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没有。与过往记录不同，与历次搞运动的传统不同，反右以来，从此只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强硬再强硬。就因为这个运动最玄乎，最不具体，争议最多，没有或很少铁案，只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飞花案分析案论说案，如果开开一个口子，如果平反三个五个，有可能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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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2）
规定是两个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后芳乘火车送我到了雁翅。买不到硬座票了，我们俩干脆买了软席，偷偷摸摸，怕被人看见。却像一次小小的新婚郊游。这样的事也只有我们做得出来。
我想到在批判我的关头，我曾经中午一人悄悄地到附近的欧美同学会吃西餐。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也远远不是浮华者奢侈者，我接受批判，同时深信早晚能化凶为吉，化坎坷为坦途，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饮食起居，必须兴致勃勃地生活下去。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儿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因为秋收和深翻地大跃进，延迟了休假。我给三个月的儿子唱那个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歌《丢戒指》，王山随着我啊啊地叫。不久，这个影片与歌曲也都在报纸上受到了批评。已经愈来愈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情况了，你喜欢什么，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长到二十多岁，第一个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农村是桑峪。当地人自称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口音特别，称叔为“绍”，称累了为“使”得慌或“使”着了，称有病是没精神。出门即山，梯田步步高，核桃树枣树，桃花梨花，荆蒿蔓草，花朵蜂蝶，山路崎岖，沿沟而上，山形险峻，移步换景。奇峰、奇石、奇路、奇田、奇溪、奇涧、奇谷，个神仙世界。登高望远，山村如画，山外公路，车辆如梭。春夏秋冬，阴晴寒暑，日月星辰，风雨雪霜，端的是无限风光，无限变化。这是哪儿来的机遇，脆弱的幼稚的神经纤细的王蒙能到这里一游一走一干活一锻炼一成长！
我就是这样想，真实又乐观。
根本不存在别的选择。
这里是老区，农民中就有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又赶上了千年不遇的大跃进，花样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点到玉米地里。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吃一次馒头，消息传到几十公里外，到了这一天，各地亲友来桑峪白吃。最高还吃过油炸黄米（黍子）面粘糕蘸蜂蜜。农民相信这是最耐饥的食物，谚云：红薯一溜屁，切糕二里地。秋季早战，每天夜三时前起床，先是背萝卜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后来全部冻坏。接着深翻地，翻出阴土，造成减产。全民做诗，大跃进民歌响彻云霄。扫盲落实到人，三个月要消灭文盲。立秋节气家家门框上插着核桃叶。石块垒墙，石板代瓦盖顶子的民居简陋，但是好看，绝对比日后小康了挣了不少钱了的农民，盖的瓷砖贴面、塑钢门窗的新房好看。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们，一面劳动一面高唱“共产党领导，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无边！盘龙山上锁盘龙呀……”“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
前一个歌约出自影片《降龙伏虎》，后者出于《芦笙恋歌》。属于下放革命干部者，按期休假，他们看过这些电影，我们是看不上的。《徐秋影案件》则是在农村露天放映的。《芦笙恋歌》的原著是彭荆风，也已在运动中落马。
1958年4月，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势发展觉悟提高，腐朽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过去的剥削阶级不想变也得变，有少数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无关大局……
