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影于鸭绿波中，时有鸳鸯翡翠，往来游戏，沉李浮瓜，最宜消夏，无复知有褦襶红尘者，楹联云：“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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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爱名花抵死狂……宋·陆游（1）
爱花之人，爱花成癖，如痴如狂。只因此乃人性率真的表现，为花而狂，又有何妨……
苏州的邓尉和元墓一带是观梅的胜地。邓尉在吴县西南六十立的光福乡，是汉代隐士邓尉居住的地方，以此得名。宋淳祐年间，高士查莘在山间广植梅花，后来当地人以种梅为业。初春时节，满山香雪重重，幽香不断。清康熙时江苏巡抚宋荦见此景致，曾题“香雪海”三字于山石上，邓尉遂有香雪海这个雅号。元墓在邓尉东南六里，不过是一山相连，因晋代毒州刺史郁泰元葬于此，故以为名，也是著名的梅乡。赏梅人可以在邓尉和元墓之间一路看过去看过来。清人顾铁卿曾在《清嘉录》中记述了道光年间时人观梅的狂态：
暖风入林，元墓梅花吐蕊，迤逦至香雪海，红英绿萼，相间万重。郡人舣舟虎山桥畔，襥被遨游，夜以继日。
人们为了看梅，带上铺盖卷儿（襥被，意为以包袱裹束衣被），困了，打开包袱，拥被而眠，醒了，卷起铺盖就走，夜以继日，徜徉在梅林之中，热情之高，令人咋舌。
每至花时，爱花之人出户远足，“襆被遨游”，迷途忘返。且不说上文“观梅”，早在唐宋时洛阳人观赏牡丹，已是如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舒元舆《牡丹赋·序》）“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风俗记第三》）若是居住在毗邻山野、名花盛开之处，必定吟赏不休。北宋文豪苏东坡谪黄州时，便是如此：“居于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而独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东坡为作长篇。平生喜为人写，人间刻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得意诗也。”（《古今诗话》）爱花人若是见到邻家园中的花，必叩门求入或设法亲近。据载北宋名士韩持国刚毅果敢，风节凛然，而情致风流，卓然不群。“许昌崔象之侍郎旧第今为杜君章家所有；厅后小亭仅丈余；有海棠两株。持国每花开辄载酒日饮其下；竟谢而去；岁以为常。”（《石林诗话》）北宋词人秦观在黄州，“有老书生家海棠丛开，少游醉，卧宿于此。明日，题其柱曰：‘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冷斋夜话》）爱花人若是家中自有小圃，那么亲手种植，培土灌溉，修剪养护，徘徊品鉴，便会到了目不能舍，手不能释的地步。宋代养兰名家王贵学便是如此。他深谙兰性，“炎烈荫之，凝寒晒之。蚯蚓蟠根，以小便去之。枯蝇点叶，以油汤拭之。摘莠草，去蛛丝。一月之内，凡数十周伺其侧”。（《王氏兰谱》）他不仅植兰，更在于识兰，他说“兰，君子也。餐霞饮露，孤竹之清标；劲柯端茎，汾阳之清节；清香淑质，灵均之洁操。韵而幽，妍而淡，曾不与西施，何郎等伍，以天地和气委之也。”（见《王氏兰谱》）
怡情山水花木之间，正是人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一个体现。古代圣人孔子早就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人们游历于林泉美景，可谓兼得仁、智二者之乐了。人们爱花，爱得如醉如狂，传诵着许多佳话。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也是第一位对花草大书特书并对花草怀有深挚感情的诗人。古人奉他为兰花花神，因为他在《离骚》、《九歌》中多次赞美它，此外，大量的香花香草交织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除了兰，他提到的花草实在不少，如辟芷、木兰、秋菊、菌桂、申椒、留夷、揭车、杜衡、薜荔、胡绳、芰荷、芙蓉、菉葹、萲茅、筳篿、麋芜、女萝、石兰等等，这些花草即使今天的植物学家也未能完全辨识清楚，注释者往往套上一个“香草名”，便算“达诂”了。这许多花草之名像是信手拈来，却皆成意象，很好地抒发了他炽热的感情，寄托了他高远的心志。他的作品因此充满了五彩缤纷的画面和动人的浪漫主义气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为爱名花抵死狂……宋·陆游（2）
