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昆虫学的年轻专家，在日本三年的全部历史竟是家庭主妇，她一直不敢告诉国内的父母她每天的工作是换尿布、冲奶粉、上公园。她说了整整三年的谎。“父母从三岁起就开始带我观察昆虫了，到头来他们用毕生的精力，最终却培养出一个家庭主妇，怎么接受得了？”
“昆虫是你的热爱，也是你的事业，可是这两三年你的宝宝比昆虫重要，更非你不可。”我常用此类话安慰别人的同时安慰自己。
一个朋友，他的天文学研究成绩斐然。最初他是迷恋天文，成功以后他开始迷恋成功，多少次听他说过：“我必须成功，我只能成功，我要不断成功。”
“忘掉成功，重新拾起热爱。成功是与热爱结缘的，而不会在患得患失中走来。”我自醒的能力虽然贫弱，但却常常可以使朋友警醒。
一个朋友，少时是游泳健将，如今毕竟人到中年，风光不再了。但是她依然感到旁人对她的期待，于是她也就想去演一个健将，只要入水，就必须拿出健将级的泳姿和速度。因而她总是带上大大的提速脚蹼，她顿时有了健将级的动力，却并不真实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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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袱（2）
“你的脚蹼沉重得像镣铐，为什么不肯解下镣铐呢？”我对别人的沉重很敏感，很不喜欢看。
前一段，原ＸＪａｐａｎ音乐小组的歌星Ｈｉｄｅ突然上吊自杀，享年三十三岁。电视中谈不完这一轰动日本列岛的悲剧，他自杀的动因渺然不可追考。可我丈夫坚持说他是死于包袱，死于沉重，ＸＪａｐａｎ的成功是包袱，去年突然解散（据说是因为小组成员音乐方向的不同）更是包袱，Ｈiｄｅ被ＸＪａｐａｎ崇拜者沸腾的期待压倒了。 如今，我终于又一次被人提醒，看见了自己肩头的包袱。一个女子，终生背着山一样的包袱匍匐前进，从美学角度，这是不够和谐的，从生活智慧角度，它又是不够科学的。
我可以向往回归自己的自然态吗？真不愿再让你窥见沉重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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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谎言
我有时骗人，从前主要是骗自己，后来主要是骗儿子。
骗自己时的典型风景如下：
明明在巨大的压力下，我不行了，我快垮了，我身心都要碎了。可是对着镜子我常常对自己说：“小帅，看你好好的，你是天才般的强人，这点压力轻得像个空纸盒，算不了什么，再来十个你也背得动，你怎么可能垮呢？”
这种自我欺骗给了我反复的自我暗示，于是我真的强起来：摇摇欲坠时，我总能起死回生。虽然我强得一点也不过关，我强得一点也不自然，对我的强弱也是众说纷纭。在远处看黄帅的人说：她真坚强，居然还活着；在近处看黄帅的人说：她真软弱，比谁都爱哭；在原点看黄帅的自己说：她不好用坚强或软弱来概括，韧性的确是被锻炼出来了。
谎言不仅仅会因为在社会中流传一万遍而变换为真，而谎言在自己内心中说上一万遍也同样会变换成真。
现在我不需要再靠欺骗自己度日了，世界已变得柔和起来。
可不知为什么，我却重操旧业，又开始欺骗自己的孩子。不，应该说是孩子他爸先开始骗的。
儿子七个月时会爬。奇怪的是他只能后退而不会前进。一天，孩子他爸手持电视机遥控器，在儿子的前方引诱。遥控器是最能使儿子兴奋的目标物了。儿子一见它，立刻匍匐前进，而且速度快得惊人，就在那只软软的小手就要够到遥控器的刹那间，孩子他爸将手一扬，遥控器落在了高高的电视上。儿子望尘莫及，委屈得“哇”地哭起来。
“不能这样，不能从人之初开始，世间就没有真诚。”我劝孩子他爸不要欺骗孩子，在孩子他爸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地将遥控器交给儿子，任他啃，由他摔。我想替孩子他爸补过。
平心静气地想，还是我比孩子他爸骗得多。
将苦涩的药调好后，我会笑眯眯地对儿子说：“来，妈妈喂宝宝甜甜。”起先，儿子会兴奋地张开小嘴。我则迅速地将药汁压舌灌入。当儿子反应过来这不是“甜甜”时，已悔之莫及。后来，只要我再说“来，喝甜甜”，儿子便一字一顿地回答：“不要甜甜！”他的一对黑眼睛斜视着我，在说：妈妈骗人。
这类的谎言，我对孩子说了无穷多。
据说，谎言分黑色的和白色的。恶意的谎言是黑色的，善意的谎言是白色的。我本以为白色的谎言算不上欺骗，所以说了很多。
从儿子的双眸中，我突然觉得白色的谎言也是让他伤心的欺骗，如果能不说，还是别说。
我现在给儿子喂药时，已不再说“妈妈喂甜甜”了。我诚实地告诉儿子：“妈妈喂药药。”灌药后，我在儿子的小嘴里塞一粒糖，儿子说：“糖糖真甜。”他不计较良药苦口了。