文章气势与内容都使我们深为触动。我们这人互相提醒不要变成花岗岩脑袋。一位爱讲笑话的“分子”说过，我们是反动派，但不是纸老虎，最多是纸老鼠，这次他又说，我们做不成花岗岩，最多做个花岗搓（读chai；第三声，即包谷糁子，为当地常吃的食品）儿粥。此话传了出去，本以为会批一通，结果尚称温馨，没怎么样。大概左派们听了这种玩笑也忍俊不禁。另外糟蹋自己硬要说也可以算是认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现，不无可爱吧。这段期间，我们的口才就都放在自我糟蹋上了。如领导让我们评改造的“上游、中游、下游”。我们干脆自称“下流”。谈到何时被揪，便说那时脸色与“屁薰”的一样。说到谁谁死了，便说无非“臭了一块地”。说到自己怎么“定了性”，划成了什么什么，便说“这回踏实啦。”
我们也参加了工具改革，什么什么都要车子化，还到北京参观了北京下放干部们搞的工具改革展览。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招改革工具，但也要作冥思苦想状，在纸上画了一些改进后的背篓子的图，无疾而终。
夏季，报上出现了快乐的言论，说是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太多吃不完，要考虑今后三分之一田地种粮，三分之一种花，三分之一休闲。到了冬天，却只剩下了一天喝两顿玉米搓子粥的份儿。拼命灌稀粥，灌得肚皮快要胀炸，五脏疼痛挪位，仍然不饱。然后只剩下了尿尿。大便少而且只有包谷皮皮，第二天风一起，大便居然毫无痕迹，真是干净得很。于是你病我病大家轮着生病，我也是一会儿长针眼，一会儿拉稀，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咳嗽不止。乡里有一个中医，是跛子，他的老婆是哑人，但很健康。他帮助了我们艰难地挺了过来。
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3）
即使这样，桑峪的经历仍然被我珍重，我与大自然，我与农村农民一拍即合。茫然中使我兴奋，宽阔中使我慰安，山野中使我得趣。我得到了新体验，新知识，新感觉。例如当地农民对于酒的评论，他们只承认白干，他们说葡萄酒是“酸泔水”，说啤酒是“马尿”。他们说“北京出（产）什么？就出大粪。”他们还说北京的东城，富人多，大粪有劲，价钱也比西城区的粪高。我们的掏粪队长李三，是当年的队游击队长。他一再嘱咐我们，越是脏活，越要做得干净利索。我也难忘公社化时家家把自己的淹好了的咸菜缸往食堂里送的情景。我也不能忘记立秋节气时家家门上插上一枝核桃叶。小子何德？与闻其盛！
也许这当真是阿Q精神？也许我当真忘记了自己的严峻处境？也许我的细胞里有中国失意文人徜徉山水之间的遗传基因？我毕竟还年轻，没有什么好着急的。山风清爽，山色斑烂，山径畸岖，山石踊跃，山野辽阔；水光鲜丽，水波粼粼，水道弯曲，水声如语；星空如洗，皓月如银；地块参差，田亩雕砌，草木旺盛，虫鸟飞翔；地气徐来，炊烟袅袅，农事辛劳，节气分明，民风朴厚，民俗亲近……美哉桑峪，秀哉山村，何缘相亲相依大半载，如诗如梦也哦！
二十五、一担石沟（1）
1959年春季，桑峪远山梯田上的梨花盛开，洁白如雪，（花瓣）翻飞如蝶，最美丽的季节到了，我也到了告别桑峪的时刻。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名叫屁股峪，需要爬一个小时山路的地点去看梨花了。这儿有一株我平生看到过的最大的梨树。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主要是市团校的工作人员们回城了，我们这些另类被分配到潭柘寺附近的南辛房大队一担石沟。
一担石沟山势更加陡峭，梯田更加窄小，许多远地都已荒废。这里在大跃进中成立了造林大队，由市委、团市委、北京日报等单位出资、出人造林，远山油松侧柏、近山苹果蜜桃，还想搞点副食生产补助机关。由一位王姓主任负责这里的工作，上述单位的干部轮流前来劳动，一至两个月为期。我们编为八班，为长期工。另有一七班亦是长期，人数较我们少，属于历史有问题者。七班有一位同宗，旗人，说话极雅致，客气，温柔，标准老北京，略带女气，满脸带笑地用多礼的腔调对我介绍说：“您老八班是右派分子，我们七班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调门与社交场合互相介绍：“这位是张老板，那位是刘二爷……”绝无二致。所谓语言暴力的另一面会成为语言的润滑与失义，成为语言的程式化空心化与社交化，就像英语称呼谁都是dear。我不知道，英语民族枪决一个犯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说“请过来，我亲爱的” 。反正我听过老舍先生对于丁玲的批判，他说“……还有您，陈明同志，您的思想也是反动的……”他的第二人称尊称称谓，绝对一丝不苟。这位七班的老王君说起什么分子什么分子，也满溢着老北京“旗人”的穷而好礼，幽雅规矩。如果那五（邓友梅小说中人物）在场，该也是这样说话的吧。