陶渊明爱菊是出了名的。他弃官归隐后亲手种菊，宅旁篱边，随手采摘，可以顷刻盈把。九月九日重阳节的时候，他必坐在宅边菊丛中，以采菊赏菊来度佳节。他首开品菊之风，留下许多咏菊之作。“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千古传诵。后来“东篱”成了陶渊明和秋菊的代名词，陶渊明也就成了热爱菊花的代表。
南朝齐梁人何逊，在扬州作有《咏早梅》诗，托花寓情，含意深远，受到后来许多大诗人的激赏，如杜甫说：“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何逊后被人们奉为梅花花神。唐开元中，明皇妃子（据周密《癸辛杂识》考证：“粒者，鬣也。”五粒松即五鬣松，今称五针松）最爱梅花，宫中居处的亭槛边，植有数株梅，明皇亲自题匾曰：“梅亭”。梅开时，她整日在花下吟咏，直到夜半还顾恋不肯离去，明皇见状戏呼她为“梅妃”。（见插图6）杭州孤山梅林在唐朝已久负盛名，罗隐《梅花》诗：“吴王醉处十余里，照野拂衣今正繁”，便是写照。入宋，梅花更是见重于世，爱梅成瘾的北宋高士林逋隐居孤山后，日日与梅林相伴，可谓乐得其所。他因此能深切体味出梅花的韵致，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来。
宋代文豪苏东坡，爱花也爱得大不寻常。他白日赏红海棠不够，夜里还徘徊不去，举烛观花，说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后来许多人观赏海棠时，都会想起东坡这段痴情，也顾不得去避什么效颦之讥了。如梅尧臣《海棠》诗曰：“朝看不足夜秉烛，何暇更寻桃与杏”，陆游诗曰：“贪看不辞夜秉烛，倚狂直欲擅春风”，吴芾诗曰：“何日故园修旧约，剩烧银烛照红妆”等等。
明清以来，爱花之人愈加众多：明万历进士王象晋，喜植花草树木，暇时将自己的栽培经验手记下来，历经十多个寒暑，写成《群芳谱》一书，广为流传。明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自称“负花癖”，每当种花时节，顶风冒雨，辛勤耕耘，连栉发沐浴都忘记了。明清之际的金乳生种植草木百余本，除虫施肥，“事必亲历，虽冰龟其手，日焦其额，不顾也”。（《陶庵梦忆》卷一《金乳生草花》）清初文学家归庄有牡丹癖，曾“自崑山而太仓、而嘉定、而南翔，看牡丹三十五家”，又“久闻洞庭山牡丹多名种，遂不远百六十里，涉太湖之波涛，二日而到山”，“结伴寻花，或舆或杖，僻远之地无不至；有初至不得者，辄再三往，必得观而后已；……昼则坐卧花前，夜则沉形花下，如是数日”，“挂帆渡湖，至虎丘观花市而归，复遍历崑山城内外有花之所”，“浃辰之间，看花五十余家”。（《看牡丹诗自序》）杭州人陈淏子，喜读书，爱种花，著《花经》一书。尝云：“余素性嗜花，家园数亩，除书屋讲堂、月榭茶寮之外，遍地皆花竹药苗”，（《花镜》卷二）“世多笑余花癖”，自号“西湖花隐翁”。（《花经·序》）戏曲理论家、作家李渔爱花如命，说他四季具有特别钟爱之花，谓之“四命”：“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夺予一季之也。”（《闲情偶寄·种植部·水仙》卷一四）乾隆时人余鹏年，经常召集弟子中懂花草的人以及老园丁，一起到曹州各处花圃中去勘察、研究、仔细写下笔记，回家后，再核对前人的说法，终于写成《曹州牡丹谱》。撰有《牡丹谱》的嘉庆时人计楠亦自述“癖好牡丹二十余年”，他的圃中有来自亳州、曹州、洞庭、法华等地的牡丹，“求之颇广”，为了扩大品种，他同各地许多植艺大家保持着联系，一到“花时每以新种投赠，秋时分接”。同为嘉庆时的上海人杨钟宝，景仰濂溪先生（周敦颐）之说，爱荷至深，成《瓨荷谱》一卷，被人称为“诗狂花癖，与俗殊酸咸”。（《瓨荷谱》陆秀农序）仁和人景亭北“性喜菊，花时连畦被畷，烂如霞锦，自称菊公”。杭州人陈杞，其先人爱菊，至杞嗜尤深，“凡贮土、留种、分秋、登盆、理缉、扩养之法，无不精究。闻有贵种，必百计以求……至老不倦，以菊叟自号。”（《清稗类钞》）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新学会社出版了一部《春晖堂花卉图说》，作者许衍灼在自序中亦自称爱花成癖，园中自种很多花草，因有感于古来许多培花书籍多有失之偏颇，故特采撷名家养花技艺，汇编成书。
一、为爱名花抵死狂……宋·陆游（3）
对于异乎寻常的执著，人多以“迷”、“痴”来加以形容。爱花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便可称之为“花迷”、“花痴”了。上面所列诸君，皆可以用“迷”、“痴”冠之。古又有“癖”字，原义是腹有积聚而成块的病；后又引申为指形成习惯的嗜好。人称酷爱山水为烟霞癖，五代前蜀诗人贯休诗句有“难医林薮烟霞癖”，烟霞癖便是自谓。同样，爱花成瘾者，人便称他有花癖。以上诸君，都属于有花癖之人。然而此癖不但不会致命，还颇为可爱，甚至可敬。原因何在呢？