今后我或许还会骗自己，但我再也不想对别人说谎了，不管它是黑色的，抑或是白色的。
情绪商数（1）
在小王的建议下，这次我俩没有再去麦当劳精神会餐，而是跑到了东京的肚脐——银座最贵的一条街去吃“放题”，也算获得了几个小时的脱贫感。
我和小王是很容易合并到一起的“同类项”：都来自北京，都“八年抗战”结束，都是“上班族”，也都是母亲，更重要的是都需要在彼此共有的氛围中倾诉。
既然已存一肚子的话憋在喉头，我便抢先一吐为快。“在日本这个男性社会里，咱们一当了妈妈就好像突然成了残废人似的，立刻价值减半。工作和育儿的两立也确实太难。最终我还是忍痛割爱，将孩子送回北京。我现在是品尝够了母子分离的滋味。不到半年已经去了三次北京了。我知道再超假就会被视为勤务态度恶劣，日本企业是不讲私情的。可我必须再请假。我要去入管局为孩子办理来日手续，我要与我儿共朝夕，共有一段金色的回忆，无论什么代价。这是牛年——我的本命年中惟一的执著了……”
“办孩子来日很容易呀。”小王完全没有进入我的情绪。
“你听我说呀。我足足权衡了两个月才权衡出对工作影响最小的一天，准备请假去入管局。那天，我一早赶到JR线松户站。嘿，每天我出勤乘得好好的电车却因事故停止运行，再发车时间不明。怎么办？我已经很难再请假了。乘出租？不！再添一点钱便可乘坐大铁鸟飞北京了。急中生智，我突然想到了改线绕行。我挤出JR松户站，来到我从未搭乘过的新京城线松户站口。工作人员热情地告诉我千叶站是最后一站。我疾步踏入电车，如释重负，闭上眼睛放松下来，反正千叶是最后一站。
“迷迷糊糊之中，我感到电车经过了无数次停止和启动。怎么这么远？我睁开眼睛，想确认此刻的所在，窗外醒目的‘松户站’站牌使我惊呆了。我怎么原地未动？莫非我睡着了？此车按原路返回了？我在床上入睡都难，怎么会……
“无奈。我拿着车票告诉站员我一步也没有出站，能否退票。回答是车票的含义是乘车券。乘车了则要买票，至于是否出站则是乘客自己的事情。于是我又改乘那条已恢复运行了的‘事故线’再往千叶。抵达目的地时，映入眼帘的是‘现在午休’的牌子。
“几小时后，一位年轻的官员指着我递上去的材料中两张孩子的彩照对我说：‘难道你的孩子只有这样的照片吗？你不懂标准照的含义吗？’我懂，可我实在不方便再来了，通知北京照相再邮寄又要花半个月。那位官员不再言语，想必是受理了。正当我连声道谢时，看见他用红笔大字在孩子入境申请表官用栏中写下‘申请人照片不符规格，是应申请人母亲强硬要求受理的。’写完后，他对我说：‘我们这里只有受理权，审批的是东京总局，如果结果未准，请你自己负责。’说完，他便去接待下一个来访者了。我顿时双眼噙满泪水……”
“那么结果呢？”小王语调轻松地打断我。
“本来可以六月初来日的，现在变成了七月中。” “祝贺你！” “祝贺？”
“儿子成功地躲过日本的梅雨季，不该祝贺吗？迎接他的总不该是个大澡盆吧？我的一个朋友恰恰是在梅雨季来日的，问她对日本的感受，她便说日本是个大澡盆。”
明明知道她是在安慰我，还是不禁笑了。可是又觉得今天的诉苦尚未尽兴，于是又在大脑中搜出了苦恼：“你说我倒霉不倒霉。孩子在北京半年从未生病，可到我买好机票去接他，又闹肚子又发烧……”
“那一定是智慧烧。你没听说现在有些孩子发一次烧便能站立，再发一次烧便能开口。你要好好留意儿子开发了什么新智慧、新潜能。”
小王就是这样，无论对朋友的事还是对自己的事，也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总能够在一瞬间驱动正向思维，思路如同葵花向日一样总往正向伸展，你无论有什么心事，只要和她聊上一会儿，则必定随她漾起收不住的微笑。她说要用一个微笑换一千个微笑，还说先换我的一百个。她的其他朋友简直把她当成情绪领袖。
作为同性，我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的“情绪场”的魅力。对待任何事情她都有一种古人所说的“平常心”，有一种我已久违了的逍遥。当我向她取经时，她答“我比你自私呀。所以才不肯心理支出。”
我干脆问她：“你这是天生的吗？”
她的笑容突然冻住了，语调低低的。
“几年前，我父亲做了心脏手术，我做梦也没想到手术竟然出现了麻醉事故。父亲再也没有醒来。父亲手术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女儿去动物园。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死。父亲走后，我从人哭成了鬼，精神全线崩溃了。但是，渐渐地我的思维开始流动起来，不再停在这一个死结上。医疗事故是医生的罪过，可是用医生的一次罪过在心中重新经历无数次这场惨剧，一百次、一千次地把自己折磨得死去活来则属自己的罪过了。这样，父亲在天上也无法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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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商数（2）