这里我接触到了更多的帽子人物。我发现，相当一部分不是由于右，而是由于太左才找了倒霉。一位少年得志，已经是副局级的很红的青年纪检领导干部，在运动高潮中上缴了自己的日记及与弟弟的通信，结果兄弟俩同时划为右派。一位团的纪检骨干，在运动基本结束的1958年7月1日——党的生日，慷慨激昂地大讲坚持延安传统的重要，痛批一些人进城后忘了本，学了陈士美停妻再娶，甚至堕落成右派。他的调门高了些，干脆，他就是右派。一位耳朵背，一副愚忠模样的同志，到了扫五气和向党交心阶段，狠狠地交了一回心，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结果是请君入瓮。一位女性热爱文学，少有成果，便在运动后期把自己的没有人用的作品初稿交上去了，据此，右而派之。
当时已经有一些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的非议传出来了，1958年苏共在赫鲁晓夫的控制下把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定成反党集团，一位小干部表示对赫的不满（王按：他可能是为了表现积极），说“把莫老头接到咱们这儿来吧。”结果把他定成右派。一位长相漂亮、目光如水、出身名门文化教养很不错的女性，当了右派以后一再称颂对自己的批判如何“深刻”。还有两位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则主要是为人有问题，犯浑，爱吵，说粗野的话，弄成右派。我们班有一位理发师傅，自称不是干部，当不了右派，他是因了对统购统销乱讲话定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
八班有班长副班长各一人，领导大家。造林队办公室的王主任比较适合抓生产，他对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太钻得进去。一次他听八班的总结批判讨论会，睡着了，鼾声大作。于是二位班长挑起了担子，树立了很强的领导意识，并说过能领导这么一些人也不简单，将来回忆起来是有意义的。他们极力组织思想批判，用运动中自己领教过的方法与语辞自己搞自己。动辄深夜开会，抓住点什么就猛斗一气，一次斗得北京日报的漫画家李滨声几乎晕倒。“恬不知耻！”“自取灭亡！”“反动本能！”“欲盖弥彰！”时过午夜了八班还在喊叫不停，最后是其他班的具有革命干部身份的其他临时来参加劳动的同志提出意见，认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丑调百出，扰人清梦，恶心讨厌……后来才稍稍降了一下斗争温度。可以说这是风欲静而树不止的奇观。
公平地说，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二位班长身上，众右派们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至少是习惯于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粗暴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施于人。不欲已受，必授他人。不欲，则授受最亲。常挨打的人打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变种。
二位班长还有雅兴抓文艺，下令我写一个反映右派改造的话剧剧本，并称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有意义的。我明知没有法写，但也天天熬夜，作苦思状。
二十五、一担石沟（2）
无电灯，熬夜用明拈儿烧煤油（人们管这样的灯叫做“秃小子”）的灯照明，冒着黑烟，第二天所有的人五官黛黑，尤其是鼻孔，黑得出奇。我说，这样的灯冒出的烟中未充分氧化的炭分子太多，被众人笑道“王蒙的脑子里净是没氧化的炭分子……”无法再说下去，其实改善一下灯的状况不难，但是这里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对科学与科学主义的轻蔑：都右派了，要科学有屁用？你鼻子不薰黑，谁来薰呢？
文艺活动倒还颇有成绩。我们中有一位少年宫的音乐老师，他指挥我们合唱，旧调新词，表达改造决心。“挑水来上山呀，我们的意志坚，不管风大天又寒……”歌词是新作，张永经（后任北京市广播局长）作词，音乐老师作曲。“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地满山坡……”也是张作词，用的是《亚克西》的调子。“啧噶啧噶撒拉拉崩”，用的是江苏民歌，什么词忘了，但调儿实在好听。通过这些活动我初步养成了唱歌看指挥手势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一唱歌，就要齐声高唱劫夫作的《社会主义好》，尤其要大声唱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句，一面唱一面互看莞尔，是为了表明立场的转变与彻底的服气吧，我想是这样。但从革命者方面看来，不知是何观感。
这里的学习、小组会主题是认罪，这个逻辑颠扑不破，很绕人：只有承认自己反党，才证明有可能改成不反党。想改成不反党，必须确认自己反党。声称自己没有反党，就是与组织（说你反党）唱对台戏，证明至今仍在反党。表白不反党是反党的铁证。自责反了党，则更是确实反了党的供认不讳。但存有希望：未来尚可能不再反党。却毕竟是铁案如山，永无翻身之日。翻过来掉过去，难逃反党恶名。这也像那个著名的难题，你到了某地，说实话要烧死，说假话要淹死。这又像那个著名的某某条军规，神经正常的人不准退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