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是一个洋溢着欣欣生意的机体，天地万物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一个“情”字，被当成了宇宙间万物沟通、联结的线索和桥梁。天地中一切之一切，都内蕴着生命和情感，而正是由这生命和情感的维系，天地中一切之一切，才能构成一个休戚相关的和谐世界，而正是有了这“情”之种子，才使世界告别死气沉沉的混沌，萌发出开天辟地的生机。
人既为天地所生，自应秉赋天地之情意。天地陶成万物，人亦是天地所化育的，故天地对人是有情有义的；而人对天地万物亦应像对待父母兄弟一般，要有感戴和护爱之心，否则就是不仁不义，缺少善良心肠。
古人重情，尊情，视情为天地万物之至性。虽然儒学尤其是自宋以后的儒学提倡以“理”制“情”，佛家亦把“情”当作烦恼之根源而要求灭之，然而情在人们心中从未被彻底抹杀。特别是到了宋元理学影响势微的晚明时期，尊情之说有了最充分的表述。小说家冯梦龙在《情史》中说道，人之有情犹如草木须发芽一样，“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情史·情芽》）人之无情则形同僵尸，“虽曰生人，吾直谓之死矣”。（《情史·情通》）人而无情，生不如死；情乃生命之源泉。他更是前无古人地提出设立“情教”，来“教诲诸众生”，公然表示要以情教来反对禁欲主义的理教，取代理教而来承担民众教化的职责。
晚明人士很重情感，每每自称是“有情人”，标榜至情至性，尊崇情圣情痴。在他们看来，爱物成癖，正是人情放佚、天性率真的表现，“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是人生一大快活。而花是世间美的集中体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只有爱花爱得至情至性，爱得如痴如醉，那才值得称道。中国文学史上强调独抒性灵的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就是这祥主张的，他说：
嵇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块俊逸之气者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全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古之负花癖者，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古之负花癖者，闻人谈一异花，虽深谷峻岭，不惮蹶躄而从之。至于浓寒盛暑，皮肤皴鳞，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将萼，则移枕携袱，睡卧其下，以观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后去。或千株万本以穷其变，或单枝数房以树其趣，或臭（嗅）叶而知花之大小，或见根而辨色之红白，是之谓真爱花，是之谓真好事也。（《瓶史· 好事》）
感情专注，到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的份上，那才称得上是真有所癖。无癖之人，便是缺乏感情之人，那是些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箭头直指世上那些伪君子、假道学先生，用语极为辛辣。相比之下，有癖之人反而都是性情中人，怎不令人钦佩？
袁宏道本人就称得上是一个十足花迷的人。他撰有我国第一部插花专著《瓶史》，在这部论说瓶花水养的奇书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爱花成嗜。无论是屈原、陶渊明、何逊、苏东坡，还是袁宏道、李渔，此等“花癖”、“花痴”在中国史上并不少见，乃是中国爱花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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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翠幄围娇不受尘……明·张淮（1）
花乃风雅之尤物，最经不得风尘。百般呵护，诸多禁忌，只因爱花……
著名文学家鲁迅二十岁那年作有《惜花四律》诗，其中最后一律写道：
繁英绕甸竞呈妍，叶底闲看蛱蝶眠。
室外独留滋卉地，年来幸得养花天。
文禽共惜春将去，秀野欣逢红欲然。
戏仿唐宫护佳种，金铃轻绾赤阑边。
鲁迅自小对花卉有浓厚兴趣，他在家乡绍兴读书及后来在绍兴府中学任教时，在家中天井和百草园中广植花木，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订正过清人陈淏子《花镜》一书中的某些错误。这首七律最后