了家，手心勒出了两道紫红。
忙完一阵之后，一桌丰盛的晚餐准备出来了，我放起轻柔的舞曲，拿出香醇的美酒，等待着与他干杯。
刚刚坐下，门铃便响了，“又忘带钥匙了”，我一边在心中甜甜地责怪，一边用手托着肚子，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急急地迈着碎步去开门。
三个人影同时出现在门口，我吃了一惊。
“公司很近，我把部长和同期入社的同事叫来了。”只见丈夫笑容可掬。虽说有些突然，反正家里已备了酒菜，来得也算正是时候。
大家席地围坐在低矮的日式餐桌前，我一边向部长表示感谢，并请新同事多多关照，一边为每个人倒酒。
大家一本正经地向我做自我介绍，原来包括丈夫在内的三个人分别为三个国籍：日本、韩国、中国。几杯酒落肚后，日本籍的部长开始慷慨陈词，那架势像是在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他从日本讲到韩国，从韩国讲到中国，又从中国讲到亚洲，从亚洲讲到世界。两个“新人”加上我洗耳恭听，目光发热。当听到“亚洲是一家，四海皆兄弟”，“技术与友谊没有国界”时，那位韩国人突然说：“我喜欢部长，喜欢这公司，我总算找到了好日本人。”然后搂住部长的脖子哭了起来。
我温了一块毛巾递给他，他抬起头，微醺的目光中充满善意：“我和你丈夫一个姓，在公司我会关照小弟，你尽管安心生孩子，安心带孩子。”他还说我与他夫人酷似，说话像，神情像，动作也像。他还让我一定去他家玩。
十点半，大家走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久久的感动。我知道了这位韩国人的身世。
他是在日韩国人，今年四十五岁，大儿子十六岁，寄养在韩国的哥哥家，如今称他“叔叔”，呼其兄“爸爸”。他经营过两家公司，生意兴隆。几年前，毁于泡沫经济，他破产了。从此，他一改人生态度，决心从事业家变为生活家。于是，又生一子，渴望找回那份逝去的天伦之乐。不想，此儿自出世以后便病魔缠身，那小小躯体里一直插着横七竖八的管子，迄今为止，他尚未回过家……
第二天，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位多难的韩国大哥的事，特别是他那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榻的孩子，我不懂不幸的运行规律，只希望它是可以控制的。如果灾难必定降临的话，它应该落在父亲的身上，或者落在母亲的身上，父母各分一半也可以。惟一不该的是落在天使般的孩子身上。迎接“人之初”的应该是金灿灿的世界，应该是暖融融的人间。
晚上，我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意外地又看到一桌宴席。定睛一看，才发现尽是土豆片、鱼干、花生米等现成食品。只见丈夫与韩国大哥相对而坐，正在举杯。
见我回来，丈夫说：“大哥送孩子的衣服来了。”我这才看见屋角放着一个大纸口袋，里面整整齐齐地装着一摞干干净净的童装。“这么多，这么新的衣服怎么可以都给我？你的孩子一定还能穿。”我忙说。
“这是我老婆让我带来的。她给孩子买了很多衣服，可惜，孩子一天到晚躺在病房里，用不上。”韩国大哥的语气诚恳极了。
“你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是否该问，却还是脱口而出。韩国大哥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中的男孩大约四岁，皮肤白净得像个女孩。他的右鼻孔里插着一根透明的塑料管，从表情中看，他对此异物已很习惯，面容十分安详。
苦味西瓜（2）
“我一定去医院看他。”我将照片还给韩国大哥。只见韩国大哥把脸贴在照片上，伏案呜咽起来：“他可以不会走路，可以不会说话，可他不该不会笑，人生至少应该有微笑。”
“他会笑的！他一定会笑的！”本想安慰韩国大哥，可自己的眼泪却“刷”地流了下来……
“你赶紧吃饭，吃完了炒几个菜给大嫂捎去，大嫂还在医院陪床呢。”还是丈夫的话止住了我的泪。我囫囵吞枣地吃了几口便系上围裙下了厨房。两大饭盒的热菜热饭准备好了，我把饭盒装入一个塑料袋，交给了韩国大哥。道别时，韩国大哥对我说：“我老婆急着见你，过两天我就带她来。”“不！不！应该是我去看她，让她先忙孩子。”我真的想尽快去看看他们母子。
直到深夜我们俩还在聊韩国大哥。丈夫告诉我韩国大哥现在已是负债累累，分文皆无。白天他们一起外出联系业务时，连买饮料的钱都没有。
“还有几周才发工资呢，先让他到家里来吃晚饭吧，大嫂的饭我也做。”我建议。“我叫他来。”丈夫与我一拍即合。
次日下班后，我又买了不少菜，准备做四个人的饭。赶到家，韩国大哥果然来了。“晚饭马上就好。”我放下书包就准备下厨房。“不，我还有事，马上就走。今天我是来送西瓜的。”我这才看见电冰箱旁边放着一个有篮球那么大的西瓜。
“冬天在日本买这么大的西瓜要贵死人呦。再说，他连买饮料的钱都没有……”我思忖着。“我不要！”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词了。
“这么重的西瓜，我已经拎来了，难道你还让我拎走吗？”韩国大哥显然有些不悦。
“这样吧。我留一半，你带走一半给夫人和孩子。”我只好走“中庸之道”了。
“这西瓜是为你买的。你马上就要生娃娃了，别跟我推来让去的。”韩国大哥的语气里有点火。
“好吧。这西瓜我留下，但你明天一定来吃晚饭。”我奈何他不得。
“好！”韩国大哥爽快地答应了。
可是，我第二天下班回家后没有看到韩国大哥，只有丈夫一个人在抽闷烟。
“韩国大哥呢？” “他不来了。” “今天忙，明天来也行。” “明天也不来了。”
“明天有事？下周来也行。” “下周也不来了。” 我这才发现丈夫有点不对劲。
“出什么事了？” “部长的钱包丢了。” “在哪里丢的？” “车里。”
“车里有谁？” “有我和韩国大哥。” “部长怀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