“后来，我读了一本关于情商的书，知道了心理学的一个新概念——情绪商数。专家们认为情绪商数是比智力商数更重要、更能决定人生的商数。我开始刻意操作自己的情绪，情绪也真的开始得以控制。你问我为什么总有好情绪、好状态。大概现在我的智商不及你，情商则高于你吧。不过，我们身在海外，无依无靠，你不注意情商建设可要吃苦哟。”
我记住了小王的忠告，并约好下周一起去森林公园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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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父（1）
（一）
在东京我参加过一次KDD指日本国际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主办的春节盛会。会上，一位年轻的中国歌手在热唱母亲。我虽穿着高跟鞋，还是被埋在了观众堆里。前前后后尽是些可爱的娃娃高高地坐在父亲的肩头。随着那声声委婉悠扬、如泣如诉的“妈妈”，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两眼发潮了。
朦胧中，我望见了父亲披着晨光，伫立于大海的彼岸；我感到了上帝洒下两捧金汤，阳光淌满我的臂膀。转眼间，我羽化了，我扶摇直上，向着那片天地展翅高翔……
每当乡情袭来，泛起离愁别绪，总是想起母亲。每逢思见母亲，父亲总是相伴而来。在我心中，父爱母爱是浑然一体的无上亲情，是难解难分的连锁慰藉。在母亲的赞歌中，我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的巧。
一九五七年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声学专业，母亲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父亲毕业后即来到首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母亲随后也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五十年代末，这一对镇江老乡、南大校友在北京喜结伉俪。就在中关村四十六楼的一间小北屋里，他们安下了家。家什有一张木床，一张三屉桌，两个木凳和两只皮箱。一九六一年六月，我降临人间，双亲乐不可支。初到人间，我便拥有两个温暖的摇篮：一则母亲的怀抱、父亲的臂弯，二则一张乳白色的小床。小床的精美程度让人很难想像它是父亲用一把改锥、一根锯条和一堆木棍做成的。直到很多年以后，当它又成为妹妹的摇篮时，依然毫不逊色。只是那耀眼的雪白均匀地演变成沉静的乳黄。
我们这一茬人生不逢时，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粮油限量供应，鸡蛋价格昂贵。生活入不敷出，温饱难解。在一个黄沙漫卷的傍晚，父亲抱回了一只母鸡，兴冲冲地对妈妈说：“小帅有鸡蛋吃喽！”母亲看了看这位孱弱的不速之客，摇头叹道：“该用什么来喂你？”在那个岁月，连菜帮菜根也早已成为几亿人的充饥品。
在我家四面透风的小阳台上，父亲搭了一个保暖的鸡窝。鸡窝里面放着两个旧罐头盒，一个用来盛水，一个用来装食。母鸡生活的“基础设施”建造完毕后，父亲开始每天下班后拾些野草回来。一进门，便把家里的切菜板翻过来“咚咚咚”地将拾到的野草剁碎，开始忙起他的“科学实验”。
经过一套完整程序的加工，几日后野草中居然钻出了一条条幼虫，“科学实验”成功了。如此困难时期，我家的这只鸡竟能每日摄取高级动物蛋白。母鸡渐渐强壮起来，很快便开始下蛋。父亲在一个笔记本上，为母鸡的出产情况做了详细记录，产蛋日、产蛋数、累计等数据均有完整记载，末笔是：“此鸡产蛋共计二百五十六个，滋养了我家帅儿。”当它走完生命的里程后，父亲在它生前居住过的小阳台上立了一个碑，纪念这位雪中送炭的使者。
直到现在，父亲说起我小时候的事情时，依然会谈起那只母鸡，谈起它的产蛋记录，谈起它对我的营养贡献。
事过境迁，今非昔比，如今人人都能吃上鸡蛋。听说有个孕妇每天吃十好几个鸡蛋，结果眼压骤增失明了。在日本吃鸡蛋简直比喝茶还便宜，有留学生用粗话描述：“吃鸡蛋已经吃出了鸡屎味。”尽管如此，我不曾敢糟蹋过一个鸡蛋。我怕爸爸妈妈说我忘本，我怕那只母鸡的亡灵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